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成为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当夜，中革军委临时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计划，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是，李德等人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张王橘谈”。[2]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行军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中央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3]，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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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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