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长征新观察与遵义会议

四渡赤水源起遵义会议。聂荣臻回忆说：在会议上，“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1]聂荣臻还具体分析了四川优于贵州的条件。经过大家商量，遵义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相关决议中认为：“遵义一带地形条件不好，北有长江，东、南有乌江，西有横江和横断山脉，不利于红军大规模机动作战；当地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吸食鸦片比较普遍，红军难以扩大。”^[2]另据当时红军总部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的军事会议上，是朱德、刘伯承建议从赤水北上，选择在宜宾与泸州之间的江面作为渡江点，因为他俩知道，这段江面较宽，流速较缓，利于大部队渡江”。^[3]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重新成为领导层的一员，同时却否定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很显然，当时的毛泽东不主张北渡长江，但他服从了会议的决定。

一渡赤水的序幕是1935年1月下旬的土城攻坚战，目的是为北渡赤水扫除障碍，因为土城是赤水的一个重要渡口。据聂荣臻回忆，“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4]又据杨成武回忆，“在赤水与我作战的川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增援部队又陆续赶到，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5]再据原川军军官李祖明回忆，“川军第二十一军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时，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是攻坚，目标暴露，致受到相当损失”。^[6]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利在《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中披露，这一仗红军的伤亡高达4000多人。

1月29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发出了一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7]

原计划北渡赤水后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再北渡长江的方案不行了，遂改为西渡赤水经古蔺南部寻机从宜宾以上的金沙江抢渡。最早提出渡赤水的是朱德和刘伯承，目的是贯彻遵义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红一军团的先锋红二师于2月2日进攻敌军严守的永宁城，以打开北进通道，但激战两天未果。北进受阻，于是何去何从成为中央红军的首要问题。

2月5日凌晨3时，朱德在致各军团的电报中要求“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进行渡金沙江侦察”，同时又指出“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机动”。^[8]这一电报表明当时中革军委虽然还在作渡江努力，但已经发生了动摇。

2月6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电告红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因此我一、三军团今6号前进地点应向扎西靠近。”^[9]这一电报表明当时中革军委要求立即渡江的态度已经基本转变，而选择在川滇边境建立根据地，以便以后随时寻机渡江。

当晚7时，中革军委针对已掌握的敌情变化，向各军团发出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10]这一指示有点模糊，既未指明向东发展的目的，又未指明谁是红军的主要打击对象。这表明当时的红军领导层在北进受挫后对新的战略目标尚未形成共识。

2月9日，中央红军向西进入云南扎西地区，召开领导层会议以统一认识，重新确立战略方向，决定重返黔北建立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方案。

2月10日，从破译的电报中得知敌军正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中革军委下令部队立即“转移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11]在这一命令中，中革军委把薛岳兵团作为首打目标。

2月11日，中央红军分3路由扎西秘密回师东进。当晚8时，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12]命令还特别指出川黔边为红军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战。在这一命令中，中革军委改变了前一天的目标，而把黔敌作为首打目标了。

2月15日20时，朱德发出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特别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13]在这一命令中，红军最后选定了主要的打击对象。

红军决定二渡赤水，目的是建立黔北根据地。从选择作战对象的多次变动来看，应该是决策会议不同意见的反映。中革军委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如此犹豫和反复，实在是因为1935年元旦的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4]这一规定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专权，却不料为后来的军事决策带来了麻烦，因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毕竟不懂军事，从而使军事决策过程在反复的会议讨论中显得漫长而多变。毛泽东本人也在1943年回忆时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15]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军事决策方式，也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前毛泽东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二渡赤水后，红军取得了桐遵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建立黔北根据地有了可能。对此，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作了这样的回忆：“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有办法了。”^[16]

为了把希望变成现实，中革军委又决定打击一直对红军紧追不舍的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以乘胜加快建立黔北根据地的步伐。

1935年3月4日，为了在大战前加强和统一作战指挥，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隶属军委领导。

3月5日23时30分，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谢两师的部署》。这表明中革军委已决心打击贵州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因为不消灭这支部队，中央红军就无法建立黔北根据地。

就在又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之际，红军领导层却发生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林彪在3月10日向军委建议攻滇军驻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以捞个便宜。这一建议明显干扰了前敌司令部全力打击敌军主力的计划，毛泽东坚决反对，但在政治局决策会议上却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一致支持，结果还撤销了毛泽东3月5日刚被任命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当晚设法说服了周恩来，才在表面上平息了这一插曲。

3月13日，前敌司令部颁发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以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况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17]前敌司令部这条在打鼓新场风波解决后发布的命令对研究四渡赤水非常重要。它明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作战计划，即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在赤水河两岸展开反复的运动战，全力打击周浑元纵队，目的就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因为这一方式是红军开辟根据地的传统手段。据陈伯钧回忆，“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18]

由于敌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中央红军无法用运动战达到目的，而被迫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周浑元纵队3个师1个旅共15个团以逸待劳，又事先筑有坚固的工事，而“红军能够投入战斗的总兵力只有15个团，除去警戒、掩护和抗击敌增援的部队以外，实际能够投入战斗的还没有敌人的兵力多”。^[19]血战1整天，中央红军损失重大，但未能如愿，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失败，无法在黔北立脚，于是根据前敌司令部3月13日“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的计划三渡赤水，进行转移，再寻战机。

3月16日18时，中革军委发出了三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20]

通过对三渡赤水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直接原因实在是因为鲁班场之战的失利，红军需要迅速脱离险境，一来避免背水一战以保安全，二来以便再行商议以应对危局。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毛泽东真正成为掌舵人其实就在这一时刻。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一面连续出动飞机对中央红军狂轰滥炸，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地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

3月18日，中革军委作出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决定。当时跟随中革军委一起行动负责通讯工作的伍云甫的日记记载：“三月十八日，晴。从陈福村附近出发，行五里即在树林下大休息。十八时继续前进。”^[21]这就是说中革军委这天的整个白天是在树林里办公。

据当时的工兵连长王耀南回忆，他在四渡赤水前夕接受刘伯承下达的任务去检查二渡赤水在太平渡、二郎滩留下的浮桥时，就是在一个“小树林”里，与伍云甫的日记相吻合。因此，可以认为四渡赤水的决策应该是在三渡赤水之后而不是以前。换句话说，三渡赤水有其自身的目的，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为四渡赤水而作的佯动。此外，中革军委还作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就是命令一军团组织先遣部队秘密南下，于3月26日前在草木与九庄之间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

中革军委突然决定离开黔北南下贵阳，是因为红军截获了蒋介石就要到达贵阳的重要情报。肖锋的《长征日记》3月20日记载：“据师通报，蒋介石来到贵阳督战，敌人新的进攻又开始了。”^[22]蒋介石是3月24日到达贵阳的，肯定要提前一段时间通知地方当局，而红军的一名普通干部在20日就得到了下达的消息，军委截获的情报显然还要早几天，所以考虑出其不意兵出贵阳。这样不仅能抢先一步跳出包围圈，让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落空，而且能直接威胁蒋介石本人的安全，从而促使战局出现很大的变数。而且“擒贼先擒王”这一直捣“龙庭”的高招不管结果如何，都将使红军在战场上占据较大的主动权。从这点来看，第四次渡赤水其实是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把握战机的结果。

3月20日17时，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布命令：“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23]命令强调“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24]与此同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四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这两道命令有些异乎寻常，不仅以最高组织形式发布，而且措辞严厉、语气紧张，其目的显然不是针对四渡赤水本身，而是针对四渡赤水后的行动。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历来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第四次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行动的关键是制造继续留在乌江以北的假象，让蒋介石误以为中央红军又回黔北是为了三占遵义而放松警惕，从而能按原定计划达到贵阳。要知道如果让蒋介石觉察到一丝一毫的危险，他就会立刻改变计划，那中央红军的戏就唱不成了。因此，那几天里中央红军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迷惑敌人，尽管在实际上锋芒所指一直是贵阳，但为了防止天机泄漏，军委在下达的各种命令中却一律以“寻求机动”为目标，以尽一切可能保证蒋介石能够在3月24日准时到达贵阳。当时蒋介石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贵阳之行反而成全了毛泽东。因此，第四次渡赤水是真正意义上的佯动，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请“君”入瓮，并使其魂飞魄散，而红军却远走高飞，如入无人之境，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后来称为“得意之笔”的真正原因。

3月24日傍晚，蒋介石偕夫人一行到达贵阳，“君”已入瓮。中革军委得到消息，立刻于当晚11时命令各部红军“以遭遇敌人姿态”迅速“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并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红九军团则继续向东北佯动，以掩护主力的行动。很明显，中央红军是在小心翼翼地南下向乌江靠拢，尽量隐藏自己的行动目标，避免过早地惊动蒋介石，以便最大限度地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3月28日，中央红军开始行动了。红九军团奉命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北进以作最后的战略欺骗，主力部队则迈开大步急速南下以实现真正的战略目的。

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前锋于4月2日逼近贵阳，真是兵贵神速，转眼间就兵临城下了。蒋介石为保障自身安全，不得不就近调滇军“护驾”，从而也就不得不为红军敞开云南的大门。

第四次渡赤水使蒋介石在赤水河两岸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也使中央红军重掌久违了的战场主动权。

如果把第四次渡赤水与前3次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前3次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式虽然比李德的模式大有改进，但还是以攻坚战为主，都是先定下具体目标，然后进行攻坚战以实现目标，而且均伤亡重大。失利之战不说，即使桐遵大捷也是如此。红军先是攻桐梓城，再攻点金山和附近诸多山头，然后攻占娄山关，接着攻克遵义的新城和老城，最后争夺老鸦山和红花岗。红军虽然胜利了，彭德怀却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军委报了份三军团伤亡惨重的报告：“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四个团的编制。”报告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25]

针对这种打了胜仗却难以为继的情况，当时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回忆中作了这样的评价：“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奇伟）纵队还有两个师，周（浑元）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26](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红军必须打运动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红军在长征中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削弱，因此如何挽救和保存这些宝贵的部队肯定成为毛泽东那时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在万不得已必须打仗时，毛泽东当然会强烈要求进行运动战，反对打伤亡重大的攻坚战和消耗战。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周恩来关于打不打打鼓新场的回忆中看出：“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么。”^[27]在以后抗日战争期间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中，毛泽东这种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认识一再得到明确的体现。可见当时那些于战略目标无补有害的攻坚战、消耗战，不管胜负，都不符合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也不符合红军的长远利益。

然而，错误军事路线是一种思潮，人们的认识也有个改变的过程，显然不是靠一次遵义会议和撤换一个李德就能完全解决的，更何况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毕竟还没有立刻从组织上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28]

从第四次渡赤水起，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折，先是声西击东佯攻遵义，再是虚北实南突破乌江，然后声东击西兵临贵阳，接着又调虎离山威逼昆明，最后来个虚南实北巧渡金沙江，完全抛弃了以往先设定目标，然后再不得不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发动攻坚战的那套僵死模式，而是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变化多端，神出鬼没，驰骋纵横，生龙活虎，高瞻远瞩，气势磅礴，真正实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一切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为目的的运动战，又重现了红军前3次反“围剿”时的风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风格和精髓。因此，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杰作和“得意之笔”。

当时“在三人小组里，王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王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29]王稼祥是三人小组成员，他说的情况应该是权威的。刘英的这段回忆明确无误地表明了3个事实：一是从第四次渡赤水起，红军的军事决策再也不是由集体开会讨论决定，否则王稼祥不会要求再开会；二是“三人小组”中的主要决策者显然是毛泽东，否则王稼祥不会对毛泽东有意见；三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与王稼祥以往熟悉的套路截然不同，再也不打使红军伤亡重大的攻坚战和消耗战了。

注释：

[1]《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8页，战士出版社，1983。

[2]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208、21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3]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1页，战士出版社，1983。

[5]杨成武：《忆长征》，第8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

[6]《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第25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7]《遵义会议文献》，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85。

[8]张家德：《论四渡赤水战略目标的区分》，载《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9]《遵义会议文献》，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85。

[10]马齐斌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15、3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1]李勇、殷子贤：《红军长征编年纪实》，第5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12]《遵义会议文献》，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85。

[13]马齐斌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15、3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4]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7册，第151页。

[15]《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85。

[16]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17]马齐斌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8]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19]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21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20]《遵义会议文献》，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85。

[21]《伍云甫长征日记选》，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

[22]肖锋：《长征日记》，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23]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306、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4]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306、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5]《彭德怀传》，第132—13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26]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27]《周恩来自述》，第17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28]《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7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29]《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7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