松潘战役到夏洮战役：长征新观察

敌胡宗南部在平武、松潘地区集结27个团的兵力，伺机向我扑来。为了攻打松潘，消灭胡敌，6月28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下达了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前进的行动命令，将整个部队分为左、中、右3路军及岷江、懋功两个支队和一个后方警备部队。以一方面军为左路军（林彪为司令员，彭德怀为副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杨尚昆为副政委），四方面军为中路军（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和右路军（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委）。另组建岷江支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懋功支队（何畏为司令员兼政委）、后方警备部队（周纯全为司令员兼政委）。

29日，中央军委在两河口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强调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路军，在岷江西岸向北挺进，作为进攻松潘的主力部队。计划要求上述3路军于7月7—16日分别集中于箭步圹、上让口、芦花、红土坡之线。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表示同意攻打松潘，但行动上却对《松潘战役计划》的实施持消极态度。他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致使3路军集中的计划未能实现，造成我军攻打松潘的被动局面。张国焘由两河口回到杂谷垴（今理县）后，于7月7日召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煽动对立情绪。此外，张国焘还策动部属以各种名义与方式，建议党中央改组，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军委增设常委，甚至公开要求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肯调动四方面军。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分别兼任前敌总指挥和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指挥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原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仍旧。

7月中下旬，一、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别集中到毛儿盖和卓克基一带。7月21日，中央军委重新部署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主力向松潘进攻的行动，决定组成5个纵队和1个右支队，以四军之4个团组成左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限24日集中于小姓沟地区；以一军之十二师和三十军之八十八、八十九师共11个团组成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限26日集中于毛牛沟以西至哈龙、毛儿盖地区；以三十一、四军之4个团，十一、二十五师各两个团共8个团组成第二纵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限28日止集中于哈龙、毛儿盖地区；以三军之4个团、九十师两个团、四军之3个团共9个团组成第三纵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杨尚昆为政委），除十三团外集中在黑水两岸，为后续策应的兵团；以九军之5个团、五、三十二军及二六二团共9个团组成第四纵队（倪志亮为司令员，董振堂为副司令员，周纯全为政委），作为向阿坝前进的左支队，限27日止以主力集中于马尔康、卓克基地区；以九十一师之3个团、三十三军共6个团组成第五纵队（詹才芳为司令员兼政委），在茂州下游向两岸直至理番、杂谷垴及草坡、耿达桥方面为钳制掩护队。上述军队区分表明：一、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混合编制，并依据目前所在地理位置，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左、右两路军的雏形。(www.xing528.com)

根据《松潘战役计划》，红军主力集结在芦花、维古、石碉楼、哈龙、毛儿盖地区，准备攻打松潘，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为了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从8月1日起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以攻占阿坝北向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为战役目的，并对松潘、岷江两岸及在金川两岸之敌进行监视和回击。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这一新的战役目标是：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我军之所以放弃松潘作战行动而改为夏洮战役计划，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1）我军未能高度迅速调动部队，使先遣部队与后继部队相隔太远，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2）敌情发生较大的变化，敌得知我军攻打松潘，胡宗南军主力先于我集结于松潘及其附近，杨森、刘湘、李家钰、刘文辉、李抱冰、邓锡侯、孙蔚如、鲁大昌、薛岳等部敌军正紧缩对我军驻地的包围线；（3）敌人利用土司番兵在毛儿盖、包座地区阻我北进；（4）粮食及其他给养困难；（5）张国焘到毛儿盖即对北上方针动摇，推翻了松潘战役决定，主张红军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