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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长征新观察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遵义会议:长征新观察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28日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5—9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3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1]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最后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适合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毛泽东要看大处,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2]三是周张谈话。张闻天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挥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中央红军二次夺取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特设前敌司令部前敌政治委员。[3]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林彪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不能啃硬的,应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坚持表示反对。会议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部队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无法向指战员作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和动摇毛泽东的军事领导。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役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这次会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遵义会议”。

注释:

[1]《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85;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第1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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