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自主招生公平问题影响研究

1.自主招生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

之后，詹姆斯·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

继布迪厄、科尔曼之后，大量的研究开始指向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活动的影响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解释认为，其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

之后又出现更多理论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比如结构洞理论、强关系 - 弱关系理论、社会资源理论等。其中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提出的“结构洞”概念对于自主招生与社会资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谓“结构洞”，举例讲，就是社会成员a与b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是若c和a、b都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彼此信任，则可促成a与b之间产生交换，c就占据了一个“结构洞”。博特认为，竞争优势不仅要有资源优势（有权、有钱、有地位等），更要有关系优势，那些占据“结构洞”越多的人，获得的经济回报越多。但是博特的中国籍学生肖知兴教授则认为，汇集“关系”的“结构洞”往往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导致效率低下等问题。

华人（华裔）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研究具有很大贡献，该领域也是中国社会学界在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领域之一。如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他在社会资本研究中独树一帜，从个体理性选择行为出发，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建立了强调差异、变化和建构，把社会资本放到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结构中进行系统论述的具有鲜明特点的社会资本理论。

到了21世纪，社会资本的中国化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关系”研究，其并不与英文的relationship相对应，其英文词就是“guanxi”，所谓人情关系的实质就是感情实惠的交换，长期而相互的“欠情”“补情”心理，使得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尽力在对方请求下提供帮助。

在中国自主招生运行过程中，民众对于公平问题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出现在对“关系”影响自主招生结果问题上，亦即一项公平公正的考试本应摒弃人情世故，而民众对于社会资本过多干预自主招生录取产生不满。事实上，这种不满不仅在中国大陆存在，在中国台湾也存在类似社会资本影响自主招生的情况，被称为“关说”。中国台湾从2002年开始制订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在联考（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高考，更类似于自主招生中的联盟考试）以外，扩大申请入学和推荐甄选的比例，希望能改变联考“一考定终身”和弱势家庭子弟的不利处境（Chiang、Ching，2013），但是，实施过程中，在申请入学时，反而对中产以上阶层的学生比较有利，其中以课外活动社团参与和口试两项为主（刘海峰，2002；Chen，2012；Song、Tsai，2007），导致很多公平问题发生，比如“甄选只要通过简单的基本学力测验再参加面试，很可能产生‘关说’、走后门、开假证明等情形……为了让学生符合推荐条件，老师不得不替学生制造表现机会，最常见的做法是让学生轮流担任干部”，“多元入学的‘关说’特权已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中国台湾TVBS的民调显示，六成的家长对多元入学方案的公平性持质疑态度，七成家长赞成恢复以往的联考制度（郑若玲，2010）。

中国学界对于社会资本影响自主招生公平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招生过程存在的权钱交易、腐败、寻租等问题上。尤其是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舞弊事件发生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民众的此种质疑，教育部也十分谨慎，迅速下发文件，要求各高校“严格控制自主选拔录取招生比例”（而在此之前主要是鼓励各高校扩大自主招生比例），已显示出权力收缩上移的趋势。这是社会资本影响自主招生招录活动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并不能全部理解为是一种所谓“关系户”走向成功的捷径，而是一种个人通过与社会的联系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资本。人们可以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与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掌握有利的社会资本就一定有着更多的优势或是有着通向成功的捷径。从科举制度，到高考，再到自主招生，国家人才选拔制度虽然一直在变迁，但是目的依旧是做到最大限度上的公平与公正，最大限度上保护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虽然社会资本的影响是现今自主招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质疑，但是并不能完全将它归于导致自主招生不公平性存在的因素，更不能以为否定其价值。而由科尔曼提出的观点来看，每一个自然人生来就具备着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社会资本，它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于自主招生影响计量上也有许多困难，首先社会资本本身计量复杂，难以观察。在社会学本身对于社会资本的可计量性便有着很大争议。其一，社会资本的贡献难于观察。其二，社会资本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十分困难，已有的指标体系混乱。不同学者的观点及分析框架差异很大，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其三，自主招生与社会资本关系研究少、数据缺乏。一方面，国内对于自主招生的研究目前还是处于比较空白的状况，数据研究少；另一方面，对于已有的研究来讲，被调查者并不一定愿意说出实情，从调查方式来讲调查问卷的方法虽然涵盖面可以涉及较广，但是内容不很深，且问卷质量并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证。

2.社会资本影响自主招生公平的观测指标(www.xing528.com)

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和计量方法的研究虽然存有许多困难，但社会资本本身对于每一个学生个体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更应该直面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困难。结合已掌握资料，可以将社会资本影响自主招生的因素分为以下3个分支。

自主招生中社会资本观测指标框架，如图3 - 3所示。

（1）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对自主招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私人关系可以影响甚至左右选拔者在选拔时的策略，使他们无法按照既有的、公平的方法进行自主招生工作。另一方面，私人关系也会让某些选拔者对部分被选拔者有特殊的印象，非主观地对选拔不公平。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会让自主招生的公平性降低，甚至引发出舞弊、贪污等案件，不利于自主招生事业继续发展。

图3-3　自主招生中社会资本观测指标框架

与社会资本相关的徇私舞弊问题虽然是绝对错误地将经济资本与教育挂钩的行为，但近些年来却愈演愈烈。富有的家庭邀请掌握招生权力的人参加酒宴、娱乐等活动，甚至暗中直接给予金钱或其他贵重物品。这种行为与以上的经济资本的作用不同，并非间接地影响招生者的判断，而是直接左右招生者的招生行为，这是自主招生中绝不应出现的污点。而对于这一现象，除了社会资本的影响之外，也与经济资本密不可分。

（2）父母职业。父母职业是一个对于应试学生无法改变的事实，但这也是影响选拔公平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自主招生选拔的学生并非入职，也需要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在招生工作中希望得到的是学习能力强或在某方面有特殊天赋的学生。而如果父母工作恰好在某个领域，应试学生即使没有以上两方面才能，依然可能因为受到父母的影响而展现出比其他人更强的应试能力。当他们进入学校深造，原来十数年通过耳濡目染的片段性知识积累无法适应学校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他们在学习能力和天赋上的弱势就会更多地凸显。因此，父母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子女通过自主招生考试，但是与自主招生的选拔目的相悖。当父母的职业是教师时，这个现象尤为明显。父母通过系统地教育，让子女即使没有特殊的天赋才能也能在考试中表现优异。

另一方面，父母职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学生某一方面特殊才能的作用。从而使得学生能力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有所提高。从这一角度说，父母职业对于自主招生的公平性起到单一的消极影响，应试者由于从小受父母职业的教育与熏陶，使得自身能力增强，也由此形成了个人资本。因此，也可看出，三种资本对于自主招生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

（3）农村生源。在自主招生选拔中，农村生源有着不可忽视的劣势。首先是信息获取的劣势。农村相对城市信息获取的难度更大，掌握信息的人也更少。自主招生主要通过电视传媒的宣传与网上招生信息公示进行招生预录取工作，这一工作方式本身对于没有网络覆盖甚至没有电视信号覆盖的偏远地区就有着无可弥补的劣势。即使考生具有自主招生招考所要求的能力，也不能有效地获得相关信息，因此而错失通过自主招生获取更好教育机会与加分优惠政策的机会。

其次，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是他们的一项劣势。在大城市中，教育机构林立，很多机构专门研究自主招生的命题方式和思路。在农村和小城市，相应的机构实力和资质都不足，无法为学生提供类似服务。除此之外，农村高中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资源的现状本身也导致了农村学生在与部分城市学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最后，在名额分配方面，自主招生多倾向于发达地区及优秀的高中，虽然目前提出有诸多政策制度倾向于农村的自主招生制度的推广，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2012年提出的“圆梦计划”（招生条件：学习成绩优秀，或具有某方面培养潜能的应届农村生源高中毕业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是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应届农村户籍考生）。但是这种政策本身仍然具有较大局限性，例如覆盖面小，“三代之内无大学生”标准并非是较有说服力的标准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