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长沙起义等城市中心暴动相继受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开始转入远离城市、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在较短的时间里，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红军人数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重力整合内部，并在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以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形式上全国统一的局面，随之开始组织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起初，国民党并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准备上并不充分；红军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退却，诱敌深入，待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时机与地形，集中兵力反攻，歼敌于运动之中。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红军取得了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
尽管遭受连续的军事失利，但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围剿”红军的企图与行动。蒋介石从第三次“围剿”开始亲自临阵指挥，不仅增加了军队和更新升级了武器装备，而且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指导。1933年2月，蒋介石亲任江西省“剿共”总司令；3月，国民党公布《匪区封锁条例》；6月，南昌“剿共”军事会议通过党务、政治、军事、教育、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7月，赣、粤等8省“剿赤”军联合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在庐山集议第五次“围剿”，决定华北驻军大部南调江西“剿共”，并确定碉堡、经济封锁为战术原则；10月，南昌高级军事会议提出第五次“围剿”战略要点为“严密封锁，发展交通，稳扎稳打”，战术要点为“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等。1934年3月11日，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奉令从东、西、南、北4面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总攻击。[1]显然，国民党对“围剿”红军越来越重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围剿”的战略战术。
国民党充分利用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的（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有近400架……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和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国民党军队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减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2]于是，国民党军队有了飞机与大炮的配合，也有了碉堡战术的运用，不再如以前那样冒进，而是步步为营，每前进五六里，就停下来修建碉堡、构筑工事，稳打稳扎，层层递进，逐渐缩小包围圈。这在第五次“围剿”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蒋介石动员了90万左右的兵力来攻打红军，其中大概有40万人——约360个团，积极参加了江西福建地区的作战以及针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3]“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逐步压缩我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最后达到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4]“敌人的战术变了，即在中央根据地四外修筑碉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变化。它不长驱直入，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它要求，军事行动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为营’战术，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其总的目的用北路军总司令陈诚的话来说，就是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5]“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6]
基于新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贸然前进、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先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敌人搞堡垒政策，遍地是碉堡，我军无法攻得动。一仗打下来，就是一大堆伤亡。”[7]结果，在国民党新的战略战术之下，红军被动地以阵地战应对。
注释：
[1]李松林：《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227—2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
[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60—16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www.xing528.com)
[4]《黄克诚自述》，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94。
[5]《聂荣臻回忆录》，上，第187页，战士出版社，1983。
[6]《粟裕战争回忆录》，第1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
[7]《黄克诚自述》，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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