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它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3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上海中共中央的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央先后3次大规模地向苏区转移干部：第一次是1930年冬和1931年春，中央抽调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等大批干部进入苏区；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在周恩来等的安排下，白区重要干部开始向苏区转移，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等进入苏区；第三次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瞿秋白、李德等最后进入苏区。毛泽东尽管在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一再压制和打击，受到不公正待遇：1931年11月，他在赣南会议上受批判；1932年10月，他在宁都会议上再受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4年1月，他又被撤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几乎完全被架空。
1932年底，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虽然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但是周恩来、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按照以前毛泽东领导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仍取得胜利。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经过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调集5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分北路、南路、西路3面围攻中央苏区。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机会，导致中央红军经过1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
为了有效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执行，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博古、李德等人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没有进行充分的战略策划和政治动员，结果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中央红军转移的原定计划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在发现红军的转移目标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和沿路湘粤桂等地方军阀围追堵截。经过3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www.xing528.com)
湘江之战失败后，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毛泽东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讨论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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