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茹指出：林彪的信是会理会议的直接催生物。虽然会理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远超出了这封信的范围（比如：作出了“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苏区”[1]的战略决策，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红军和领导机关作了整编和精简，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行动的灵便性），但由林彪的信所引发的问题也是会理会议所讨论的重点。
林彪为何给中央写出这样一封信？陈清茹认为：首先，这是林彪对四渡赤水以来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针不满的产物。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2]其次，林彪的信也是对部队中抱怨情绪的反映。“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3]
林彪的信是不是还夹杂有自己在政治上的私心？从林彪前后的行为来看应该是没有。从四渡赤水开始，林彪就一路牢骚不断，不停地对聂荣臻和军团其他领导人抱怨，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不加隐藏。在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面领导指挥时，也没有私下进行，更是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的面。如果林彪有自己的政治企图应该会在私下进行，但他并没有同彭德怀有私下的商议。刘英的回忆更是证实了林彪此举确实是出自对红军的责任感。会理会议第一天下来[4]，林彪仍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仍然对彭德怀说，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又一次拒绝了。[5]受林彪的信无辜牵连的彭德怀当时也是从公心来理解林彪此举的意图，“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6]如果当时没有这种不满情绪的普遍存在，彭德怀也不会如此揣测林彪。
连日疲劳行军、频繁作战，有时又因敌情不明而战斗失利，出现各种怨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中央事前对此也有担忧。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7]但是，这剂预防针并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多走冤枉路所造成的疲惫不堪和战斗失利使军中充满了埋怨和不满的情绪。
在领导层中，其实不仅是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不理解，作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王稼祥也是如此。他曾对张闻天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8]，并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也有意见。在土城战斗中三军团第四师担任主攻，黄克诚认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就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在一场战役中，存在不同的主张也很正常。反对林彪写信的聂荣臻在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就与毛泽东持不同的观点。彭德怀虽然认为红军采取穿插战术摆脱敌人的四面包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但因鲁班场和习水两场战役没有打好，心里也有些烦闷”。[9]
从当时已弥漫在军中的埋怨和不满情绪来看，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理解并不孤单，而他此举出自对红军的高度责任心也值得肯定。林彪多年来一直追随毛泽东，并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在军中的地位不断得以提升，应该说如果不是出自一种责任心，他没有理由去“恩将仇报”，因为此举可能会破坏两人的关系。此信可能引起的后果，林彪也不可能想象不到。遵义会议刚刚改换领导，此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其所具有的冲击力和爆炸性可想而知，况且此前聂荣臻还一再以林彪本身的地位和党的纪律来劝阻林彪。[10]清楚知道此举后果的林彪仍然坚持己见，也说明了他的责任心。并且，林彪的主张也有他自认为合乎军事原则的成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需要机动灵活的指挥，这在党内也是共识。彭德怀的三军团和林彪的一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作战主力，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方便依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具体作战的方针，理论上也能说得过去。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看到林彪此信的内容后，“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观，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11]，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注释：
[1]《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人民出版社，1981。
[2]《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战士出版社，1983。(www.xing528.com)
[3]《杨尚昆回忆录》，第1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杨振保：《略论会理会议的重要作用》，载《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5]《刘英自述》，第74页，人民出版社，2005。
[6]《彭德怀自述》，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81。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张闻天传》，第2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9]《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人民出版社，1981。
[10]《聂荣臻回忆录》，第259页，战士出版社，1983。
[11]《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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