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尽时分：苏东坡推动西枝江大桥建设

上文提到我第一次在1974年回到我的祖籍惠州，当时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

那一天是傍晚我才到惠州。从惠州长途汽车站走出来，早有一位画家朋友在等我，这位朋友姓李，原是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他是惠州人，毕业之后分配在新华书店画宣传画，工作就是美工。我是经人介绍，提前写信告诉他我那天会到，计划在惠州住两三天，希望他能够带我看看惠州。

那天整天下着雨，走出车站，老李迎上来帮我拿行李，放到他的自行车车架上，说就到他家里挤一挤住下。那个年月，旅馆是金贵的地方，还要按级别才能报销。我们级别低，出行时除非万不得已，都是到朋友家借住的。谢过他，我就跟着他走上惠州的街头。

一日秋雨，沿街榕树好像洗过一样，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特别的干净，简直有点熠熠生辉。老李的家在新华书店楼上，是职工宿舍，各家各户在走廊里煮饭，一家三口就一间房，那种居住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好在那间房还算大，给我在一个角落开了张小床，拿了毛巾肥皂，让我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回来坐下闲聊，多是我问关于惠州的情况，他细细解答。街上非常安静，一夜听见细雨沙沙落到窗外的榕树上，旧时的城市没有什么夜生活，也没有什么汽车，九十点之后，全城就睡去了。陆游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去的时候是秋雨，是没有杏花的时节，细细的秋雨委实也有一种春雨没有的情调。我把古诗改了改：“苦风凄霾斜暮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东西枝江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就是我当时的心绪了。

第二天早饭之后，老李请了假，带我去看惠州。他说要先去东新桥上看，原因是惠州分桥东、桥西，这个桥是中间的连带，看惠州得从这里看起。

惠州城有一千多年历史，古时候分府、县两城，惠州府城在东江和西枝江的西岸，当地人称“桥西”，县城归善夹于两江之中，人称“桥东”。因江湖纵横，限制了城池的延伸，府城突出。唐代诗人杨万里称府城“左瞰丰湖右瞰江，三山出没水中央”，而县城则长长一条，沿江而走，那座连接府、县两座旧时城池的桥就是东新桥。该桥始建于宋代，位于两江的会合口。这个桥头是看两江的好地方，站在东新桥上远望东江，东江浩浩荡荡，俯瞰西枝江，西枝江蜿蜒曲折，各有风格。惠州就在两条江之间铺陈开去，绿树婆娑，很安静的一个城市。

这个桥据说也和苏东坡有关。早年，西枝江还连成一片，浩淼大水将惠州州城和归善县城隔开，两城隔西枝江相望，百姓探亲访友、砍柴种菜，都只能靠小船过江，十分不便。“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两桥诗·东新桥》）。苏东坡到惠州不久，便开始为筹建西枝江大桥奔走。他一方面动员程正辅出面筹集资金，并捐出了朝廷赏给自己的黄金和犀带；修桥需钱“八九百千”（千钱即一贯），“若减省，即做不成，纵成，不坚久”。今“犹少四五百千”，“于法当提（点刑狱司）、转（运使使司）分认”。一方面集思广益，拟定切实可行的建桥方案。最后，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由邓道士主持其事。于是在西枝江上，用40 艘船连成20 舫，上铺桥板，“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两桥诗·引》）。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两桥诗·东新桥》）。东新桥在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建成。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呼雀跃，扶老携幼前来庆贺：“一桥何足云，欢传广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两桥诗·东新桥》）清代，东新桥北移300 米建成石桥。1938年又建成钢筋混凝土悬臂挂梁式桥，同年被日军炸毁。1943年修复，1951年加固，1973年再加固并扩宽桥面。我去的是1973年扩宽了的桥，和苏东坡没有什么关系了，他建的那条浮桥早已不在了。

“文革”中的惠州实在非常凋敝，有气无力的城市，依然是贴得到处都是的大标语口号，当时全部是批判林彪、批判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标语，惠州城里没什么汽车，就是自行车熙熙攘攘，整个城市很陈旧。我们过了桥，走过大街，依稀看到旧时惠州还有的小广州味道，骑楼茶肆，街上的人讲白话和客家话两种。东新桥码头是当时惠州的核心地，这里有两条街，叫做上、下米街，正处于东西江汇合处的东新桥码头边上。街道的位置很有点特别，这上米街和下米街两条街都处于东新桥头的大东城基下面，站在高处往下看，大东城基、上米街、下米街，这三条街形成三级台阶状，是惠州特有的“三街梯形”。从桥东整体眺望，上、下米街处于东江中游、西枝江下游，恰好处于两江汇合的位置，配以附近闻名的文笔塔，一幅府城人文长卷就从这里展开。虽然百业凋零，却依然有生气，因为整个城市就在这个位置上活跃着，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东新桥码头、上下米街曾经是非常热闹的地方，最近听说在这里河底发现几吨重的钱币中间，有一枚“惠州歌妓协会”的徽章，倒让人对这个地方的往昔有一个不同的认识。据说这里在明清时期是“青楼一条街”，“花艇”云集，秦淮风韵。因而有惠州千年古埠繁华胜似广州的说法，东新桥码头就是古代的繁华重埠，不过都已是眼过云烟了。

我站在东新桥上，问老李那个著名的合江楼怎么了。因为我看书知道，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之后，先借住在东门城楼上的合江楼四十多天，之后也陆陆续续在这里住。老李说：“早就没有了，那楼年久失修，洪水浸泡，1959年就已经拆除。”他带我走到一处电报局，指指电报局说这里是原来的东门。

据记载，合江楼就在距东新桥下码头很近的地方，在两江的汇合处，我对此楼很有兴趣，后来找了地方志看看。据《惠州府志》记载：合江楼原是惠州府小东门城楼，为府城的七座城楼之一。合江楼首层的城砖是红砂土做的，呈暗红色，上面是青砖、灰瓦，风格淡雅，历史上几经兴废。《惠州西湖志》上说：“合江楼，在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合流处。……城上楼也。南宋时圮。”宋代的合江楼为广东名楼之一，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江楼等齐名，不仅风光秀美，而且地位显赫，不是我原先以为的简单城楼。合江楼在三司行衙之中，为“三司”按临所居。当时的“三司行衙”，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官员莅临居所，是掌管变法大权的中央机关和惠州地方联系的重地，是一座“国宾馆”。苏东坡作为一个罪臣贬官，本没有资格住在这样一个地方的，可偏偏在他刚刚踏入惠州的土地时就被奉为上宾，迎进了这里。当时信息传递慢，也不无好处呢！

这个城楼历经沧桑，几次倒坍，最后一次重修合江楼是在清康熙年间。1925年10月，东征军攻进惠州城后拆城，合江楼被废弃，只剩下城门，上面的楼房年久失修。1935年12月成立惠阳电报局，地址就设在府城小东门城楼，合江楼便成了电报局。我最近去看的合江楼，是重建的，2007年年底完工，虽然雕龙画凤，可是并非原楼，连位置也不同，有点徒有虚名的感觉，上去看看也没有多大的感触了。

老李要我去水东街走走，那里是名气最大的老街。以前的惠州用“五个一”就能介绍清楚了，即“一条街、一个塔、一个湖、一路车、一座桥”，其中的“一条街”就是水东街。“没有逛过水东街，就是没有来过惠州”，从这句当年的流行语足可窥见水东街昔日的风光。他们的新华书店，就在水东街附近，也就是我们晚上住的地方，不过因为我到得晚，没有注意到那条骑楼大街而已。

骑楼是广东特有的商住混合建筑最主要的形式，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日本学者藤森照信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是始自外廊样式，认为岭南骑楼是从东南亚传入的。也有学者认为骑楼起源于地中海的“柱廊式”建筑或者欧洲的“敞廊式”建筑。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岭南骑楼的原型源于中国，是传统民居在近代的变异和发展。广州城市规划局潘安就认为骑楼是广州竹筒屋民居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前店后铺”模式的变体。中山大学林琳教授提出，骑楼的西方样式是在印度初步成形以后，由殖民者以马来半岛为节点传入南洋地区，再大致分三条路径向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广州、海口及台北等地传播，而骑楼的东方样式则由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传播。骑楼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各地骑楼各有丰富繁杂的类型和发展变化形态。我曾经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考察过骑楼市区，从发展的年代来看，有些骑楼的确早于以广州白话区为中心的粤派骑楼。不过粤派骑楼自有与众不同之处，商业建筑中的“骑楼”部分是在楼房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在马路边相互联接而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长可达几百米乃至一两千米。广东地区气候多变，所谓“五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骑楼”正好适应这种气候特点，一时风靡整个广州城，而逐步形成广州街景的主格局。“骑楼”建筑在广州第十甫路、上下九路、解放路、人民南路、一德路等商业街道较为集中，而西濠口一带的“骑楼”气魄最大：新亚酒店、南方大厦、爱群大厦等均为广州初期“骑楼”建筑中的佼佼者。这类粤派骑楼，在整个广东都可以看见，而惠州的水东街就是城里最典型的骑楼商业街。(www.xing528.com)

惠州水东街作为一条商业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明代的吴高在《惠州修路记》中记述：“耆老善士告予曰：昔水东地势低洼，宋守钱酥筑作平直，郡人便之……”意即明代惠州进士吴高听老者说，今水东街在北宋时仅是一片低洼地，行人不便；惠州太守钱酥将这些洼地填平拉直，方便行人。但须知钱酥所筑的仅是一条泥路，不是街道，更不是商业街。同时，记载明代府城大东门下的浮桥码头，不是直对西枝江对岸，而是向东南斜向对岸俗称“蒲（浮）桥头”的地方上岸，说明早期的水东路，即位于今上、下塘街。

入明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商品化的提高，城乡商业活动的兴旺和发达，水东街很快成为一个圩市。至晚明，水东街作为东江流域商品集散地的作用更加突出，商铺林立，百业兴旺，从而正式形成一条驰名东江流域的商业街。可惜好景不长，至明清鼎革之际，惠州再次饱受战火摧残。特别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正月，清朝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征潮大军退保惠州；二月，反叛清朝的刘进忠与郑经（郑成功之子）部将刘国轩、何祐纠集二十余镇兵马，围攻惠州府、县两城，日夜炮烟熏天，水东街尽毁。到康熙十六年，为害惠州长达三十余年的兵灾方才结束。后归善知县孙耀祖到任，招回避乱流亡商民，重建水东街，才又逐步恢复繁华。

其时水东街尚是泥路，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陈哲组织铺设青石板，水东街成为贯通府、县两城的一条主要街道。至清代中后期，惠州水东街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扩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惠州为通商口岸，外国的火水（煤油）、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经香港大量涌进惠州，粤东所出产的海产、食盐、粮油、木材、柴炭竹木等也集中惠州，更使惠州水东街商业日益繁荣兴旺。

粤派骑楼的历史记载很散乱，若记载无误，惠州变成通商口岸之后开始建少量骑楼，到民国初年才有大规模的骑楼化改造水东街。如果“骑楼来自东南亚、南洋地区的英国殖民地”之论为实，可以从香港骑楼、广州骑楼开始调查。1878年，香港政府为改善居民拥挤的住宿情况，颁布了《骑楼规则》，并开始建造骑楼，这是我们有案可稽的最具体的骑楼建设规则。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从香港得知骑楼的功用，开始在广州兴建类似骑楼的“铺廊”。1912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颁布了《广东省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在全省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铺屋，均应在自置私地内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这是“骑楼”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献上，“有脚骑楼”十分形象地说出了骑楼的样子。

1928年，惠州国民县政府拟《惠阳呈报改良惠城建筑章程案》报省国民政府，提出成立“惠阳改良街道委员会”，对县城水东街和府城十字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改良，兴建骑楼。其中水东街的改良方案拟定马路扩宽至三十英尺，两旁人行道及骑楼各八英尺（包外柱）；檐口高度从地面至骑楼底以十五英尺为限，只许增高，不许减低；店面、骑楼及人行道、马路等项建筑费用，由业主、店客各出一半。惠阳改良水东街的《惠城建筑章程案》报上之后，广东省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以建字第408 号文下达指令：“改良惠城建筑章程，经由改良街道委员会呈报东区善后公署，核准布告，依章办理。”就这样，在短短几年间，将县城水东街建成一条700 多米长的骑楼街，街面铺成水泥路，街道两旁一幢幢“长了脚”的房子架在半空，上居下铺，前铺后居，好看好用，成为惠州城市街景的显著特色。水东街的骑楼，除了方便行人免遭日晒雨淋外，旧时在骑楼底下，孩子们弹波珠、拍公仔纸、跳橡筋绳，大人饮茶乘凉等，非常有趣方便。

1928年，当时的惠州地方政府成立“惠城改良街道委员会”，拆除了水东街两旁原有的数百间店铺，将路面拓宽为7 米，以解决“肩挑相遇则须侧身闪过”、两旁商铺可“隔街攀谈”的窘境。同时还修建整齐划一的骑楼，以西化的骑楼取代旧时檐廊式建筑，成型的骑楼街区就在此时应运而生。据《惠州市城市建设志》记载：“1928年改建的水东街保留较为完整，建有划一的骑楼，使整街两边成两条长廊。骑楼上住人，下为人行道，雨天行人不忧雨。”

抗战初期，日军侵袭惠州，一把火烧掉大半条街及200 余间骑楼店铺。抗战胜利后，惠州的经济迅速恢复，各商号相继复业，水东街又重现了往日的繁荣景象。据《惠城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水东街上有上百家商号，较有名的有：益生隆酱料厂（即后来的惠州市酱料厂）、宏泰布店、广寿堂药材店、怡和隆烟丝店、大德土纸店等。解放后，水东街一直是惠州重要的商业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新开辟的商业区取代。

我那次和老李去看水东街，是繁盛之后，正处颓败的水东街。“文革”当时已是第八个年头，哪里有人管理这些旧楼街道！一些本来很有特色的骑楼顶上加了一些铁皮房子，具有完整历史风貌的建筑所剩不多。旧时的金铺、布行、茶楼都已烟消云散，昔日水东街的风韵早无觅处。只余下几个供销合作社，给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无非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繁华不再。曾经喧闹一时的水东街孤寂落魄，砖木结构的建筑，多已严重老化，外墙斑驳的建筑随处可见。支撑骑楼的粗大柱子，有很多已明显开裂，一些骑楼的屋顶已经坍塌，骑楼和临时搭建的建筑混成一片，街区弄堂电线密如蛛网。

老李是惠州人，到了水东街，走几步就碰上一个熟人。我和他们聊聊水东街的过去，那些老人都感慨曾经的辉煌，说这里是水陆交通的要冲，大小木船、艇仔、竹木排等穿梭于江上运货，非常繁忙。东江和西枝江在1920年代已经有客运轮船，来自五华、兴宁、河源、紫金等地的货物，沿东江顺流而下，运到惠州；从惠阳、惠东等地装船的农产品、食盐、鱼鲜等物资则沿西枝江运抵惠州；从广州、东莞、博罗装船的工业化产品、消费品，也经船运，逆流而上，运来惠州。整条水东街都热闹，非同一般的繁华。从平一坊（东新桥至包公巷前）到平二坊（包公巷至西门口），从早到晚，人流不息。茶肆里也颇讲究，茶桌用云石铺面，门窗装上彩色玻璃（叫做“满洲窗”），门帘都用的是绣花织锦，包子点心多式多样。一条水东街，竟有20 多间酒楼、茶肆，不论早、午、晚，总是门庭若市，经常座无虚席。再加上一些小食店、糖水店、凉茶店和街边摆卖的小吃档、烟仔摊，真个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因为商贸发达，水东街一带的旅业（含客栈）也很兴旺。当时，南元、唐唐、广泰等酒店，装修十分华丽，客房配置雕花西式卧床，酸枝云石桌椅，壁上吊挂名家字画，古瓷花瓶插上四时鲜花，显得古香古色，入住后让人流连忘返。随后，西湖大酒店（现惠州宾馆）开张，装修豪华，设施雅致，还有黄包车接送，中西合璧，很有特色。

由于商业兴旺，客似云来，市面繁荣，治安良好，带动了其他行业和零售业的发展。那时苏杭店、金银首饰店、杂货店、火水（煤油）店、咸杂店、文具店、布店、裁缝店、酱料店、烟丝店、香烟水果店、饮食店、钟表店（含修理）、裱画店、鞋店（含量脚定布鞋、皮鞋）、纸料店、小五金店、烧腊店、缸瓦店、果栏、猪栏等遍布街上。品种齐全，直逼广州这样的大埠。因为水运发达，货源广，再加上惠州又是侨乡，从外面涌进惠州的洋货也集中在水东街，洋货店就有好几间，全是潮流货。

民国年间，惠州建造了菜园墩电厂，电灯照亮了水东街。咸鱼街（东新桥南面）的“声华”戏院银幕上播放着《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等无声电影，配有解话员，绘声绘色地把主要人物、情节解说清楚，很逗人喜爱。江边则有唱大戏（粤剧）的，有现代理发店，有茶馆，有书场，是个了不得的热闹去处。

我那次去惠州，在水东街上还可以找到一些昔日的繁华，虽然大部分商店收归国营，但依然开门，应付着城市消费的需求。水东街真正的衰败是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我又去过一次，那时候就非常凋敝了。惠州城里的人因为深圳特区的兴起都往深圳去开店、打工，原有的商业圈也随着城市发展和拓展渐渐向南转移。80年代中期，水东街破烂不堪，交通不便，店门关闭，房屋颓残，人流稀少。我第三次去惠州，是在1985年的秋天，到水东街走走，所见已是凋敝得不成样子了。虽有几间年货纸料店、玩具批发店、家具店、花店、茶叶店、服装修补店、单车修理店、日杂店和药店撑着，但规模小得可怜，并且门可罗雀。老李请我在水东街吃饭，叫的自然是东江的客家菜，那时候人们的日子都过得窘迫，在街头的“食堂”（那时候不叫餐馆）吃饭还要给粮票，我就留下这么一个吃饭给粮票印象，至于吃了什么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