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者团结一致、服从指挥的作风。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在一些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虽然军队基层以至领导层对中央以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多有不同意见和怨言，但仍坚决地按照上面的指示，互相配合，不独己见，胜利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并没有因为对中央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和不满情绪而滋生事端，影响全局。即使是林彪等人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也是通过一种正常渠道，出自对红军负责任的心理，没有组织小团体争夺领导权的活动。
其次，它反映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顾全大局，将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毛泽东在会议上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彭德怀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他并没有同毛泽东、林彪等人进行争辩，而是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相信战友们会自己去申明，以避免大敌当前彼此间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和隔阂，力求将负面影响化为最小。受到毛泽东无端指责的张闻天也同样忍辱负重，不加辩白，并努力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维持内部的团结。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彭德怀和张闻天以大局为重，将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再次，它反映了一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又勇于自我批评的品德。连日艰苦行军和频繁战斗，有时还就地打圈，间有战斗失利，对中央的战略决策有不满情绪是正常的，黄克诚等人并没有将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消极抵制，反而是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及时地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促使中央尽早地发现问题，最终有效地克服了部队内的动摇情绪。在会理会议上，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1]，但他们又不固执己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会理会议最终能统一思想的重要原因。
会理会议虽然及时地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统一了思想认识，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在会上，黄克诚、林彪、杨尚昆等人的不同意见被指为“右倾情绪”。会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2]，一时的意见分歧和思想认识错误被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3](www.xing528.com)
注释：
[1]《刘英自述》，第74、76页，人民出版社，2005。
[2]《杨尚昆回忆录》，第1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刘英自述》，第74、76页，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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