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不顾国民党军队强大兵力的堵截，一个劲地朝着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湘西方向直进，直到进入通道才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的会同洪江地区（洪江原属会同县），这有陈云、李维汉的回忆为据。[1]早在渡湘江时，中革军委就已考虑中央红军经资源、大埠头出城步[2]，往西北方向直趋湘西。但是，渡过湘江后，中央中革军委发现敌已占大埠头，“估计全（州）敌十六、十九师主力将经大埠头向我尾追，桂敌主力将采取由兴安、大溶江口、灵川，向龙胜的并行追击，并企图在龙胜实行堵截……刘（建绪）、薛（岳）两敌主力则将经新宁到武岗、城步、绥宁堵我前进”，因此部署“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3]这就是说，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处于湘桂敌的平行夹击和尾追中，暂时无法插入西北方向径赴会同洪江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只好沿湘桂边西进通道以南地区。中革军委还发觉，“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岗、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并拟追我入黔”。[4]从12月9日起，红军总部就已命令前锋军团侦察警戒西通黎平入黔道路。[5]总之，中央红军在敌人逼迫下放弃出城步直趋湘西的打算后，一直沿湘桂边西进，甚至考虑西进入黔问题。现虽因资料缺乏，难以对红军总部作出这种决策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判断，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分析，红军总部的这种决策，固然不排除有毛泽东等的建议推动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堵截追逼。具体指挥部署红军战斗行动的周恩来、朱德在严重的敌情面前谨慎用兵，也不能不如此做。
从红军内部情况来看，湘江战役后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央红军长征已两个月天天不停地行军作战，部队极度疲惫；特别是湘江一战，损失严重，士气低落。陈伯钧日记记载：“连日山地行军疲惫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甚至整班、整排、整连（卅九团第一连）均有落伍的……个别干部缺乏信心，因疲劳而放弃工作等，是主要原因。”[6]一方面，作为红军首脑核心的“三人团”领导威信下降，干部滋长不满情绪，博古对红军的惨重损失和严峻处境颇感愧疚。聂荣臻看到他痛心疾首，拿手枪朝着自己比画。[7]自然，他对领导指挥红军的自信心有所动摇。加以在领导层内部，“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对军事指挥不满，自湘南起至湘桂边，一直与“三人团”核心领导之间发生争议。[8]面对敌情和潜藏的领导危机，博古等人一筹莫展。通道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
当红军到达湘南西南边境通道县，讨论一下军事部署时，不同意争论又出现了。从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分析，他们都认识到，部队疲劳，急需休整，很想赶紧找块地方歇歇脚。正像《遵义会议决议》上写的，他们认为：“红军要到了指定地点（湘西），放下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9]应该说，找到一个地方休整部队，确实反映了当时红军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但是，敌人重兵堵截，碉堡林立。据统计，何键在湘西南从新宁经城步、武岗、绥宁、通道、靖县、洪江到黔阳，共修筑碉堡211座。[10]因此，北上湘西建立新根据地的意图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可以说，这时中央决策者（“三人团”）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德提出了一个作战行军方案：“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鄂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11]这一方案设想的出发点很难说就一定不好，但丝毫不合乎实际。何键早就做好了防堵红军北上的准备，李德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毛泽东的意见则是“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毛的建议得到张、王、周等大多数人的支持。毛还主张“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方面军会师”。争论的结果，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从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博古、周恩来的考虑看，西进贵州的动机在于贵州敌人兵力薄弱，中央红军可在那里休整——他们是这样向李德解释采取这一建议的理由的。[12]这些就是从李德记述“飞行会议”情况中所能得知的通道会议的内容。确实，当时压倒一切的是避开强敌，休整部队，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事情。
从上述可知，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并非不顾强敌堵截，正面直顶（像一些著述所说，要钻敌人布好的五六倍于己的兵力的口袋），而是一直避开强敌西进，直至到达通道，开会讨论，仍是决定西进。在会上争论的是要不要放弃到湘西去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看来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包括博古、周恩来在内，中央领导人均不赞成李德的意见，而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博古同意向贵州进军，主要考虑的是部队休整和贵州敌军力量弱，但并未放弃到湘西建立根据地，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这个问题留到了黎平会议才得以解决。
注释：
[1]《陈云同志致〈贵州文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的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一军团领导人致军委电报（1934年11月30日）》，载《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7页，战士出版社，1983。
[3]《军委致各军团电令（1934年12月3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www.xing528.com)
[4]《军委致各军团电令（1934年12月3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5]《军委致各军团电令（1934年12月3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6]《陈伯钧日记（1934年12月12日）》，第3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32页，战士出版社，1983。
[8]《周恩来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载《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5。
[9]《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载《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5。
[10]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0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11]［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12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2]［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12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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