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决策及长征新观察

时至今日，直接记录扎西会议的文字材料还是没有找到，从长征电文、长征日记、当事人回忆、权威结论等形成的证据链难免有不尽准确之处，但基本情况可以说清楚，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并给“项转中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电令中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局，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1]

2月11日，中革军委又给“省委和二、六军团负责同志”发出电示：“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中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2]

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向“中央分局各同志”发出指示：“放在你们及中央苏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有极大的意义。”“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不是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危险。”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本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之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选派许多适宜的工作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它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3]

2月16日12时，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电，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和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连、横江地域集中，滇敌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处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北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应予配合，牵制金沙江沿岸川军和驻黔东地区湘军的行动。”^[4]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上述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彻底改变了项英等中区来电批评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陈云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指出：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5]

1935年2月5日3时，朱总司令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调整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着手制定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在给林彪、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6]

2月6日1时，朱总司令在给红一、三军团的命令中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7]

2月7日19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革军委在给林彪、彭德怀等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我野战军要“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及蒋介石的部队”。^[8]

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和实施，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敌军预设的口袋，扭转了中央红军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珍本现存中央档案馆，上面印有“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而2月8日正值党中央率红军进至威信县大河滩。由此可以断定，《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还拟定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下发部队，作宣传教育之用。

2月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李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9]这样就使决议得以在部队中迅速传达贯彻。

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等又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贯彻，并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电告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认真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决议》和《遵义会议决议大纲》的传达贯彻，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巩固红军，振奋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

2月10日2时，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出《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10]

通过缩编，除红一军团仍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外，将原10个师30个团按新编制缩编为17个团，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也进行了精简，不少干部下到连队，充实连队和师以下的领导，加强基层，提高红军战斗力，改变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还彻底精简了不少笨重的辎重器材，使红军的编制适应了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斗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同时，又扩红3000余，壮大了中央红军队伍。

扎西会议期间，川、滇之敌追来，对红军已成夹击之势；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较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立即回兵黔北，重占遵义，出其不意地杀敌一个回马枪。

2月10日19时30分，朱德发出《关于我军由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指出：“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两岸，另以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敌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军委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在转移中应力求避免川滇敌之侧击，但在逼紧与阻我前进的条件下应击退之。”^[11]

2月11日20时，朱德根据敌情的变化，进一步作出部署。他在致红一、三、五、九军团的命令中指出：“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据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12]

中央红军在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挥师东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川滇之敌合围之际，从敌军空隙间穿插出去，再渡赤水，出奇制胜，攻克天险娄山关。在桐梓、遵义战役中，正如朱德指出的，“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13]，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震慑了敌军，打掉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尔后，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一、三军团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分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据此，中央选派1个干部连、1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1个运输排、1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3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泸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

中央决定：由徐策（红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州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的革命工作。特委书记徐策、宣传部长余泽鸿及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这时纵队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4挺重机枪和1部电台。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纵队下设5个大队。

中央对这支部队非常重视，寄予很大的希望。中革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专门召集游击纵队100多名干部开会，周恩来亲自到会动员，指出：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但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要安置，所以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你们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1935年7月，在特委的领导下，川南游击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后，南六游击队和红二、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并入纵队。特委在云南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据后任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回忆，为牵制敌军，“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主动“引敌进攻游击纵队”，“有计划地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

1937年春，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主体停止活动。贵州游击支队和镇雄母享游击队在镇雄、毕节一带坚持斗争到1941年。云南游击支队在川南、威信一带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最多时达3000余人，1947年因斗争失利，干部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注释：

[1]《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22页。

[2]《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22页。

[3]《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

[4]《红军长征·文献》，第4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

[5]《陈云文集》，第1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2015。

[6]《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22页。

[7]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1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42页。

[9]《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15册，第57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10]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1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158、166、2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158、166、2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158、166、2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