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新观察揭示出发时间和地点

通过以上简略分析，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从当事人的回忆看，大多数人、特别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回忆的长征出发时间和地点基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回忆，从中央的决策和整个方面军的行动出发，具有全局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2.从有关论著的表述看，绝大部分肯定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是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的。

3.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命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央对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部署和实施办法，红军长征的前期准备、直接准备和实施转移的整个过程，红军各个军团接受命令、移交防务、集结补充、转移出发的行动轨迹。很明显，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具有全局性的指令性文件，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和唯一标志。

4.从中央第一、二纵队和各军团的行动看，10月10日当晚，中央第一纵队由瑞金梅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这个纵队是当时最高指挥机关所在的纵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直属机关组成。这表明首脑机关离开了红都瑞金，也就意味着中央红军放弃了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从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第五号命令之后到10月22日主力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这段时间内的任何地点都不能作为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

那么，10月22日能不能作为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呢？国民党军队在红军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4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就设在江西的信丰和安远之间。红军主力在19日晚和20日晨全部渡过于都河后，原计划在20日夜发起突围总攻击，但因三军团未能赶到20日晨的指定地点，因此10月20日上午10时，朱德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紧侦察等工作的指示》。同日中午12时30分，朱德又致电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告诉他：“野战军定二十一日夜到二十二日进行突围战役。”^[1]21日晚，主力红军各军团准时发起突围战斗，从龙布起直到韩坊间，展开全线总攻击。守卫这一线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红军强大攻势下，无心抵抗，命令各路守军全线向安远、信丰、南康3县城撤退，让出了中间大道（因9月间我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协议）。23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信丰河，即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据上所述，“10月22日”是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的时间，而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从10月10日至10月22日，各军团从撤离阵地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已经走了数百里路程，这一阶段所走过的路程应是长征的开始，不应把这一时期的活动仍看作是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还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10月16日从于都出发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于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必经之地，便于红军各军团集中，且红军各部（除红九军团外）均在于都集结并渡过于都河，因此于都是中革军委选定的长征出发地。10月10日中央第一、第二纵队从瑞金出发到于都只能看作往集结地开进，不能说是长征的开始。

那么，于都是不是中革军委选定的长征出发地？我们不妨看看有关长征的酝酿和准备以及红军各部的集结情况。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

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2]

根据这一决定，中革军委从9月8日起开始部署战略转移。(www.xing528.com)

从10月7日到10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转移集结命令，因而可以作出如下认识：

第一，在最初确定的长征目的地上，博古、李德等人在内线作战毫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于9月初才下最后决心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呢？博古后来谈及：当时的计划是“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3]伍修权后来也回忆：“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4]

第二，在长征目的地的确定与决定同陈济棠谈判的关系方面，李维汉后来曾回忆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湖建立新的根据地。”^[5]这里好像中央在七八月间已确定要转移到湘西去。查阅当时中央发布的命令，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其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其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所给的“补充命令”中指示出来。这说明至迟在这时才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5项协议。

第三，当时根本不可能去选择长征出发地，于都仅仅是红军集结地之一。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终下定决心实行战略转移后，从各军团撤出防卫阵地到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共安排了3次集结行动：第一次集结命令是10月7日由中革军委发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集结是10月9日中革军委在《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中规定的。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除红九军团）在于都的集结是3次集结行动的其中一次，如果将这次（属第二次）集结活动或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视为长征出发的标志，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于都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出发地”，更是无从谈起。

为什么一些文章和回忆录会把于都作为长征的出发地呢？其主要依据，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二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秘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1辑多选自1936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组织的编辑委员会所编《二万五千里》一书的回忆文章。其第2辑是《二万五千里》一书的编者根据长征中的命令、日记和报纸编列的3份统计表。其中《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页首一开始就是10月16日由铜锣湾出发，意即一军团是10月16日从铜锣湾开始长征的。后来许多人把10月16日作为长征的开始时间，把地处于都的铜锣湾作为长征的出发地，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至于那两位美国作家，只要看过《西行漫记》和《长征秘闻》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书中有许多疏漏和错误，书中关于长征出发时间和出发地点的叙述，可以肯定是没有进行过严肃认真探究的。

注释：

[1]《江西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专辑），第2辑，第13页，1987。

[2]《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载《遵义会议文献》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5。

[3]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遵义会议文献》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5。

[4]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4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