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宏、黄少群认为第一种说法主要来自李维汉、伍修权、吴吉清几位老同志的回忆录以及《毛泽东传》。在长征出发前夕，李维汉正担任中央组织局局长，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吴吉清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居于这种特殊地位的他们3个人的回忆录，可信度自然很高，而《毛泽东传》更是国内最权威的著作，似乎不能说他们的说法没有“根据”。他们的“根据”主要是来自“左”倾中央自1931年底起对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排挤和打击。
1931年9月博古主持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即遵照坚持“城市中心”路线的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指导，对坚持“农村中心”路线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排挤和打击的措施，主要是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特别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中央苏区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和毛泽东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李德在40年后（1973年）写的那本《中国纪事》中回忆：在中央苏区时他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意见，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多次”遭到过毛泽东“最激烈的反对”，发生过“几次激烈冲突”。[1]当时控制党和军队领导大权的博古和李德对毛泽东的排挤和打击是中央苏区人所共知的，于是博、李二人要甩掉毛泽东这个“包袱”，去掉决策上最大障碍的说法，也就很容易让人接受。《毛泽东传》就是这样一路写来，最后得出这个结论的。
然而，第一种说法虽有“根据”，但细加推究，却是“根据”不足。这是因为：说博、李二人欲留下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只是作了这么一个论断，却没有举出一件文献上的充分证据，或者是举出博古和李德说的话来作证明。可以说，几位老同志关于留下毛泽东的说法，只是根据以上博古等排挤、打击毛泽东的事实而推想出来的。如果博古或者李德的确有这样的意思，或者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作为最贴近李德的伍修权绝对不会不加以引用，而且肯定一开头就会拿出来作为铁证的。《毛泽东传》引伍修权的话作为证据，这是以“论断”来证明“论断”，是不够科学的，不足为凭。因此，第一种“版本”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中主要提到的3个过程，即3件事，都可以从有关人员的回忆中得到证实。
（1）毛泽东和博古的谈话，即表示不愿意离开中央苏区，想留下来打游击。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中央苏区的外围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曾多次作过表达。例如：1932年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举行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时，“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2]这个正确意见被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在1932年春就主张突出中央苏区范围，在中央苏区外围建立新的根据地，以打破敌人的包围圈。
（2）毛泽东在于都给博古的信，在吴吉清的书中得到了证实，的确是毛泽东派胡昌保和吴吉清从于都给博古送来这封信。请看吴吉清的回忆：在9月下旬的一天，吃过午饭，他和班长胡昌保正在院里打草鞋，毛泽东把他俩叫到房间里，表情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3]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吴吉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而据“秦书”中所说，就是毛泽东再次向博古声明仍然不愿意参加长征。正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关系到中央红军要突围、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以及军事部署等特级机密，所以毛泽东才严格嘱咐吴吉清等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处理办法，即必须立即烧毁，不留痕迹。
（3）关于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秦书”中引证了这样一个细节：“后来博古的警卫班长罗正基听警卫员康念祥、陈年标（这两人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引者注）嘀咕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于都城北外的赣南省委、省苏驻地，一直谈到深夜。连警卫员送水都不准留在屋里，送完水就得出屋，四个警卫员戴着蓑帽，披着蓑笠，在屋檐下冒着雨站了半夜，裤腿、鞋袜、绑腿全淋湿了。罗正基告诉博古，博古一听了之，全不放在心上。”[4]有人、有姓名、有生动的细节描述，不可能造假。毫无疑问，在长征前夕，在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的情况下，周、毛二人“谈到深夜”，肯定涉及一些重大决策。按“秦书”所说，这就是周恩来去“说服”毛泽东“同意大转移”。[5]正是由于这次谈话，依《毛泽东传》所说，“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就是通知他参加长征，而毛泽东也才痛快地立刻“骑马赶回瑞金”，参加长征了。
关于毛泽东去于都的事，上述多人都提到了，说法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一个“症结”，必须解开。
伍修权几次说到毛泽东去于都的事，认为毛泽东“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长征）的一个借口罢了”。——这是伍修权所举出的博古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唯一证据。所谓“被弄到”，就是说是博古有意将毛泽东支派去于都的。
“秦书”中却记述了项英给博古的一封信：“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接到项英连夜派警卫员送来的信，内称：毛泽东离开了养病居住的云石山古寺，于9月16日傍晚，秘密来到于都，和正在集结待命的一军团干部频繁接触，还召开了二次座谈会，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劳累过度病倒了，发高烧不退，请中央派傅连暲……速来。”[6]这一说法与伍修权的说法完全相反：伍修权说毛泽东是被博古“弄到”于都去的；项英则说是毛泽东没有经中央同意，是自己“秘密”跑到于都去的，并“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意即想留在中央苏区不走，与中央领导对抗。这可以说是项英告了毛泽东一状。无须隐讳，中央苏区时期，项英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较深。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记述：长征出发前夕，他和项英密谈了一夜，项英特别招呼他们要当心毛泽东在半道上密谋将他们推翻。当然，项英请博古“派傅连暲……速来”，可以说是救了毛泽东一命。吴吉清也回忆了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一事：“九月初，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席病倒了。”[7]与上述项英信中称毛泽东“劳累过度病倒了”，在时间上大致相同。
我们认为，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是：毛泽东去于都既不是伍修权说的是博古的有意“支派”，也不是项英说的是毛泽东擅自的“秘密”行动，而是毛泽东自己请求并得到中央书记处即博古同意的。
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这样，关于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事，涉及的人物主要是3个，即博古、李德和毛泽东，还应该有周恩来。
博古的说法已见上引。(www.xing528.com)
作为毛泽东主要政敌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没有记述他和博古不想带毛泽东参加长征这件事。如果有这件事，嫉恨毛泽东如李德，是不会不对此加以发挥的。
作为事件主角的是毛泽东。我们初步查看了目前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报告、谈话以及回忆。在这些文献中，对3次“左”倾领导人对他的排挤和打击，常常说得是细致生动、似乎点滴不漏的，连“脑袋没有被砍掉”这样“极端”的话都说出来了，而唯独没有提到博古不带他参加长征的事。如果有这样的更能证明“左”倾路线“罪恶”的事，他岂能不说？！毛泽东自己都没有说，上述多人的回忆和《毛泽东传》这样的大书都没有引证过他关于这件事的话，那就说明根本没有这回事！
周恩来同样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根据以上所引和考析，笔者认为：李维汉、吴吉清、伍修权的关于博古和李德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第一种“版本”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不可信的；秦福铨记述的博古的叙述似乎是有根有据、细致生动、合情合理的，可以取信。
注释：
[1]［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83页，东方出版社，2004。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第35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64、16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4]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97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5]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97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6]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96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7]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6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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