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观察：党的思想路线改变引起的成果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主张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1]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然不到1个月，但敌情有了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发生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走，中央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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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32、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