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政权更迭迅速，战乱连绵不绝，面对黑暗危险的政治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选择隐居，称为隐士。这些隐士固然都在隐居，但其生活却千姿百态，差异极大，有的十分富足，拥有大量土地、庄园、佃农与奴婢，有的虽然必须亲自耕种，却也拥有土地、房屋。依照阶级划分标准，前者如谢灵运、王僧达，必然归入“地主”阶级；后者如陶渊明，则可以归入“富农”阶级，至少也是“中农”阶级。总之，东晋与南朝的许多隐士并不符合一般“隐士清贫”的观念，对于这些隐士来说，人生的重点在于“隐”，只要在家度日，符合不出仕的“隐”，就是隐士，与生活富裕、自足或清贫无关。
对于隐士而言，在俗世争名逐利、求官求禄是卑鄙污浊而可耻的，因此才决定远离官场，归乡隐居。然而人总要生活，也会追求生活的安适与充裕，隐士并不例外。既然隐士是可以做官而不做官，他们就必然是读书人，家里通常不至于一穷二白，贫无立锥之地。实际上从现有资料里看到的南朝隐士，有钱有势的大有人在，其他的至少也有足堪温饱的田园土地。南朝时富裕的庄园主型隐士不止谢灵运，像南朝初年的陶淡，祖父是晋朝太尉陶侃，家资丰厚，僮仆门客数百人，他绝不出来做官，喜好道家的导引养生术，十几岁时就开始锻炼“辟谷”，追求长生成仙之道，是名符其实的富裕道教信徒隐士。南梁时的刘峻，字孝标，曾注解《世说新语》，也是一位著名的隐士，写有《东阳金华山栖志》一文，详细记述他的隐居生活，没有谢灵运的宏大，可算是《山居赋》的袖珍版：
……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郑白决障，莫之能拟。致红粟流溢，凫雁充厌。春鳖旨膳，碧鸡冬蕈，味珍霜鵽，彀中取于丘岭，短褐出自中园。[3]
作为隐士的刘峻米多到吃不完发红了，都没地方放，还不时来一些烧烤野雁、炖鳖佐冬菇，日子的确过得不错。
隐士中比较贫穷的，可以用陶潜做代表。这位大名鼎鼎的渊明先生有五首《归园田居》诗，是隐士抒发心声的名作，其中第一首就说：
归园田居 五首其一节录
东晋至南朝 陶潜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陶渊明自述他隐居的家宅占地十余亩，约是中国古代授田制下标准小农家“五亩之宅”的三倍，可见这个家庭人口较多，应该并不是只有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的“核心家庭”。陶渊明曾出仕为彭泽县令，《南史·陶渊明传》说他就任时，“送一力[4]给其子”，附家书一封，其中两句名言，千古流传：“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见他家里本有仆人，而且可能不止一个。出任知县后分到三顷公田，陶渊明下令全部种秫稻，他的妻子坚持请求种粳稻，他才妥协为二顷五十亩种秫稻，五十亩种粳稻。古代秫稻碾制成糯米，用以酿酒，粳稻碾制的粳米用以煮饭。陶县令以六分之五的公田生产糯米供他酿酒，只用六分之一的田生产煮饭的粳米，应该不够他们全家吃，他家的粮食供应必然另有来源。
陶渊明确实是隐士群体里相当贫困的，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后一直亲自耕田，正如《归园田居》诗的第三首所述：(www.xing528.com)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种在辛苦工作中的洒脱开朗，一般认为是隐士应有的本色，也是陶渊明受到千古敬佩与向往的原因。就人品、道德与格局说，陶渊明都超然于那些坐拥巨型庄园的富贵隐士之上，然而他的《归去来辞》开头就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明白表示他本来就有田有园，拥有相当数额的地产。他这样的隐士本来应该自给自足，只是他太爱喝酒，消费高，才会入不敷出，时常感到贫穷。
自足型的隐士虽然不至于生计窘迫，但也不会宽裕，如果同时笃信佛教或修炼道术，就可能成为素食者。《南北朝杂记》记载：
汝南周禺，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啖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5]”
又曰：“菜何者最美？”禺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6]”……
（译：汝南人周禺隐居于钟山，长期素食。王俭问他：“您在山里都吃什么？”他回答说：“红米白盐，绿葵紫蓼。”又问：“哪种菜最美味？”周禺说：“初春时的新韭，暮秋时的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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