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东南70里的地方，这里原是一片盐碱荒地，寸草不生，人烟稀少。这样的地方适合驻军，于是后来有淮军驻扎于此，开垦荒地，引渠灌溉，种植水稻，“小站稻”到现在都很有名。
袁世凯一来，便烧了“三把火”。先是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改名正是要“去胡化”，胡燏棻是创始人，但新军不能有胡燏棻的痕迹。
然后是招人，袁世凯把总人数由5000人扩张到7300人。在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贴出老百姓都看得懂的招兵告示后，对于报名来应试的人，袁世凯亲自把关。在袁世凯眼里，年龄20岁左右的年轻农民是最理想的人选，这些人身体强壮，思想朴实，能吃苦耐劳，很老实，也很听话。
人员齐整后，接下来就是加强制度建设。袁世凯成立了督练处，这是一个统领小站练兵所有工作的机构，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总负责人自然是老袁。在这个机构的下面，按照职能分工，分别有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对于这些中层干部，袁世凯找的都是能成为自己亲信的人。比如徐世昌（结拜兄弟）、张勋（以前的同学）、唐绍仪（以前的手下）以及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等。老袁手里有了权和钱，就提拔他们，给他们好处，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聚在老袁麾下，唯老袁马首是瞻，唯袁命是从！
但袁世凯并不是只抓住这些中层干部，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亲临士兵一线，如果哪个中层干部培育自己的嫡系，那他老袁就不好直接控制了。于是，“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老袁一改以前旧式军官的作风，亲下基层，恩威并施。
老袁以身作则，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了，穿上军服，和士兵们一起出早操。当然，他是站在一旁观看和督察，晚上和士兵一起晚归，甚至当士兵们休息后，他还要亲自提灯巡营，风雨无阻，从不缺席。他和士兵们混熟了，连各班班长都能直接叫出名字，深受士兵们的欢迎和爱戴。
每当老袁和士兵们一起出操或者督导训练的时候，他从不搞特殊，士兵暴晒他也暴晒，士兵淋雨他也淋雨，手下要给他打伞，就会被他骂回去。每到发饷银的时候，他会亲自监督，发放到士兵手中，避免基层军官贪污。而每个月，他还要拿出自己工资的1/3，奖励优秀士兵。
督练处针对士兵的所有规章制度、通知、告示等文件，袁世凯都要求用白话文写，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士兵要看得明白。而在室内课堂——讲武堂等地方，袁世凯叫人写上对联，这样的对联也是通俗易懂。我曾经去小站抄回来一副：
有事则患难相依以得士卒之力，无事则甘苦与共以结士卒之心。
而袁世凯并没有放弃他的传统特色——杀人。杀人当然是为了立威。夜晚巡营发现有士兵在偷食鸦片时，袁世凯同志采取了当年入朝鲜时的办法——当场拔出佩刀将此兵劈杀，从此军中又多了一种对他的感觉——惧怕。
在科学管理、重奖施恩、杀人立威的种种手段之后，袁世凯大人成功地将这支装备精良、战斗力突出的新军变成了自己的嫡系队伍。“你们是在为谁刻苦训练？”袁世凯问。“为大帅！”士兵们整齐地回答。
袁世凯同志“大惊失色”，说道：“不，不，是为朝廷！”
在练兵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风言风语的。练兵一年后，朝廷中有人弹劾袁世凯，名义是练兵“花钱太多”，于是朝廷派出了荣禄大人率领工作组前来调查。对于“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别人可能早吓得风声鹤唳了，但在袁世凯看来，这是他更进一步向荣禄大人表忠心的机会，于是在袁世凯的“活动”之下，荣禄高高兴兴地在小站住了几天，看了阅兵式，回朝廷复命：小袁干得不错！(www.xing528.com)
1897年，袁世凯又一次升职了。最新职务是直隶常务副省长（直隶按察使），级别正三品，主要工作仍然是主持在小站的练兵。掌握了兵权，就是掌握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这所有人都明白，于是朝廷中谁也不敢再忽视他小袁，那个当年只想快点从朝鲜回国的人，如今已是官场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而袁世凯厉害的是，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他都不发表对朝廷帝党和后党的看法，决不谈“政治”。他的口号是“军人不懂政治”，袁某人也不关心政治，只听从朝廷的命令。
所有人都明白：他将是下一个汉族权臣，下一个李鸿章。但所有人都在观望和猜测：他将是慈禧的下一个李鸿章，还是光绪的下一个李鸿章？
也许，帝后两党的权斗最终是会白热化的，清日战争只不过是小小地表现了一下而已。在未来两党权斗的关键时刻，成败也许就在于哪一派成功地收拢了这个修炼多年的老狐狸——袁世凯。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总督朝鲜和小站练兵虽然干得风生水起，但这似乎离他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连一个省的父母官（巡抚总督）都还不是，更别说取代李鸿章成为国家中枢之臣，袁世凯仍然在等待机会。而就在他辛苦练兵的时候，这个机会已经来了。朝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将再一次改变袁世凯的命运，直接将他卷入朝政的中心。
好戏即将开始！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朝廷来说，与邻国日本的一场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暴露了一切，惨败的结果和《马关条约》带来的刺痛，深深地震撼了大清的宫廷、官场乃至民间。天朝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如果说1840年打不过英国，还可以说自己的船不坚、炮不利，可是洋务运动正是以船坚炮利、自强求富为目标，全国上下在朝廷的带领下奋斗了三十多年，花了大价钱买武器强军，船也坚了、炮也利了，为什么连小小的“东夷”、以前根本不屑一顾的倭寇都还打不过？
所有人——包括朝廷内部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必须“变”了——变法。
所谓变法，用现代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改革”。
整个官场开始行动，上至王爷大臣，中至总督巡抚，下至知府知县，大大小小的芝麻官纷纷上书言事，要求改革。而在慈禧的同意下，朝廷下达命令，令各级官员讨论变法，一定要拿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办法。
看来朝廷终于清醒了。几千年以来，这似乎是一个变法的最佳时刻：社会各阶层之间第一次有“变法图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在戊戌年（1898年）春天达到了高潮，从当时的情况看，变法之风即将刮遍体制内外，长城上下，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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