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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遗产:世族特权,九品中正制及王家支持刘骏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身为世族,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世族地位崇高,借由九品中正制而拥有仕宦优先权。世族子弟不论贤愚,皆通过九品中正制进入政府,出任清官。这次的选边对王僧达与刘骏都很重要,因为它又是一次南朝高门世族与皇位竞争者之一合作的典型,代表琅琊王氏支持刘骏,承认他是刘宋的正统。刘骏当上皇帝后,当然会保持王家的特权。

南朝遗产:世族特权,九品中正制及王家支持刘骏

身为世族,与生俱来就有许多特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世族地位崇高,借由九品中正制而拥有仕宦优先权。以南朝前期而言,世族子弟年届二十即可出仕做官,寒门要年过三十才有机会;出身第一流高门者,更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6]。在此种情况下,世族子弟开始出仕时,当然要选择某些“在中央、工作少、待遇好、名声好听、升迁迅速”的官职,久而久之,这些官职成为门阀世族的禁脔,也是世族子弟升迁高官要职的跳板,称为“清官”或“清流官”。清流官最有名的有秘书[7]、著作郎[8]、中书郎[9]尚书吏部郎[10]等。

世族子弟不论贤愚,皆通过九品中正制进入政府,出任清官。时间既久,代代沿袭,成为固定制度。高高在上的世族子弟既然有清流官的保障,从小也就不必勤学,其素质随着时间推移日益低落,更谈不上政治能力,这样正好让他们端起架子,不碰“俗务”。例如刘宋元嘉初年,琅琊王氏的王敬弘担任尚书仆射[11],却从来不看公文,有一次参加皇帝亲临的诉讼审理,宋文帝问王敬弘对这案子的看法,王敬弘没有回答。宋文帝脸色都变了,问左右随从:“为什么不给王仆射副本?”王敬弘这才说:“臣得到案件副本并读过,就是不太了解。”大臣如此回话,当然使宋文帝很不高兴,但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此后皇帝虽然仍对王敬弘恭恭敬敬,礼数周到,但再也没有把实际政务交给他。

这种状况延续到南梁时,社会上出现这样的谚语:

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译:上车不掉下来的就担任了著作郎,会寒暄两句“身体好吗?”的就担任了秘书郎。)

这段南朝顺口溜可能是那些“浊流官”充满酸味的不平之鸣,因为与清官相比,浊官正是“常不在中央、工作多、待遇差、名声不好听、升迁缓慢甚至无望”的职位,而且永远由寒门充任。

一个华族出身的人在南朝官场上的过程与为官状况,可以用刘宋中、后期的王僧达为例。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是东晋开国宰相王导的玄孙、南朝首屈一指的侨姓世族子弟,他的平生经历如下:

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之称,也喜欢打猎,还曾亲自屠宰牛只。宋文帝听闻他的名声,特别召见,他面对皇帝态度从容娴雅,宋文帝非常喜欢,指定堂兄临川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他。以当时的情况看,皇帝此举是希望结交琅琊王氏,以巩固其统治,有高攀之意。当然宋文帝也不会随便派个刘家的女孩当王僧达的新娘,而是选择刘义庆做他的岳父,显然考虑到刘义庆是刘宋皇族中最有学问与文名的,这位王爷常与文人雅士聚会,著有《世说新语》。

王僧达经过中正官照例品评后开始仕宦生涯,出任太子舍人[12]。他在任时请病假,却去桥边看人斗鸭,被监察机关纠举,上级并未追究。他又诉说家里穷,请求调任郡太守,等于摆明要到当地捞一票。文帝本想答应,但尚书吏部郎庾仲文劝谏道:“僧达没办法管理人民。”宋文帝这才没有将他外派,但为了补偿,将王僧达连跳四品,升做太子洗马[13],居然成为独当一面的首长。此处刘宋的皇帝以平衡方式处理,既不得罪琅琊王氏,也给了从东晋以来就是世家大族的南阳新野[14]庾氏面子,还照顾到地方人民,正是南朝皇帝对待世家大族的标准模式,可谓煞费苦心。

不久因母亲过世,王僧达休职守丧在家。他担任郡太守的哥哥卸任回家,送他一百多万钱,王僧达与这位兄长素来不睦,竟视这笔钱财如粪土,让家里的奴婢随意拿,一夜之间钱被搬光。守丧期满,王僧达调为宣城郡[15]太守,总算如愿以偿。宣城多山,他到任后喜欢入山游猎,经常三五天都不在办公室,实在紧急的诉讼,就在猎场受理。

其后转调护军将军,掌管全国中级以上武官的选拔考核,王僧达对这个职务毫无兴趣,面见皇帝要求外放做徐州[16]太守,皇帝不同意,原因应该在于徐州是刘宋北方边防要地,当地太守责任重大,必须能文,能武,能外交,派王僧达去一定会搞坏国家大事。王僧达固执地不断陈述,皇帝只好派他做吴郡太守。吴郡是富庶之地,寺庙积聚财富尤其多。王僧达太守到任后直接向当地的西台寺要钱,西台寺不给,他竟掳人勒赎,派一个顾姓的部下率众绑架寺内和尚,勒索到几百万钱。这位顾先生应该出身吴郡顾氏,如此就等于侨姓世族、吴姓世族联手欺压佛教僧侣以敛财。当时的地方官普遍操守不良,导致人民反叛,南梁政府授权王僧达招兵一千人防备辖区,他却趁机招来两千四百人,分为三十队,形成私人武力,又在吴郡建私人住宅,征发人民为他做工,可谓无法无天。

虽然如此,他依然没事。后来刘宋孝武帝召见,王僧达对皇帝丝毫没有礼貌,瞪着双眼直视,孝武帝毫无办法。当时有位出身寒门的何尚之,一度退休后又出任高官,在家中举行“八关斋戒”[17],邀请许多名人参加。大家谈佛法、论戒律之余,主人何尚之依照寺院规矩起身“行香”[18],走到王僧达面前时对他说:“希望年轻的先生放下猎鹰和猎狗,不要再游猎。”王僧达回答道:“家里养了一只老狗,放掉它还没地方去,又回来了。”此话一出,已经七十几岁的何尚之脸色大变,却仍然对这位顶着琅琊王氏招牌高傲绝伦、为所欲为、故意讽刺的王僧达无可奈何。

王僧达擅于观望政治风色,凡有重大政治异动,都会领头选边。刘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杀死后,孝武帝刘骏起兵讨伐刘劭,王僧达望风投奔刘骏阵营。这次的选边对王僧达与刘骏都很重要,因为它又是一次南朝高门世族与皇位竞争者之一合作的典型,代表琅琊王氏支持刘骏,承认他是刘宋的正统。刘骏当上皇帝后,当然会保持王家的特权。故此虽然王僧达的骄傲自大、言行无礼、求官心切、贪污勒索、滥用民力、有亏职守、私蓄武力等行为已经达到罄竹难书的地步,孝武帝刘骏还是封他为宁陵县五等侯,并让他屡次升迁,最后当上中书令[19]

这种情况在南朝甚为普遍,使一千多年后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九品中正》条中对此严加批评:

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译:阶级最高的世家大族,拥有父子兄弟继承来的荣耀,平民百姓向前进一寸的路都没有。选拔任官的弊端,至此到达极点。)

南朝实际政务的处理

世族做官的弊端如此,可以想见那些“浊官”眼看“清官”无所事事却飞黄腾达,不免悲叹自身的命运。悲叹之余,有的可能会另觅晋升之阶。他们还真的有机会,因为另一方面,南朝皇帝面临的问题更大。

无论如何,政府必须运转,公务必须有人去做,南朝政府在世族垄断下,却是高官一大堆,公事无人办,逼得皇帝不得不提拔一些寒人作为心腹,实际推动政令,这成为南朝政府的特色。南朝在皇帝身边典掌机要的官员称为“中书通事舍人”,即机要秘书,大多由寒人出任,工作本是收存档案、传达公文等,却深受皇帝器重,将参与决策、执行政令的机会与权力交给他们。这些寒人位不高而权重,只有他们了解政府如何运作、政策如何决定与推行,他们才是南朝政府实际掌握行政权的人,因此也时常跋扈自大,只有他们敢对世族的同僚甚至长官不假辞色,世族官员对他们办事无从置喙,有时也只得垂头听命。

南朝皇帝的另一种心腹是称为“典签”的五品官员。典签本是一级地方政府的文书档案官,在南朝却变成皇帝的眼线与监督,用以监视甚至控制那些可能危及皇位的人物,例如散布在各地的亲王或封疆大吏,从饮食到行动都在内。典签与皇帝直接沟通,有事密报,皇帝也会秘密命他们办事,包括杀掉被监视的皇族。刘宋、南齐时期这种情形尤其常见,那些皇帝大杀皇族亲人的事,都是由派往各地的典签动手。

南朝世族享有占田、荫户和免除租税徭役等特权,这成为他们建构经济势力的基础。依《晋书·食货志》,所谓“占田”指从西晋初期起,政府规定各种身份的人可以拥有的土地数量,例如一品官可有五十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官可有十顷等;“荫户”,指各种等级的贵族与官员可以庇荫的家户,受庇荫者免除税捐劳役,只对庇荫者承担义务。依照占田制度,官吏可依品级高低庇荫其亲属、门下的食客、佃户等,有一定的人数限制,例如一、二品官可以庇荫佃户五十户,三品官佃户十户,递减至九品一户,六品官以上可庇荫食客三人,递减至九品一人等;亲属部分,最高可以庇荫到九族,包括父族、母族与妻族。

由于官吏自家及被荫庇者皆不需要缴税服役,此种制度必然造成朝廷收入减少,公共工程人力不足,于是普通百姓必须缴交更多赋税,承担更多劳役,大批农民或者破产,或者不堪其扰,便纷纷卖身投靠在大地主辖下,官员的占田与荫户随之大量增加,远远超过政府的限制。世家大族历代出任高官,借此始终掌握大量土地与人口,构成其经济特权,财富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

当时的世族在占有大量田地外,还会“封山占泽”,即强行占据本属地方公有的山地与湖泊,将各种地形地貌连为一片,变成广大的庄园。这种大庄园里有农田生产粮食,山坡可以种植林木果树,湖泊、河流提供水产与磨坊的动力,源源不绝的卖身投靠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足,于是每个世族都家大业大。这些世族庄园区域的生产成果全部由世族享用,因此世族的经济力量雄厚,请得起超额的谋士与保镖,形成国家内部许多块独立自主的经济区域,政府无法干预。这种经济体制称为“庄园经济”。

世族控制下的庄园经济长期且普遍存在,势必严重影响国家的财税收入与人力资源,这可以说明为何东晋与南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始终不强;而从东晋到南朝不断有人反叛,也与庄园经济下地方的力量常常超过中央有关。针对这种状况,南朝时朝廷曾通过“检括户籍[20]的方法抑制世族荫客数,但只能收效一时,不久就故态复萌。

总之,南朝的庄园经济是世族特权的产物,也是阶级不平等的象征之一,它对中国经济的唯一贡献,可能在于长江以南原来的荒山野泽地区因此进一步开发,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

经过两百年的累积与巩固,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极为优越,他们以此自傲,轻视甚至蔑视他人。同样在朝廷为官,世族、寒门的身份高下截然不同,世族视寒门如草芥,不屑与之为伍,用对待仆人的态度对待寒门同僚。这两个阶层之间不相往来,寒人即使被皇帝赏识,升为掌权的近臣,仍然会被世族看不起。如果寒门不自量力,想要跟世族拉点关系,世族必然不会以礼接待,甚至当场就摆下脸色,极尽侮辱之能事。以下是几个代表性的事例:

刘宋孝武帝母亲路太后的哥哥名叫路庆之,他的孙子路琼之和前面提到的那位王僧达是邻居。一次,路琼之盛装打扮,坐着华丽的车拜访王僧达。王僧达正要出去打猎,已经换上了猎装。路琼之坐下后,王僧达不跟他寒暄,劈头问道:“从前家里有个车夫叫路庆之的,是你家什么亲戚?”路琼之只得起身告辞,王僧达还叫仆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床[21]烧掉。路琼之自讨没趣,灰头土脸而回,内心想必极为悲愤,但在南朝社会里也无可奈何。

侨姓世族如此,吴姓世族也不落人后。刘宋时世族吴郡张敷出任中书郎,中书舍人[22]中出身寒门的秋当、周赳作为张敷的同僚,商量是否去拜访他。周赳说:“如果不招待我们,我们就难堪了,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有相等的员外郎地位,为何要担心没法跟他坐坐?”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听说他们要来,先将客人与主人的坐床摆得很近,主、客就座后,张敷立刻呼唤仆人:“把我搬得离客人远点!”此举表明他这个吴郡张氏的人不屑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无法再待下去,只得告退。

南齐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仪表举止也俨然世族,自认为地位与准备已够,就去面见齐武帝萧赜,“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23]。齐武帝说:“这事凭江敩、谢瀹做主,我不能发表意见,你可以自己去见他们。”纪僧真自认为已经奉旨,就去见江敩,刚刚坐定,江敩便命令随从:“把我的坐床搬开,向客人告辞。”纪僧真垂头丧气地退出,回来报告齐武帝说:“士大夫不是天子能任命的。”此事件几乎是前一事件的翻版,只是当事的寒人找皇帝帮忙,齐武帝可能不好当面拒绝,只有四两拨千斤,让纪僧真自己去碰一鼻子灰。

南朝类似的事情并不止于此,这许多意象鲜明的故事,一再显示了当时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他们排斥寒门的倨傲已到夸张程度,正足以说明他们如何致力于维护世族阶级的既得利益。

世族内婚制

世家大族骄傲横行的基础来自他们的门第,保持自己门第的纯粹,就成为他们念兹在兹、特别在意的事。世族为此设定“士庶天隔”的界限,不许跨越,不容混淆,其主要方法就是不与寒门庶族通婚。凡属世家大族,婚姻都是大事,选择配偶特别注重门第,越是高门华族越严格,一定得和家世相当的高门望族结亲,只有少数男性会被皇帝选来“尚主”[24],少数女性会嫁入皇家成为皇后,算是例外,但对世族而言,这等于是他们和皇室联盟的交换条件,算不上家族的光荣。此外侨姓、吴姓世族又有各自在本群体内通婚的倾向,这应该与地域观念有关,例如吴姓四大世族吴郡顾、陆、朱、张四姓经常互相通婚,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

补充知识

东晋至南朝萧梁时期的世族联姻概况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身份内婚制,史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研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列举东晋至南朝萧梁时期的世族联姻概况,兹选录如下:

东晋世族

琅琊王羲之妻为高平郗鉴女,见《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王氏谱》。

王羲之子王凝之妻为陈郡谢奕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王氏谱》。

王导孙王恺娶陈郡谢万女,珣弟王瑉娶谢安女,见《晋书·谢安传子琰附传》。

陈郡谢安妻为沛国刘耽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谢氏谱》。

谢安弟谢万妻为太原王述女,见《世说新语·简傲篇》注引《谢氏谱》。

太原王述子王坦之娶顺阳范汪女,见《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王氏谱》。

王坦之子王国宝妻为陈郡谢安女,见《晋书·王湛传玄孙国宝附传》。

颍川庾亮子庾和娶陈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

河南褚翌娶颍川庾峻女,见《晋书·褚翌传》。

陈郡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玄,见《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袁氏谱》。(www.xing528.com)

陈郡殷顗妻为同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

殷顗从兄殷仲堪娶琅琊王临之女,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殷氏谱》。

谯国桓冲娶琅琊王恬女,见《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桓氏谱》。

桓冲复娶颍川庾蔑女,见《世说新语·仇隙篇》注引《庾氏谱》。

桓冲兄子桓玄娶沛国刘耽女,见《晋书·刘耽传》。

宋世世族

琅琊王敬弘女适庐江何述之与鲁郡孔尚,见《宋书·王敬弘传》《孔淳之传》。

王导曾孙王弘妻为陈郡袁淑姑母,见《宋书·袁淑传》。

王弘从弟王僧达妻为陈郡谢景仁(祖据,谢安第二弟)女,见《南史·谢裕传子恂附传》。

陈郡殷景仁妻为琅琊王谧(王导孙)女,见《宋书·殷景仁传》。

陈郡袁质(袁耽子)妻为同郡谢安女,质子湛妻为安兄子谢玄女,见《宋书·袁湛传》。

袁湛弟之子袁洵妻为济阳蔡廓女,见《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

袁洵弟袁淑妻为琅琊王诞女,见《宋书·袁淑传》。

齐世世族

陈郡殷睿妻为琅琊王奂女,见《梁书·殷钧传》。

陈郡谢蔺(谢万五世孙)妻为河南褚渊女,见《南齐书·谢蔺传》。

汝南周颙为东莞臧质外甥,见《南齐书·周颙传》。

梁世世族

南阳乐蔼,同郡宗悫之甥,见《梁书·乐蔼传》。

南阳刘之遴,同郡乐蔼之甥,见《梁书·刘之遴传》。

陈留阮胤之,琅琊王晏之舅,见《梁书·阮孝绪传》。

阮胤之从子阮孝绪,陈郡谢蔺(谢安八世孙)之舅,见《梁书·谢蔺传》。

河南褚向,陈郡谢举(谢朓子)外弟,见《梁书·褚翔传》。

以上诸例,大都是北来的侨姓世族,他们为建立新同盟以加强自己群体的势力,互结姻亲。江东的吴姓世族同样慎择门户相对,然后结姻:

吴郡张融,会稽孔稚圭外兄,见《南齐书·孔稚圭传》。

吴郡陆慧晓妻为同郡张岱女,见《梁书·陆倕传》。

陆慧晓从孙陆绛妻同郡顾盻妹,见《昭明文选》卷二十六陆韩卿《答内兄顾希叔诗》。

吴郡陆睿妻同郡张畅女,见《梁书·陆杲传》。

吴郡张稷女适会稽孔氏,见《梁书·张稷传》。

从以上列举中可以看出,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中大族之间互相通婚者,仅限于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沛国刘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谯国桓氏、庐江何氏、鲁郡孔氏、济阳蔡氏、汝南周氏、东莞臧氏、南阳乐氏、南阳宗氏、陈留阮氏、吴郡张氏、会稽孔氏、吴郡陆氏、吴郡顾氏等大族,可谓典型的族群内婚。

到南朝后期,世族社会已族群内婚二百年以上,遗传基因受限,缺乏新生力量,加上养尊处优多年,南朝世家大族子弟身体日渐衰弱,志气日渐颓唐,终于在侯景之乱时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婚宦失类”的严重性

世族如果娶公主以外的非世族女子为妻,就称为“婚宦失类”,会受到本阶层的非难和排挤,政治前途立即受到影响,严重的甚至会被逐出本门第。然而南朝有许多寒门出身的高官、将帅,其中不乏位至三公,掌握政治、经济实权或统兵开府,成为方面大员者。对这些人而言,若能凭借其强大的势力与世族结亲,不但立刻翻转阶级,身价百倍,更能形成与世族的联盟关系,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世族原则上对他们不屑一顾,但有时局势纷乱,战火连绵,杀戮不断,武将当道,少数世家大族可能基于安全考虑,会与这样的实力派军人结亲。例如琅琊王锡[25]以女嫁给沈庆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26]“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朓之妻是屠夫起家的大将王敬则之女(《南史·谢裕传从孙朓附传》)等。

世家大族与高阶武将、封疆大吏结亲已经勉强,如果与他们眼中更下层的“寒贱杂门”结婚,必然使其他世族侧目而视,招来严重物议。

最有名的例子是南齐时王源[27]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家出聘金五万钱。王源当时丧妻,就用这笔钱办女儿的嫁妆,剩余的自己用来纳妾。

南齐御史中丞沈约听到消息,立刻主动展开调查,然后上奏章向皇帝弹劾王源,这是中国历史上因为结婚而导致御史弹劾的案例,极为罕见,也是南朝特有的怪现象。这篇奏章名为《奏弹王源》,千载知名,还被选入《文选》[28]

奏弹王源(节录)(《文选》卷四十)

南齐 沈约

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连姻,实骇物听……源即主也。

臣谨案……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蔑祖辱亲,于事为甚。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

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源官品应黄纸,臣辄奉白简以闻。臣约诚惶诚恐,云云。

(译:听说东海郡的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的满家。王源虽然人物庸俗、品格低劣,却属于高贵的家族。……但他假借结亲,唯利是图,侮辱世族阶级,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王和满家联姻,实在惊世骇俗……主谋就是王源。

臣下恭敬地说明……怎么可以有名列六卿的家族,把女儿嫁给管理仓库的人?……蔑视祖宗、污辱尊亲,在这种事上是最严重的。这种风气如果不剪断,源头就会打开,将使鳞次栉比的世家大族都蒙尘被辱。应该明正典刑,将他罢黜。

臣下等共同建议,请以这件事将王源罢免官职,终身不予录用……以王源的官品而言,谈他的事情应该用黄色的纸书写,但臣下却用白色的纸书写来呈报皇上。臣下沈约诚惶诚恐,说出以上的话。)

南北朝时世族的户籍等档案用黄纸书写,庶民的用白纸书写。沈约这篇奏章用白纸书写,代表他和世族社会已经不承认王源的世族身份,将他踢出世族阶级,降级为寒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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