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在长征决断中的犹豫与矛盾

广昌战役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虽有撤离苏区的打算，也做了某些准备工作，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胆略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他们在7月派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皖赣边开进；命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由于兵力太小，未能牵动敌人。此时，敌人已调整了部署，多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而中央苏区的军力、民力、物力已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在此种情况下，红军本来应该保存实力，及时转变战略方针，伺机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而是一方面做着撤离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和“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方针，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虽然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转移的问题，并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实际上仍以“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作为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被忽视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给了红军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想在苏区取胜“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在战略决断上的犹豫和矛盾态度还可以从当年中央苏区的历史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长征前几个月党中央、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各种公开活动中看出。

9月1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以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人民委员会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必须反对事先太平无事或麻木不灵，事后张惶失措与退却逃跑的各种各色机会主义动摇。”《指示信》要求“必须全体军事化，学习游击战术，到游击队中去”，并要求“大大的减少我们战区、边区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来加强游击队”。《指示信》提出：“在许多地方，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均可取消，而代以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消毁，一切重要文件及资材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应该有最好的整理与保管，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不使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停留在我们机关内。这都不是为了退却逃跑，而是为了便于同敌人作战。”“总之，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军事化，使我们的领导机关非常灵敏、活泼、简单、集中、坚实，而便利于领导战争。”《指示信》还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上级对于下级的指示必须有更多的灵活性，使下级能依照变化着的环境而布置工作”，使下级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个《指示信》可以认为是对边区、战区在“万一”情况下苏维埃的工作转变、组织转变的最详尽具体的部署，而且考虑到了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后开展独立工作的问题。这个《指示信》于9月23日在《红色中华》报全文发表，想的显然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

进入9月下旬，由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愈来愈加强，中央红军又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实行军事保守主义，防御点被敌人不断分割击破，陷入被动境地。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只是在这种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才调整计划，作出突围的决定。最后决定作出的具体时间尚无史料确定。据李德回忆，突围的最后决断是在“九月底十月初”作出的。他回忆说：“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此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九月初，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突然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双方进行谈判。“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让主力继续在苏区内作战，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突围，因为敌人对苏区的封锁已经大大地缩紧了。”其次，在我们南线的粤军第一军“随时都可能从背后攻打我们。粤军驻扎的地区是唯一有利的突围地点，如果不利用，以后突围就很成问题了”。再次，“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加速进行，并在十月一日基本结束。”他还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9月下旬以后，突围准备工作进一步加紧进行。

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张闻天撰写的《一切为了保护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的斗争，使“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的方法，来达到我们保卫苏区与粉碎五次‘围剿’的目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社论还阐述了“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去束缚运动”的道理，说明要从具体环境出发来决定采取进攻的还是防御的、退却的斗争方式。显然，这篇社论是为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造舆论的，是公开发出的红军准备转移的信号。(www.xing528.com)

这一期报纸还刊登口号：“千百倍紧的动员起来，无论如何要在最后七天内完成三万新战士上前线！”报纸还报道：“到二十七号为止，我们只完成扩红计划十分之六。”“中央决定延到十月五日前无论如何要完成全部计划！”“这是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一个最重大最低限度的紧急任务！”“十月五日是最后的时间，决不容许我们再延长一分钟！”

此后，中央苏区党政军各方面展开了紧迫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从有关活动和材料可以看出：第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军撤离苏区虽早有考虑，并做了大量具体准备工作，但迟迟未作出撤出苏区的最后决断，而是一面做撤出苏区的准备，一面全力防御“决战”，保卫苏区，争取全胜，只是到了内线作战毫无胜利希望的时候，才作出撤退的决断。第二，所进行的兵员、粮食、军需等各项筹集工作，一直是在“保卫苏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且每个月都有计划，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央战略计划的变动，步步加紧或不断赋予新的任务和要求。各项筹集工作既是为争取“决战”胜利而进行的，也是“万一”情况下从苏区撤退所需要的。第三，从各方面的筹集工作不能如期完成的情况看，苏区兵源已经十分缺乏，各种物资十分奇缺，红军极度困难，而中央领导则在较长时间里忽视了保存有生力量这个重要问题，使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遭到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