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辉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军内的负责人都不是他，那么就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2]有论者认为：不能仅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的职务来看，分析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遵义会议后，虽然名义上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都不是毛泽东，但事实上开始形成了以他为核心领导作用的中央领导集体。[3]
余伯流一方面认为遵义会议后不久在扎西召开的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张闻天主持的，开始形成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可以说是“张闻天主政的开始”；另一方面认为扎西会议的突出贡献之一体现为“在组织上选出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保证了毛泽东开始行使军事指挥权”，即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张闻天为首、以周恩来为脊梁的新的中央领导的确立”，是“毛张周”三人合作共事、共同领导全党全军工作的良好开端。“毛张周”的10年合作共事，是党在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的历史合力。[4]这一新提法或许比以前的表述更符合历史实际。
陈松友、张中国认为：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时间问题上，遵义会议说、苟坝会议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说、红军长征胜利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说、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论据不足。二人认为：遵义会议是这个确立过程的起点，中间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延安整风，最终确立于党的七大。[5]赵宝云等人认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指自遵义会议起包括会后不长一段时间毛泽东经历最关键的5次职务变动（这5次职务变动始于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此后是1935年1月18日毛泽东被指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军事上的唯一的帮助者；继之3月4日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成为遵义会议确定的“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之一的朱德的搭档；接下来，3月11日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成立的新的军事“三人团”，成为成员之一；最后是8月19日毛泽东取代遵义会议确定的“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全面负责党中央军事工作）。经过这5次职务变动，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确立领导地位的渐进历史过程基本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接下来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就从组织程序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职务。[6]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经历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需的各种考验[7]，而逐步确立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渐进过程。
姜建芳认为：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已逐步建立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领导班子[8]和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使毛泽东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巩固，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成熟。[9]黄化、陈史红认为：在遵义会议及其后不久，中共领导层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党内团结、党军关系、领导核心等若干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有利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同舟共济的领导团队的形成。[10]
关于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问题，学术界虽然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起点和终点的认识上存在争议，但学界一般倾向于认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党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认为：实际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确立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注释：
[1]王朝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遵义会议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柳建辉主编：《中央党校教授讲党史》，上，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www.xing528.com)
[3]李方祥：《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争议和史证辩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4]余伯流：《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第2、176—1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陈松友、张中国：《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时间问题再探讨》，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赵宝云、张颖、尤靖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及其后的五次职务变动》，载《长白学刊》2011年第5期。
[7]陈晋、李东朗、宗成康：《遵义会议：转折与新起点》，载《军事历史》2015年第1期。
[8]姜建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的标志》，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2期。
[9]许青云：《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研究》，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0]黄化、陈史红：《遵义会议新探——论与会各方广泛共识的达成》，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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