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国运瞬间颓废，文化消亡

侯景之乱（548—552年）是南朝后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可谓一阵强烈风暴席卷南朝，所到之处，花果飘零，万物变色。南朝的国运，在侯景之乱中急转直下；南方世族的家运，也在侯景之乱中急转直下。侯景之乱后，南朝实际上已无法与北方抗衡，南朝最后的命运，可说在侯景之乱中就已决定。

当时的天下情势是：南方由梁武帝统治，但已盛极而衰。原来统一北方的北魏于534年分裂，黄河流域东部成为东魏（534—550年），西部成为西魏（535—557年），二者后来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篡。北方由统一变成两个彼此敌对的政权，它们和南朝又是长久的对手，国际局势顿时复杂，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的矛盾日益增长，随时可能出现动乱。果然，牵动南北大势的侯景之乱就在北魏分裂14年后发生。

侯景是羯族后裔，东魏大将，镇守南方边疆。东魏权臣高欢死后，继任者对侯景不放心，想要削夺他的兵权，侯景遂反叛北朝。侯景反叛后，自知并非东魏中央大军敌手，乃向南梁提出投降请求。消息传来，南梁的朝臣怕北朝以接纳侯景为借口南侵，大多认为应不予理会，但年老却仍然好大喜功的梁武帝宣称“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决定接纳，派人联系，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

东魏闻讯，当然派出大军讨伐侯景。梁武帝以侄子萧渊明为主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几乎全军覆没，萧渊明被俘。东魏乘胜进击侯景，侯景迎战大败，只剩下八百多人南逃，骗取属于南梁的寿阳城暂驻。但东魏因对抗西魏的军情更为紧急，不愿两面作战，战胜后反而与南梁讲和，侯景大起恐慌，只怕被南梁当作和谈的礼物送给东魏。于是侯景使出“投石问路”之计，伪造东魏皇帝的信函致送梁武帝，建议以萧渊明换侯景。

梁武帝被爱惜侄子之心蒙蔽，不查其诈，轻率复信“贞阳（即萧渊明）旦至，侯景夕返”，同意双方交换。侯景略施小计就摸清了梁武帝的心思，知道不得不反，遂暗中勾结梁武帝的另一个侄子萧正德做内应，准备叛梁。

548年秋，侯景发动叛乱，领兵南下，直抵长江。梁武帝完全没有防范，情报也完全不灵通，仓促之间竟命萧正德指挥保卫京师。萧正德求之不得，趁此机会派船接应侯景叛军过江，开建康城门迎接，叛军遂轻易占领外城，包围台城（宫城）。此时侯景兵力只有八千人，台城中则有十余万人口，两万多军队，南梁还有各地的勤王军号称三十余万，但彼此不相统属，又大多顿兵不前，保持观望，领兵的南梁宗室诸王无非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甚至不排除有些人还可能幸灾乐祸，只等老皇帝一死，就自行称帝。梁武帝的命运，便在这种“观望时机”“借刀杀人”的微妙暗黑心态中注定。

台城的攻防战漫长而惨烈，双方伤亡惨重，尸体无法掩埋，引起传染病的大流行，病死了更多人。拖到549年三月，侯景终于攻陷台城。城破时，城内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为攫取资源，同时大规模抢掠江南各地，手段残酷，杀人如麻，尤其针对家大业大的世族下手，几个月之间就使富庶二百多年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炊烟断绝，人迹罕见，白骨到处堆积，像一座座小山。

侯景占据建康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愤饥饿而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即南梁简文帝，不久又废杀萧纲，改立萧栋。551年，侯景终于废萧栋称帝，国号汉。次年，起自基层的南梁将领王僧辩、陈霸先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叛乱才告平定。

侯景反叛时，其势力仅到达江南，从此以西的荆州到益州^[4]一带依旧由南梁掌控，只是各地方首长心怀鬼胎，互相牵制，对长江下游的大乱坐视不理，反而是广州刺史部下的番禺^[5]太守陈霸先与湘东王萧绎派遣的大将王僧辩联合攻灭侯景。552年，湘东王萧绎随即于江陵即位，是为梁元帝。此时据守益州的武陵王萧纪也宣布称帝，并攻打江陵。梁元帝向西魏求救，西魏派兵攻灭萧纪，从此占领益州要地不走。554年，昭明太子之子萧詧引西魏军攻陷江陵，梁元帝投降前将南朝政府与他私人的藏书全部焚毁，西魏立萧詧为傀儡皇帝，继续用梁的国号，但只给他江陵附近一隅之地，史称西梁或后梁。

梁元帝被杀后，陈霸先与王僧辩立萧方智为帝，即梁敬帝。此时东魏已遭北齐篡位灭亡，北齐起兵，带着以前战败被俘的萧渊明南下攻梁，梁军被击败。王僧辩屈服，迎立萧渊明为梁帝。陈霸先反对，杀王僧辩。此后陈霸先继续奋战，击溃北齐南侵军及王僧辩余党，最后自己于557年篡位，建立南陈，南梁灭亡，距离侯景之乱不过9年。

侯景之乱使南朝世族遭到沉重打击，南方社会受到极大破坏，在六朝古都建康居住数百年的世家大族损失尤其惨重。叛变之前，侯景曾向梁武帝表示，希望求婚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两家，梁武帝知道王、谢门第太高，他也无法答应，只得回复：

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译：王、谢门第太高，不是适合你的配偶，可以在朱氏、张氏家族以下寻求。）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等于婉转拒绝。其实既然皇帝认为王、谢家族的事自己都无法管，那么侨姓世族紧随在后的就是袁、萧两家，梁武帝萧衍身为当时兰陵萧氏的族长，只要下个命令，不难派一个萧氏宗族的女儿出嫁，还不必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唐太宗以皇族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国王就是这种案例。所以对侯景来说，这种答复只是推托敷衍，根本是对他十分轻视，因此深刻记恨，说：

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译：应当把吴小子的女儿配给奴隶！）

果然攻入建康后，侯景立即对南方世族展开大屠杀，王、谢两家尤其凄惨，几乎被灭族。此时侯景与他的部下从自卑变成自大，南梁以前对他们的轻视转化成他们对南朝与南朝人的仇恨，在报复心理下，恨不得将从前轻视他们的一切砸烂抹平，江南各地遂遭到空前浩劫。建康原有二十八万户居民，动乱后幸存者百无一二，几乎完全成为废墟，江南经过侯景的烧杀抢掠，普遍呈现残破荒凉的景象。大乱中南朝的另一个重心荆州，也被西魏乘机攻占，荆州失陷后，位于长江上游的巴、蜀与汉中残余部分和南梁中央失去联系，孤悬在外，难逃被西魏占领的命运。江南、荆州与巴蜀是东晋以来南方的三大经济、文化中心，此时两个失陷，一个遭严重破坏，南朝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在这场战乱中，东魏取得淮南，直抵广陵^[6]，西魏取得四川、汉水流域，直抵湖南、贵州，北朝势力大增，南朝版图大为缩小，不但税收与兵源大减，防御纵深被压缩，也失去三大地区彼此互相支援、照顾的机会，此后江南地区被迫单独对抗北方，北强南弱的局面更加严重。

与南朝相比，汉、唐、清都是大型帝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国家精华地区不止一处，可以彼此支援。即使情况恶劣到像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只波及一部分国土，朝廷还有其他地区的资源可用，终能平定叛乱，延续王朝生命。南梁则不然，国土本已仅限于南方，最精华的江南、荆州二处，也都是驻有重兵的国防要地。侯景之乱摧毁了江南地区，又导致荆州地区丧失于北朝之手，南朝元气大失，又无法从他处获得足够补充，江南更失去荆州在军事上掩护上游、牵制敌人与支援首都的协助，从此处境艰困而别无解决方法，难免沦亡。

侯景之乱对南朝的意义，类似航空名词“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指飞机航线中的某一点，一旦飞越此点，机上携带的燃料就无法使它返回原出发地，若不能及时降落或获得补充，只有坠毁一途。侯景之乱给南朝带来的物资大破坏、人口大损失与领土大缩减，使南朝从此越过不归点，正像一架油料将尽又无法补充的飞机，只能怀着对南梁盛世的回忆，蹒跚坠落。

在大清盛世早过，就连“同治中兴”都已远去的甲午战争前夕，丘逢甲在台湾读《南史》，对侯景之乱的感触是：

读南史杂咏 十首之七

清 丘逢甲

三舍皇身赎已回，仓皇下殿避星灾。

安知白马青丝客，专向金瓯缺处来。^[7](www.xing528.com)

读南史杂咏 十首之八

清 丘逢甲

百官戎服听元虚，又拨秦灰到石渠。

父误涅槃儿道德，反将遗劫怨图书。^[8]

侯景之乱更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历史应有的走向。若从国际战略的宏观角度思考，不难看出侯景之乱实为影响南北朝结局的关键因素，这又必须先论南北朝后期中国的第二次三国时代。

534年北魏分裂，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国鼎立的格局。这次三国时期长达55年，仅略少于第一次三国时期的61年^[9]，而且其发展演变奇特，不合常理。然而中国第二次三国时期受到的关注极为稀少，与那大名鼎鼎的第一次三国鼎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实为中国历史叙述与研究的怪现象，也是一大遗憾。对于如此特殊的历史历程，我们理应深入探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三国时期的结局是曹魏先灭蜀汉，晋篡曹魏后再灭东吴，统一天下。这甚为合理，因为不论从经济规模、人口数目、武装力量等方面看，吴、蜀两国加起来还不到魏的一半，而“强凌弱、众暴寡”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的常态。然而南北朝后期的第二次三国鼎立，却不依照常理发展，结果成为原来最弱小的西魏转化成北周，消灭原来强大的北齐，不久隋篡北周，再消灭南陈，统一天下。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何在？

本来北魏分裂，北方东西对抗，势不两立，对南朝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何况南梁相对实力不弱，形势颇佳，应有能力掌握。当时南梁拥有从四川到东海的长江流域，北方的大部分属于东魏，包括富庶的黄河下游与险要的山西地区，西魏只有关中与西北边区的陕北、宁夏一带。如果将当时的形势与第一次三国时代比较，则北齐类似曹魏，北周类似蜀汉，而南梁则比当年的东吴势力更大——南梁拥有四川，东吴没有。就国际政略论，南梁理应利用这种时机，在分裂的北方二国之间纵横自如，谋求本国最大的利益，然而梁武帝在北魏分裂到侯景反叛之间（534—548年），几乎只关注两件事：崇佛与联东魏反西魏。

梁武帝这时投注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富崇佛，《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在这期间不断出现这样的记载：

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并设无碍会。（535年，梁大同元年）

帝幸同泰寺，设平等法会。……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法会。……幸同泰寺，设无碍大会。（536年，梁大同二年）

……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设无碍法会。……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大赦。（537年，梁大同三年）

……于皇基寺设法会。（544年，梁大同十年）

……幸阿育王寺，设无碍法喜食……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546年，梁中大同元年）

……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舍，名曰“羯磨”。……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547年，梁太清元年）

梁武帝很快又决定与东魏通和，在外交上采取亲近东魏、敌视西魏的政策。536年南梁就与东魏确立和好，也曾出兵攻西魏。这是个注定失败的外交与军事作为，因为西魏—北周这个政治系统，在南北朝后期是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表现为胡、汉融合，团结一致，朝气蓬勃；东魏皇帝则只是傀儡，完全被建立北齐的高氏家族控制，而北齐则昏君、乱君、暴君辈出，充满暮气沉沉的腐朽之象。北方分裂后，西半部一直在努力发展，后来居上，渐渐超越东半部。梁武帝显然无法看清两个北方政权的本质，也忘记“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贸然决定与起初比较强大的东魏合作，结果随着东魏—北齐的江河日下，原来的规划成为泡影，还使西魏—北周有充分的理由与借口南侵，最后处理侯景问题失误，终于轻率越过“不归点”，使南朝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形势的消长属于北朝历史，将在《中国从此走向大唐：北朝的遗产》中另行叙述，但西魏—北周兴起的实务面原因，在于它的领土一直不断扩大，实力才能不断增加。西魏—北周增加的领土，又几乎都夺取自南梁，这就与侯景之乱有关。侯景之乱一起，南梁陷入分崩离析，萧氏皇族各怀鬼胎，表面摆出姿态讨伐侯景，却铆足全力争取下一任南梁皇帝的位置，内斗不已。历史的规律是，内斗激烈时，有人会引进外来势力助阵，西周末年申侯引进犬戎攻打周幽王时早已如此，南梁的皇室子弟果然也照办，西魏遂有机可乘，应邀助战，结果当然是得胜后鸠占鹊巢，将荆州、巴蜀纳入版图，还俘虏了大批南梁人口与颜之推这样的才智之士充实本国，从此成为地广人众的大国，三国原有关系受到根本性的破坏，进入新阶段。如果将这段历史与战国时秦国夺取四川、湖北后，终于有能力消灭南方霸主楚国比对，二者相似之处也甚为惊人。

侯景之乱后，南梁的残余力量退缩到荆州一隅，南朝西部其他地盘都被西魏吞噬，南陈则在长江下游建立，不久北齐篡东魏，北周篡西魏，于是形成南北朝末期四个政权并立的状态，也是第二次三国时期的后半段：

北齐（550—577年）：占有黄河流域东部，国力仍最强。

北周（557—581年）：占有黄河流域西部关中地区及前身西魏取得的荆州、巴蜀，足以与北齐抗衡。

南陈（557—589年）：占有长江下游。

后梁（554—587年）：仅有江陵城附近之地，为西魏、北周的附庸，不具影响力。

在北方，577年北周灭北齐，代表北朝政权由分裂而再度统一；汉人杨坚建立的隋朝随即在581年篡北周建国，代表北方的胡汉民族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冲突斗争后，至此终于融合，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再度出任北方的皇帝，一个新时代正式来临。南陈这个悲剧性王朝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与中国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