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观察：龙胜举行飞行会议，成立难度高

中共党史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不怀疑李德关于“飞行会议”的记述就是通道会议的情况。但是，有的论文认为：“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飞行会议”是在广西龙胜县境内的东寨、坳头至龙坪的地域举行的。^[1]在研究通道会议时，有必要弄清“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能否成立。

我们先可暂且不论“飞行会议”于龙胜举行这个说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就从这个观点的提法本身也可看出疏漏。试问：假如“飞行会议”真的是在龙胜举行的，而会议又讨论争论过红军的进军路线并决定入黔这样重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讲话、回忆，或是有关的文献资料，没有一篇（哪怕是一篇呢）提到举行过“龙胜会议”，而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并有文献资料作证）肯定举行过通道会议、发生过通道争论呢？再则，“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者也是肯定确实举行过通道会议的。他们说：“可以肯定，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把飞行会议当作通道会议，是与历史的实际情况不符的。”他们还在文章中引证了伍修权关于他未参加通道会议的回忆，并从而“说明李德也没有参加”通道会议。^[2]可见，此说是肯定通道会议确实是举行过的。那么，通道会议讨论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讨论红军进军路线是否入黔的问题，会议结果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西入贵州。既然如此，就出现矛盾了：如果“飞行会议”是在龙胜境内举行的，那就是说，在龙胜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西进贵州的主张，何需到了通道又举行会议讨论要不要进军贵州的问题呢？

“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的主要依据，是对“飞行会议”举行的时间上限和下限的分析。其理由是：12月8日军委电令中分析敌情时说到“敌追我入黔”，故认为“只有从这时开始我中央领导人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下一步方案”，所以12月8日为“飞行会议”举行时间的上限；12月10日军委电令中“对入黔的准备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令一、九军团和三军团侦察入黔的道路，因此12月10日为举行“飞行会议”时间的下限。由于12月8—10日中央纵队在龙胜县东寨、坳头至龙坪地域，故而“飞行会议”即在这一地域举行。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中央红军西进入黔的部署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明确作出决定的？这一问题值得研究。红军总部原先有从西延出城步的打算，后因敌情变化，这一打算被取消了。12月3日，红军总部即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3]12月4日电令中则提出：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为目的。此后1个星期内，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路线均基于这一部署。在此期间红军总部所发电令中对各军团每天的行军路线、到达地点和侦察警戒方向都逐一作了具体规定，并非如“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者所认为的那样，到12月10日的电令才作“周密的部署”。虽然12月8日电令中分析到敌“追我入黔”的企图，然而到达通道的行动目标未见有什么变动。12月10日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这之后各军团陆续进入通道。到了通道后，12月4日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一步行军作战计划究竟如何安排，这时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

当然，不排除在到达通道前已讨论过部队入黔的问题，但仅从12月10日电令一、九军团和三军团先头部队侦察通往黎平的道路这一点看，很难说此时即已作出了入黔的决定。须知，侦察敌情是下定作战决心、作出军事部署的必要前提。怎么能以侦察敌情的命令作为已经作出新的军事部署的决定的证明呢？不可解释的是，按照“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者的说法，“飞行会议”举行时间的下限（作出入黔决定）是12月10日。可是，如果12月10日已经作入黔决定，那么为什么12月10日只部署侦察入黔道路，而迟至两天之后，即12月12日才发出入黔的命令呢？当时要摆脱敌之围堵追击，军情急迫，作出入黔决定后，必然会很快作出部署，下达行军作战命令，绝不会拖延两天的时间。况且，实际上也不是12月10日才有侦察入黔道路的命令，12月9日电令中即已有令三军团先头师或团进至陇城，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通黎平道路作侦察警戒的部署。^[4]显然，酝酿西进入黔的过程中部署侦察入黔道路，与正式作出入黔决定不是一回事。总之，以12月10日只是部署侦察入黔道路来推断那时已作出入黔决定（实际上12月9日已开始部署）是不符合实际的。12月12日晨6时总部电报（致一、三军团）下达的入黔命令才表明作出了入黔的决定。

综上所述，以12月8日、10日为会议的上、下限来论证“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缺乏充分的根据和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的另一依据是伍修权回忆他未参加通道会议，于是推断“李德也没有参加”通道会议，从而论证“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5]这种论证也是无力的，因为根据一人回忆来推断导引的论证方法未必有说服力。不错，伍修权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但是能否推论凡伍修权未参加的会议，李德就必定没有出席呢？当然，李德出席会议，伍修权一般会随着参加，但有没有个别例外的情形呢？须知，当时李德的翻译并不止伍修权一人。况且，如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即使翻译不在，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熟悉俄语的人与会，李德出席会议，也不会发生语言障碍。据李德回忆，他在“飞行会议”上听毛泽东的谈话“很费劲”。^[6]这与伍修权未参加通道会议的回忆正好相合。这恰恰证明“飞行会议”即为通道会议。此外，伍修权谈通道会议的内容^[7]，也与李德所述“飞行会议”的内容相同。“飞行会议”当为通道会议无疑。故而，以伍修权未出席通道会议推断出李德未出席通道会议，进而论证“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而是在龙胜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样的论证方法亦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李德关于“飞行会议”的记述，再参考其他文电资料，就不难弄清，“飞行会议”不是举行于龙胜，而是举行于通道。李德明确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8]把“到达黎平之前”理解为通道，不是比理解为龙胜更加自然贴切，更加符合实际吗？周恩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他说：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在进入贵州前就是通道，进入贵州后就是黎平，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周恩来回忆开会争论，其结果与李德记载毛泽东的建议“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也正好吻合。^[9]这个地点不正好就是通道吗？“飞行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入黔。这次“飞行会议”，李德中途退场，会后博古和周恩来把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命令交给李德看。李德写道：“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内容。”^[10]体现“最后决定的内容”的命令即入黔命令，正好是12月12日晨6时的电令。就在12月12日前一天的夜里，举行了通道会议，作出了这一决定。从中央纵队进止日程看，12月11日已到达通道县境。总之，从“飞行会议”的日期、地点、讨论争论的问题和作出的决定几方面看，“飞行会议”无一不与通道会议相合。“飞行会议”举行于龙胜说不能成立，“飞行会议”当为通道会议无疑。

注释：

[1]《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载《学术论坛》1986年第1期。(www.xing528.com)

[2]《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载《学术论坛》1986年第1期。

[3]《军委致各军团电令（1934年12月8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4]《军委致各军团电令（1934年12月9日）》，载《红军长征过广西》第9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5]《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载《学术论坛》1986年第1期。

[6]［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7]《伍修权同志谈通道会议（访伍老谈话录音记录摘抄）》，载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编《红军长征过通道》（《通道侗族自治县党史资料丛书》第2辑）第72页，1986。

[8]［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9]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载《遵义会议文献》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5。

[10]［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9—1939）》，第12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