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的影响与冲击

住中央美术学院里面，出门就是当时还很狭窄的金鱼胡同，走到王府井，就看见东华门和紫禁城的红墙了。故宫那么那么的近，真是好像梦一样。

中央美术学院原先在王府井边上的校尉营，对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建造的协和医院，旁边是吃烤鸭的全聚德，特别方便的地方。这个学院原来是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而成。北平艺专前身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18年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建议成立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教育学府，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而华北大学美术系的前身是1938年创建于延安的“鲁艺”美术系。1950年4月，在北平艺专和华大三部美术系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毛泽东题写了院名，任命徐悲鸿、江丰当院长和党委书记，后来几任院长有吴作人、古元、靳尚谊，现在的院长是潘公凯。

我第一次去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大部分老师还住在进了学院右边后面的几排一层楼的宿舍里面，长排宿舍门口装有长长一列水龙头，大家都在那里洗漱、用水，倒不觉得简陋。学院一放暑假，画室全部关门，很安静。

1950年美院才成立，我去的时候学院还只有三年的历史，是所很新的学校。前一年徐悲鸿因脑溢血刚刚突然去世，但是齐白石还在，住在西城跨车胡同自宅。父亲带我去那里求过画，我本来以为可以看见这个老人的，在我那个年纪，他简直就像是个神话，滴点墨水就能让晶莹剔透的虾子游动起来。结果院子都没有进，只是在门房交了定画的钱。过了几天去取，是一幅画在扇面上的游虾。父亲说齐白石每天早上起来就画一批，挂在院子里晾衣服的绳子上晾干，再取下来略作修饰、签名盖章，要算“批量产品”了。不过他功夫已经到了神品的水准，因此即便是随笔挥洒，也还是精品。记得当时父亲是花了80 块钱买的那个扇面，那画我很喜欢，因为是自己和父亲一起去买的。1966年“红卫兵”抄家，伸手就给撕碎了。

据说中央美术学院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是一所日本学校，因此，这里画室的门基本都是日式，是横拉开的。我去看画室，留意到的确如此，中国人很少有这样设计的。房子矮矮的两层，灰扑扑的，乍一看，毫不起眼，仔细看，也不起眼。门口三棵白皮松，那时还是小小的，我特别喜欢。1995年去美院讲课的时候，靳尚谊先生告诉我学院要迁到三元桥外望京那边去，我还特地说希望这三棵白皮松也迁过去。2000年迁校仪式上，靳院长告诉我，白皮松也完好迁去新校区了，听了真是开心。

虽然美院的历史可以从北平艺专算起，我习惯还是认为它是1950年建立的。北京在解放后，开始建立一系列冠名“中央”的学校，如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有了“中央”级别，其他省市的就是二流的了，浙江美术学院是重要的学院，当时不得不改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林风眠先生自行辞职，几年之后改为浙江美术学院，不服气啊！开放改革之后，终于改为“中国美术学院”，把气争回来了。不过把学院叫中央，自那时开始，就基本形成格局，大家心里也是这个感觉：中央的就是强过地方的。其实艺术这东西，相当个人化的，和地缘，和政治，并没有多少必然联系。不一定你叫“中央”它就真成一流了。小时候去中央美院，仅仅是看舅舅和舅妈。后来去得多了，就越来越喜欢美院了。我最终走上艺术和设计理论的道路，其实和中央美院对我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中央美院是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和美院有这么多的联系，认识这么多的人，还当了学院的客座教授的。

徐悲鸿当院长，时间很短，好多当时的学生都没有见过他几面，1953年就去世了，还是壮年，可惜可惜。遗孀廖静文主持了他的纪念馆，原来是在北京站旁边，我去过那里，很幽静，有好多徐先生的遗作展出，后来那里搬迁了；之后美院的主要领导是江丰，他对传统画意见很大，喜欢写实主义。江丰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出来主持美院工作。他比较支持创作，不少青年画家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像陈丹青、罗中立、张红年、高小华这些人，都得到过他的支持，当然是后话了。

江丰第一次主持美院领导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中苏蜜月期，苏联艺术的影响自然大起来了。除了派人出国留学之外，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办了油画训练班，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马克西莫夫专家班。这个班的影响可大了，直到现在，还能够感觉到这个学习班对中国艺术的巨大影响。一个班就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艺术，世界艺术史上也难有其他的例子。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连续几次去北京过暑假，都是在舅舅家里住，由于年纪小，对当时艺术界正在经受的一些冲击并无感觉。第一个大冲击，是苏联展览馆开幕，那是1956年。那时在我的眼里，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建筑就好像一个现在孩子眼中的迪士尼乐园一样，那么神奇，漂亮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其中的造型艺术馆，完全把我惊呆了。第一次看到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西施金、涅斯杰罗夫、克拉姆斯科、谢罗夫等苏联艺术家的原作，对一个喜欢艺术的孩子来说，完全是一种震撼。我想对中国当时大部分的艺术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更加如此。对中国艺术界造成重大影响的第二个冲击，就是当时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美术学生到苏联留学，他们大部分都就读于列宁格勒的列宾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回国担任各个美术院校的主要领导工作。他们在苏联时间不短，回国的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那时候已经破裂了。其中有几位我认识，比如林岗先生，还有邵大箴先生等。第三个直接对中国艺术造成全面影响的大冲击，就是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主持的训练班。

中央美术学院的元老之一钟涵先生是马克西莫夫专家班的学员，他原来是在清华大学读建筑的，后来改到这里学美术。在众多的老一辈画家中，他是少有的能写评论，懂俄文和英文的一位。马克西莫夫在华讲课的时候，正式的翻译是佟景韩先生，而钟涵先生也做过一些。我在他家聊天的时候，他讲过一些当时的情况给我听。

马克西莫夫全名叫康斯坦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1913—1993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奉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即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各领域全面与苏联合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央美术学院开办由苏联专家主持教学的油画训练班亦因此应运而生。通过中苏美术界高层领导一个时期内的互访和酝酿，苏联最终在1955年2月指派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马克西莫夫到中央美术学院主持教学，并兼任中央美院顾问。我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几期训练班对于中国油画的影响会这么巨大，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是中国美术训练的一个基本套路。

马克西莫夫来中国时不过43 岁，瘦瘦的，身材不高，工作非常卖力。虽然他在华的工作重点是油训班，但他同时还兼顾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的业务进修，等于另有一个“校外油训班”。新中国成立初可供油画教学的图片资料比较匮乏，更看不到欧洲油画原作，马克西莫夫就常常通过示范让学员们了解油画的性能和表现技巧，而他娴熟的色彩造型能力经常使挤在周边围观的学员啧啧赞叹。在夏日骄阳下的外景写生中，马克西莫夫光着膀子，手持画笔，挥汗如雨，也让大家印象深刻。许多当事人对于马克西莫夫很会讲课这一点也记忆犹新，画家艾中信说马克西莫夫讲课非常动听，不仅能结合画面问题有的放矢，更能上溯到欧洲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和名家流派，这正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学员所缺乏的。靳尚谊也谈到，正是马克西莫夫使他对“什么是结构以及如何表现结构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马克西莫夫在北京期间经常出席有关教学会议，如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1955）、全国油画教学会议（1956）等，并作重点发言，直言不讳。他曾说：“中国画家在水彩画方面能够出色地处理最复杂的问题，可以仅仅一遍就把天空画好，而不用画第二遍；可是在油画方面却变得很胆怯，非常单调地在画布上涂颜色，作品调子灰暗，颜色很脏。显然，用油画颜色作画的方法还没有掌握”，“还不善于表现阳光”。

马克西莫夫的贡献是肯定的，他在徐悲鸿用毕生努力推进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更夯实了写实主义在中国美术教学和创作上几乎无可动摇的地位，这套写实主义的教学和创作方法更通过中央美术学院而推广到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去。他制定的教学大纲完全照搬苏联教学的条条框框，以至于课程比例的计算要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近乎教条。他的这种近乎强制性的教学方法的确有立竿见影的作用，油训班学员的创作成果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油画高级师资已经从技法上改变了从延安带来的“土油画”的面貌。马克西莫夫还算不上苏联的第一流画家，但是他的这个“专家班”，居然全面改变了中国油画发展的方向，当时真是无人料到有这么大的冲击力。(www.xing528.com)

中央美术学院因此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半个世纪发展的一个触媒，它引发的潮流，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影响了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这是正面的作用。负面的影响，就是一家独尊，排斥其他艺术探索，造成绘画的单一面貌，这个问题自然是理论界讨论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

我资历浅，年纪也小，自然是没有可能结识第一代那些大师的，“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在北京才认识了几个元老，像吴作人先生、古元先生，当时他们都很开心，因为“文革”对整个中国的摧残实在太大，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得到真正的解放一样。

1988年，我刚刚从费城到洛杉矶教书的时候，林岗先生和夫人庞涛寓居洛杉矶，他们住在好莱坞附近，我去看他们，请他们去参观美国的美术学院，林先生话少，庞涛非常热情，讲了一些林先生留苏学习的事情给我听，很有价值。庞涛的父亲是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奠基人庞熏琴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者。她的弟弟叫庞均，原来是在北京美术公司当画家，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我受邀去台湾的辅仁大学讲学，庞均的女儿来见我，受他父亲委托，带了两本他的画册送我，可惜没有机会见见他。

对于留苏这批人的情况，我的了解比较多是从邵大箴先生和郭绍刚先生那里得到的。邵先生是从事美术理论的专家，长期在中央美院担任史论系的主任，著作等身，德高望重，他俄文很好，夫人奚静之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美术史的专家，著作《俄罗斯苏联美术史》是唯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在台湾的艺术家出版社出版，我前几年去台北的时候，社长何政广先生送我一本，一路看回美国。从邵先生和郭先生那里我了解了不少当时留学的情况。郭绍刚先生退休前在广州美术学院担任院长，我是设计系的副主任，是上下级关系，他的夫人高志是我那个系的系干事，女儿、儿子都是我那个系的学生，交道比较多。他是最后一批从苏联毕业的留学生，从他那里我也了解到一些关于留学的情况。这些自然不是本书的主题，应该另外专门谈的。

1995年左右，靳尚谊院长带了现在造型学院院长戴士和、筹备设计学院的负责人张宝玮老师到洛杉矶找我，商量成立设计学院的事情。我和他们讨论了三天，带他们参观了我任教的帕萨迪纳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给他们拟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学院课程设置表。我协助他们建成了设计学院，他们请我去美院讲课，我在美国学院放假的时候便去了北京。靳尚谊院长聘请我当了美院的客座教授，这样得以认识更多的人。那几年我去美院多，美院来访美的人也不少，其中很有几位是我接待的。有一年，美院前副院长候一民先生和周令钊先生因为要为深圳的“锦绣中华”做设计，专程来美国考察，在洛杉矶是我接待的；之后副院长范迪安先生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讲学，我也带他到处看看，他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和我很谈得来，他现在是中国美术馆的馆长，组织了好多展览；当时的副院长杜健先生也曾经来美国参观，在我家住过，聊得多也成了好朋友。这样，和中央美院的交道就越来越深了。

我那些时候去美院讲课，就住在王府井校尉营（他们有些人习惯叫那里为“帅府园”）中央美院那栋12 层的留学生楼里面。那是90年代中期，学院里面已经基本没有教授宿舍，都住外面，不过学院对面不远的煤渣胡同有栋教师的宿舍，好多年轻老师，比如戴士和、华其敏这些老师就住那里。老教授中不少住在协和医院对面的宿舍里，其实条件不是很好，靳尚谊、钟涵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的家都在那里。我记得有一次在钟涵老师家包饺子、聊天，几位老先生都是步行过来的，他们关系很好，好像朱乃正先生、钱绍武先生都在。

钱先生是位雕塑大师，雕塑做得好，还写得一手好字。依我看，他的书法水平绝对不在雕塑之下。他是很有趣的一位大师，有天我和杜键先生在美院看画室，突然看见有个人从美院南墙翻墙跳进来，杜健先生是副院长，自然大叫：“不能翻墙！”结果一看，是钱先生。他连连说：“不碍事，不碍事！”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这等老顽童，怪不得佳作连连的。

中央美院后来搬迁到酒仙桥的798 厂建筑里中转，2000年迁入现在位于望京小区的新校舍。设计这个校舍的时候，负责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院长栗德祥先生也带着参加设计的几个研究生来美国找过我，我陪他们去参观过很前卫的南加州建筑学院。

2000年，原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公凯先生调到央美当院长，这是中央美院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不是他们体系内的人当院长，自然很新鲜。我继续去讲课，帮忙。张宝玮老师当了设计学院的院长，后来从设计学院又分化出建筑学院来，好长时间建筑学院没有正院长，由吕品晶当副院长，他们想请我回来帮忙，我举棋不定，最终没敢答应。后来是请来了在旧金山的Adobe Photoshop 的艺术设计总监王敏当了设计学院院长，设计学院原来的副院长谭平升任美院副院长，学院形成了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建筑学院、人文学院四个院，在首都机场附近还有一个城市学院，在海南还有个海南分院。他们摊子大了，而我也因为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因此也就去得少一些了。2008年，教育部批复美院申报，我和建筑学院的张宝玮教授一起要带四个博士生，这样，与央美的关系又接上了。

2014年9月，我到北京参加设计周，同时参加国家博物馆的一系列活动，在那里遇到了靳尚谊先生，相谈甚欢，接着又遇到刚刚接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范迪安，真是感慨良多啊。

中央美术学院应了我的一个信念：如果你喜欢一个地方，总会有机会来的。我第一次去北京就喜欢中央美术学院，后来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认识了这么多人，也成了我和北京密切关系的一个支点和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