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1]可见会议的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2]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3]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4]可见，讨论中央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博古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5]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从主观因素作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技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6]
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和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张闻天的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和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都是错误的；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又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7]
参会人员除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8]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2月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决议》共分14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www.xing528.com)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政治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注释：
[1]《陈云文选》，第1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95。
[2]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陈云文集》，第1卷，第36—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杨尚昆回忆录》，第118、1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5]《伍修权回忆录》，第87—8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6]《杨尚昆回忆录》，第118、1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7]《伍修权回忆录》，第87—8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8]《陈云文选》，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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