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对长征的历史地位的新观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者们对于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和观点是不同的。1989年，程中原首先发表了《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一文。该文首次明确地从3个方面确定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目前关于扎西会议历史地位的论文数量并不是太多，有的学者的论文在表述时重复了之前的程中原的“三点”之说，有的则增加到“五点”甚至“七点”之多。不过仔细分析，大多只是在量上作了分解和细化。程中原的“三点”之说如下：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中，有两项是由扎西会议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由扎西会议（2月5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而完成；其二是“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由扎西会议（2月8日）讨论通过。这两件事都是遵义会议上议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一件属于组织上变换领导，一件属于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都是关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的根本问题。遵义会议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扎西会议继续落实以至最终完成的。

就中央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对战略方向“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扎西会议后最后完成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便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这段话自然是反映了扎西会议的观点。扎西会议果断地作出回兵黔北、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的决策。从此，中央红军自觉地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取得了许多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

就全国各苏区与红军来说，扎西会议改变了中央指示缺位问题。首先是改变了自“西征”以来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与组织领导作了明确的指示，为以后坚持3年赣南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红二、六军团通过学习、讨论扎西会议后的战略指示与《遵义会议决议大纲》，“把运动战、游击战提高到战略思想上来认识”，“把过去带盲目性的行动（虽然是合乎实际的、正确的）提高到自觉性的水平”，《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成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的军事指导思想”。^[1]红四方面军对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的战略决策基本是执行的，但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及其《决议》表示怀疑。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党中央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说服。

扎西会议开始了张闻天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张闻天就职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显示了他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统率全党全军工作的卓越才能。扎西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自觉实现“转变”的标志，反映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所已达到的走向成熟的水平。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正是由于思想、路线的一致。张闻天终其一生保持独立见解，在当时谈不上对毛泽东有什么崇拜或依附。他是从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而尊重与支持毛泽东的。从扎西会议就任党中央书记以后，张闻天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再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说来，张闻天都是有力的支持者。(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扎西会议以后，中共内部逐步形成了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借用张闻天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中的话来说，自1935年到1938年这4年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1936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2]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张闻天同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成就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功勋足以彪炳日月。这种领导格局，肇其始者，正是扎西会议。从这一点来看，扎西会议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注释：

[1]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张闻天选集》，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