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尽时分：杭州城市记忆与历史文化

不知道受什么影响，我自小就怕人多的景点，无论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有好多人挤着去看，我情愿走开，因为我总觉得要和自然接触，最好是自己和自然面对面，周边如果尽是人的话，是没有自然感的。不过这些年国内的景点都是常年人满为患，结果是我少去了很多地方。

杭州就是这样一个让我矛盾的城市。2011年我曾经到杭州开过两个会，一个会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君悦酒店开，另外一个会在象山新建的中国美术学院。君悦酒店的位置是最佳的，窗外就是西湖；就在杭州老城和西湖交界的湖边，但是从房间看出去，整个西湖游人如织，远远看见苏堤、白堤上面的人是黑压压的一条链，湖面上也全是游艇渡舟，靠近酒店这边一直到“柳浪闻莺”，则全是杭州的老年人在运动，看见这种人头涌涌的气势，自己心里倒有点落落寡欢，就目前这个人气，我想许仙和白娘子肯定会给成千上万的旅游团员们簇拥而过不了断桥，断无机会见面，济公也肯定给城管带回拘留所等待遣送回老家了，如果人像现在这样多，《济公传》、《白蛇传》都不会出现，西湖绝大部分的故事都不会有，这个城市的文化应该是那种慢悠悠的、空灵清净的。

对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观感，我总以为第一印象非常重要。第一次留下的印象，要改变很难。好像我对北京的印象，老是定格在1950年代那个慢悠悠、清净净的古城，而对杭州的印象，也是一个落英缤纷而人口稀疏的西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城，也是俞平伯先生散文中的那个城。之后无论去多少次，回忆起那个城市，总是有第一次的影子在那里。

我第一次去杭州是1974年，因为去富春江写生而路过杭州小住了几天。那时候我在一个县城的工艺美术工厂当设计员，省工艺美术公司组织写生，搜集素材，那一次是走江浙一线，一行十一个人，由画家庄寿红担任我们的导师和领队，趁着春风拂面、桃红柳绿时节，在江南山水园林中浸淫了一个月。时值“文化大革命”，即便是西湖胜景，也是路断人稀、游人绝迹。那一次江南行，画是画了一批，真正的收获，却是对江南有了一个很动人的认识。

当年从苏州到杭州并不方便，汽车贵且不说，还要走很久，最经济的走法，是坐大运河的航船从苏州去杭州，傍晚时分在苏州的阊门码头上船，是木船，吃水很浅，我们走下船舱，只能坐着或者躺下，躺下睡的时候，头就在船舷边，舱外是一尺宽的船舷走道，再外就是带腥味的运河水了。天黑之后，我们的船点起马灯，水手吆喝着什么，撑开木船。很快，雾气中的苏州消失在黑暗中，仅仅听见水声和慢腾腾的马达轰鸣声。一夜水声在头边激荡，半明半暗、摇摇晃晃，沉沉睡去。清晨时分，被水手大声叫醒，看出窗去，抬头就看见了拱宸桥，已经到了杭州码头了。

拱宸桥建于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是杭城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长百米，高16 米，是座三孔薄墩联拱驼峰桥，中间的桥拱约有16 米高，两边小拱券也有11 米。拱宸桥东西横跨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透过薄雾望着拱宸桥，我们就下船到了杭州老城。

据说，杭州的历史文化有一半是京杭大运河造就的。我第一次去杭州的那几天，拿着先找好的资料去看旧城，去拱墅区的小河直街，因为这条小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河畔现存的民居，其建筑基础在明代之前就奠定了，明末清初时这里可是商船如梭，富贾云集之地，被称为杭州十八景中的“北关夜市”，盛极一时。由于是大运河的支流，小河直街理所当然地成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当地的老人说，那时的店铺种类数不胜数，报得上名堂的就有：炮仗店、茶馆、酱坊、铁匠铺、蜡烛坊等，还有一种专门孵小鸡、小鸭的店，叫做“哺坊”，可见当时商业形态之繁多。这种盛况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方告结束，原来的打铁铺、茶馆、蜡烛坊、碾米店，现大多已成了民居，只留下了木门板上依稀可辨的字迹和同样模糊的记忆。

那时候的杭州还没有大规模建设，站在吴山上看杭州城，鳞次栉比几十万家粉墙黛瓦，破败不堪，中间突兀地矗立着一些简陋的预制板的筒子楼，高耸的马头墙所剩无几，原来深宅大屋的那些精美的木雕砖雕，在前几年的“破四旧”中被砸得七零八碎，老房子只有皇城根儿下凋零的民居，还算平淡和闲适。青石板的巷道依然有邻里的亲和，对外部惊天动地的争斗显得特别与世无争。走到大井巷，依稀看见巷口“胡庆余堂”四个褪色的金字，如果不是先做功课，完全无法想象这里是南宋的皇城根儿，走近巷里，几口井的井水依然甘冽，当地人在夏天把西瓜放进竹篮浸在井里，等晚饭后全家人享用，特别清凉。井旁石碑上有五个字——“钱塘第一井”，有一种遥远的历史自豪感，到我去时，它已经落魄到没有气力了。

那时候的杭州中山中路还毕竟现代，这段城区是民国时期杭州的豪华之地，富人豪宅，那里有十几幢二三十年代的西式小楼，看似西洋小楼，其实也很“杭州”，那些洋楼是用石灰、水泥加上糯米（江米）砌成的，坚固无比，时当“文革”，这里的洋场喧哗早已褪去，那些夕日洋场老板的豪宅，或是变成拥挤的居民楼，或是成了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底层是简陋的小吃店、杂货店，走进去任何一间，都是狭窄昏暗走廊过道，走道里是炉灶、煤球、油漆斑驳的自行车、关不拢的水龙头、麻绳一样纠缠不清的电线，院子里有人见缝插针种着牵牛花、丝瓜，新中国成立前留下了的老葡萄藤缠上了屋顶。(www.xing528.com)

有人会问：你那个时候去杭州，能够有什么书参考呢？“文化大革命”是灭文化的大革命，因此书是革命的对象，要找到相关的书，几乎没有可能。虽然我出门总是带几本书，但是要找到关于杭州的书则很困难，我去苏州、杭州之前先到上海，在淮海中路那间小小的国营旧书店花了二毛钱买一本旧书，是俞平伯先生写的《杂拌儿》，这可是“漏网”的杂文，估计是“文革”初期抄家没收再拿出来贱卖的，或者是怕事的主人忍痛割爱当废纸卖给旧书店的，在我就是捡了个大漏了。俞平伯和江浙关系很深，这本散文集的名字只是“取他杂的意思”，很合我自己随意、散漫的习惯。周作人为这本书写了题跋，钱玄同为这本书题封面，还帮这本书写了“一名梅什儿”。我买的这本《杂拌儿》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28年8月初版，集内共收文章32 篇。其中少数是考据性的，如《雷峰塔考略》，还有几篇是文言的，如《北河沿畔跋》，更多的则是序跋和游记，如与朱自清同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年两位散文家同游秦淮，各写了一篇游记，为研究“五四”时期现代散文的后人留下可记的一笔。

在杭州的几天，白天在西湖边画画，晚上回湖边的“招待所”（那时候我还没有资格住旅店）看书，因而对这本书有很特别的记忆。俞平伯第一次就是1920年4月从英国返抵杭州，到1920年9月经蒋梦麟推荐来杭州作了“一师风潮”后重振复课的首批国文教师。到1922年7月9日，他作为浙江省视学受浙江教育厅委派出行美国。7月抵旧金山，10月9日回国。出国匆匆，我看他心里很有点郁结，所幸，他归来的“相熏”之地恰是杭州。朱自清在《〈燕知草〉序》中曾为他辨析：“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仅止如此，自然是不够的。所以朱自清笔锋转过：“不错，他惦着杭州；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粘着地惦着？”“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俞平伯先后几次住杭州，第一次是去从英国回来时，第二次是从旧金山回国时，1924年底他迁居北京，在1925年作文追忆杭州：“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城市的喧阗，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说尽情领略过了。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在跳跃着。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了。”（《芝田留梦记》）研究文学的人说：俞平伯是吟着新诗踱入新文坛的，而其新诗与诗歌理论的大部分亦正是写于杭州，这内里的起、转、落、合历程，外部有1920 至1925年间的居杭作息相印证。最早的白话文作品，是被称为新文学白话诗之先驱的《冬夜》。自然有人说这篇文章有的是卓荦古雅，白话的不够新，不够“白”。当时的文人都尖刻、挑剔，百年中给政治运动磨了又磨，现在怕挑拣不起来了。

俞平伯说“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却实实在在地打动了我，我喜欢俞平伯的文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了。那时候看的这本书，就慢慢形成另外对于杭州的一种情绪，先入为主，到现在也依然能够很清楚地记得那次纪行。

我还没有见过中国有其他城市能够像杭州一样让历代诗人留下如此多的清雅诗文来。像唐代张若虚、宋代苏轼，都有好多精彩的诗句颂扬杭州和西湖的。不过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宋代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可能他的诗有一种退隐、静谧的情感在内，和我对西湖的感受比较接近吧。比如他写西湖的梅花，说“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另一首写梅花的诗，“小园烟景正凄迷，阵阵寒香压麝脐。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

跟杭州有关的文人就实在太多了，这些人都写过杭州，写过西湖。像朱自清，有好多散文写杭州，徐志摩和郁达夫在1911年春双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杭高的前身），两人同学了半年。后来分赴国外留学，回国后，徐参加了新月社，郁参加了创造社，都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大师。他们两人的文字中，有关杭州的也不少。早年无知，我以为鲁迅似乎不怎么写杭州，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和许广平在杭州有情愫，因为是师生恋，怕多事，所以避而不提，看来不是不喜欢，是喜欢而不得的特别状态。胡乱想想，跟杭州有缘分的文人、政客有如王国维、章太炎、戴季陶、周作人、梁实秋、李叔同、马一浮、沙孟海、郁达夫、夏衍、陶行知、马寅初、蒋梦麟、蔡元培、周建人、丰子恺、沈尹默、沈钧儒、沈兼士、夏沔尊、张元济、张宗祥、钱玄同、范文澜、戴望舒、柔石、周信芳、柯灵、吴世昌、徐迟、穆旦、艾青、南怀瑾、金庸、黄宾虹、潘天寿、叶浅予、朱生豪、张乐平、吴昌硕、钱君陶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是杭州人，讲一口漂亮的杭州官话。一部中国新文化史，多半和杭州沾上关系，这个城市就太特别了。

前年我再来杭州，还是住在君悦酒店，那是初春，还下点细雨，下午五点多钟，游西湖的人开始从景区回城了，我和两个朋友走到景点“柳浪闻莺”的湖边，有船家来招揽生意，我看湖上只有回来的船，没有出去的船，就让船家送我们去“三潭映月”。小船慢慢划出水面，湖水很宁静、阴郁，铅灰色的水天一色，只有我们这只小船在划破静寂，我们在船上随意说点什么，在波澜不兴的水面上飘荡而去。两位朋友，一位是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老总，另一位则是时尚杂志的总编，都是时尚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在湖面上，忽然变得很沉默，因为离开了时尚，才发现更加时尚吧。后来我们在苏堤一段登岸，路断人稀，内湖去年的残荷好像一张大水墨画一样，笔墨苍劲、恣意纵横，灯光黯淡，泛出团锦一样的湿润的梅花、桃花葱茏来。那真是一个梦中的西湖，也是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西湖。

那一夜随风飘散的话居然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对西湖的这个眷恋情结，则是永远打不开、解不脱的。一个城，能够给人这样的依恋，该有多么精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