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的性质和作用：长征新观察

关于通道会议的性质，过去一些回忆录和著述中曾有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扩大会议或临时紧急会议等说法。但是，无论哪种表述似都不甚准确。为了弄清通道会议的性质，必须分析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军事决策的体制和指挥机制。

先来分析所谓“中革军委”。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并不设军委。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红军长征时，王稼祥因过去战伤，实际上离职休养，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进；彭德怀指挥三军团。中革军委之下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直辖中央红军。红军总部和中央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为朱德、周恩来。他们是中央红军的实际上的具体指挥者。但是，红军军事战略方针的决策权仍在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前，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和红军的军事行动，乃至党政工作的重大事项，概由“三人团”决定，故有“三人团决定一切的”说法。^[1]博古为中共中央的负总责者，当然是“三人团”的为首者。然而，他不懂军事，军事行动的部署往往要听李德的。军事行动的部署决定后，由周恩来和朱德商量，起草命令，最后以朱或朱、周的名义发布。

通道会议既为讨论重大军事行动决策，绝不是由中革军委召集的军委扩大会议。反第五次“围剿”战争后期，由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处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指博古）与华夫（李德）同志”（《遵义会议决议》批评语）。^[2]

通道会议也不会是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因为“三人团”威信下降，“‘中央队’三人集团”力量增强（反映干部中的不满情绪），从黎平会议起才开始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大战略方针（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通道会议参加者，有“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张闻天（苏维埃中央政府负责人）。除李德外，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成员。据伍修权回忆，通道会议与会者还有李富春（总政治部代主任）。^[3]

根据当时军事决策体制分析，把通道会议笼统地称为“中央临时会议”未尝不可，但严格说来，它更像是“三人团”扩大会议。根据李德回忆，会上多数人支持毛泽东进军贵州的主张，会议采纳了毛的建议。李德中途退席，会后博、周仍找李德介绍会议最后决定，将已起草的命令给他看。^[4]从这里可看出“三人团”最后决定权的痕迹。当然，博古因军事失利、红军损失严重深抱愧疚，领导自信已不足，干部不满也使博、李陷于孤立。周、朱按照敌情实际形势，谨慎避开强敌，部署每天的军事行动。干部中不满情绪的集中代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时有了较强的发言权。因此，表面上看，通道会议的参加者除博、李、周外，均为列席者，但实际上毛、张、王拥有较强的批评建议权，对决策起了重要作用，故而不能视为通常的会议列席者。这又是通道会议的特殊情形，在理解通道会议的性质时亦不容忽略。

弄清通道会议的性质及参加通道会议的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关系，也有助于对通道会议的意义有更清晰的认识。通道会议虽然不是如过去一些回忆和著述中所说的，中央红军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最终放弃了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避免了中央红军覆没的危险，但它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

（1）通道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进入敌军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开了强敌，避免了中央红军进一步的消耗和损失。

（2）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进军贵州，为中央红军赢得相对喘息的可能，中央红军在黎平进行了整编。

（3）通道会议虽然还没有最后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但进军贵州已为改变中央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正因为如此，通道会议是黎平会议的准备，正如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一样。

（4）通道会议上“‘中央队’三人集团”特别是毛泽东提出进军贵州的主张，并且得到中央内部多数人的支持，这有助于他们威望的提高，为后来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洛甫接替博古奠定了基础。

在评价通道会议的作用时，过去有的著述说，中央红军“向西进入贵州省的行动，完成出于蒋介石匪帮的意外”^[5]，似乎是国民党军事当局完全没有料到中央红军会进入贵州。这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中央红军可能入黔，并且作了许多防堵部署。国民政府军事文电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足以证明这一点。

蒋介石早在1934年11月17日拟订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中就分析估计到红军西进入黔之可能，指出：“防西窜之匪一部，或者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6]

12月2日，何键在致川、黔两省的电报中称：“原拟此次协同桂军尽歼于漓水以东，因咸水、兴安一带无兵堵截，致使残部漏脱仍取萧克旧径，向西急窜。现我正一面转移兵力于武（岗）新（宁）城（步）绥（宁）之线，一面尾匪跟追，如绍武（王家烈）能集结兵力堵截，可收夹击聚歼之效。甫澄（刘湘）兄如能以相当兵力协助绍武兄堵剿，则歼灭更易。”^[7]何键在12月8日的电令中指出：“窜匪自经我在咸水附近击溃后狼狈不堪，窜匿龙胜以北山地，昼伏夜动，闻枪即逃，似有沿湘桂边境西窜贵州企图。”“我军遵奉委座筱戌电令，应以不使匪漏窜入黔，会合川匪或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将其围剿于湘黔桂边而聚歼之。”^[8]

就在红军总部下达入黔电令的同一天（12月12日），蒋介石发出电令：“查赣匪西窜，前已拟订湘桂黔各军会剿计划大纲，业经十一月筱戌行战一电在案。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守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守之。”湘桂黔军具体布防阵势是：“（1）黔军除巩固原防外，于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江线上赶筑碉堡工事，先择重要城镇均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2）桂军除巩固原防外，须以一部迅由长安、古宜（今融安、三江——引者注）进至榕江，协助黔军堵剿；（3）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9](www.xing528.com)

可见，蒋介石及其堵截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对红军可能入黔是早已预料到的，并做好了防堵的部署准备。作为国民政府军事负责人的蒋介石，是急于要“剿灭”红军的，对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后西进的方向自然密切关注。他特别担心中央红军或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或经贵州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故预作防堵安排。但是，国民政府属下之各路军队貌合神离，尽管蒋介石早已下令部署在湘江、漓水以东和贵州以东围歼中央红军，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桂军各军之间互相矛盾，互相猜疑，不能协调行动，致使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何键就埋怨桂军防堵不力。中央红军则擅长运动战，惯于避实击虚。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的主张，中央红军西进入黔，即为生动一例。不过，这次中央红军入黔并不是突出奇兵、出敌不意，而是选准了敌之薄弱方向加以突破。中央红军西进入黔为形势所逼使然，亦为避实击虚之奏效耳。应全面而恰如其分地认识中央红军西进入黔的决策。

总之，通道会议作出“通道转兵”的决策，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奠定了基础。^[10]

注释：

[1]《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85。

[2]《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载《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5。

[3]《伍修权同志谈遵义会议》，载《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

[4]［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5]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38页，人民出版社，1977。

[6]《红军长征在怀化》，第217、220、541、56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何键致川黔两省冬电（1934年12月2日）》，载《红军长征在怀北》第22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8]《何键致川黔两省冬电（1934年12月2日）》，载《红军长征在怀北》第22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9]《何键致川黔两省冬电（1934年12月2日）》，载《红军长征在怀北》第22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10]《全国重要革命遗址通览》，第2册，第79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