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惠州算是我的祖籍，但从我父亲起，一家人就一直生活在广州，所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广州人，“惠州”不过是按照中国户口的惯例，写在户口本上的“原籍”。我对惠州最早的憧憬，要追溯到1970年代，那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画的一批惠州的水墨画，牵动了我对惠州的好奇心。之后我有机会去惠州走走，感触颇深，因此，惠州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文脉深沉、缠绵悱恻的精致去处，总有一种水墨的感觉。2010年去惠州看“御湾”这个项目，是在晚春的时节，走在绿草青青的河岸上，回想起好多年前看过的那批惠州的山水画来了。
那是在很多年以前，我结识了一位寓居在广州西关上下九的画家，笔名叫“九如”，他那时过着完全退隐的生活，在上下九那条狭窄的小巷中培育自己的水墨山水。对于那时的我，他这个人、他的这些画都近乎超现实主义。而我自己第一次去惠州，居然是先从他画上看到这座小城，生出好奇，带着画境而去的。
我出生在广州，后来因父母工作调动而迁到武昌，但在广州还是有一些朋友。年轻时但凡出差广州，工作之余，我基本都是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结交面广。因老朋友，而结识新朋友，再而又朋友的朋友，结交的人不少。三教九流中，时有意外的人和事，这个九如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位。
我是在一个住在广中路的朋友家里偶然听老人家说起他的画来的。我那位朋友姓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文化大革命”前期受到冲击，后期则“逍遥”在广州家里，和我是多年的好友。当时我们虽然都对“文革”的没完没了很是惆怅，却也在那个动荡中学会浮生偷闲的技巧，自得其乐。平日里诗书琴画，无所不谈，好在大家都以此为业余爱好，倒少了那种专业的挑剔和讲究。他的老父亲长居香港，间中回来广州看看他们兄弟和家人，这个老人是位文人，有点类似后来的蔡澜，美食书画无所不爱，并且功力很深。据说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在广州的惠爱路自开一家茶居，叫做“半区记”，茶点水准超常的好，可惜老人家喜欢交接朋友，往往不收分文，结果生意做垮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寓居香港，也是中环、西环茶居的常客，在荷里活道看古董，也看出水平来了。他耳背，但是眼界特别宽，也准得很，见识过几次他指点的书画之后，我对这位老人推荐的画总是很认同的。
1966—1976年这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天翻地覆的十年，整个国家几乎颠倒过来了。学校关门、工厂停产、交通混乱，连政府机关也都被极端派“夺权”，纷纷改换门庭，叫做“革命委员会”了。台上的头面人物十之八九成了坏人，而且是一茬接一茬地折腾不已。我当过知青，在乡下务农，后来被抽调到一家县城的工艺美术厂做设计，苟且偷生，我居然还学得了绘画、历史、文物、外语，也算是动荡时代中很幸运的一个人了。
我的经历总是很奇特的，小时候梦想长大了能做个画家，刚刚从高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反倒去下乡做了农民，在农田里辛苦了四年。同学们给城里的工厂招工招走了，自己却一直走不了，心里真是郁闷。冬天里屋外大雪纷飞，破旧的小屋里面也下着小雪，那是1972年的春节，只有一只小黄狗陪我在乡下过年。看着门外那纷纷扬扬的雪花，觉得自己想透彻了，安心务农吧。没想到年后却给招到县城一家做外销贝雕的工艺美术工厂当设计员，因而可以天天画画了。我在那家工艺厂做了六年的设计，“文化大革命”才姗姗结束，再回头考大学、读研究生。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竟然都做成了，不过时序上却是颠三倒四的。
那个工艺美术厂，主要生产外销贝壳画，我的工作，就是要在纸上画出设计图来，并且要考虑用哪一种贝壳、如何打磨成型、如何拼贴，才能成画。因为这类工艺品画当时全部是出口的，反而在题材上倒不受“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封资修”标准的影响，山水花鸟、琴棋书画、才子佳人皆可入画。这个厂当时受湖北省轻工业局管辖，顶头上司是轻工局下属的工艺美术公司，而出口销售则由省轻工品进出口公司经管。设计室只有两个人，张连培师傅和我，分工是我出画稿（也就是现在的创意设计了），张师傅将整幅画面分解为一件件贝壳单体，再用透明的拷贝纸勾勒出来，成为逐块的部件图，再标明每种单体的件数，所用贝壳的种类，就可以发到车间里用贝壳打磨加工，成型之后，再在喷有国画背景的背板上粘贴成画，还要在贝壳上补色、上光油，装框、加挂钩、包装，很复杂的一套工序。我们算是技术人员，在设计室里画画，所以厂里上上下下都叫张师傅、王师傅。这类工艺美术工厂，多是阴盛阳衰的地方，除了我们设计室两个，木工房、机械车间几位男性之外，全厂百多号人，从厂长、党支部书记，到会计、出纳，连厨房里的工人，清一色是女的。因为受“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影响，厂里的女工文化水平都比较低，高中毕业的没有几个人，闲下来的时候，最多可以聊聊人事八卦，其他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样给我们腾出一个非常适宜画画的环境，安静得很，每天上班做完计划的设计数量之后，还有好多时间可以看历史、文物、考古之类的书，有好多时间可以画画，那六年反而成了我走向职业艺术、设计的起点了。轻工业局有时候组织我们去外省写生，而进出口公司则要我一年去两次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配合总公司销售自己设计的产品，还要我参与展台的设计和布置。
1974年的秋天，我如常从湖北的洪湖县城南下广州，参加当年的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工艺厂的代表，我要在交易会开幕之前先到广州，帮助进出口公司布置展台，为我所在的工厂争取好一点的展览位置。在为期一个月的交易会期间，我每日按时去交易会，了解销售进度，和县城工厂联系，到交易会结束之后，还要帮手打包装箱，把销售出去的产品运到海关，把余下的展品则发运回工厂。每年去广交会成了我的一个固定的工作，从1973年春季交易会开始，每年两次，直到1978年我上大学为止，我每年都要在广州住上约三个月。交易会之后，我还要帮工厂在沿海地区收购制作贝雕画的贝壳，从海南到大连，在那些年里，我差不多把中国的沿海城市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
这段奇特的经历，让我连续六年在广州过每年两段“游神”似的生活，虽然“文革”惨烈，但是台风中也时有“风眼”的寂静。自己喜欢文史艺术，在那时有点附庸风雅，却也有点积极向上的意思。见九如的画，认识九如这个人，也是这个时期一件很值得记取的事情了。
九如这笔名，倒不费解，一听便知道是来自《诗经》。之所以我会熟悉“九如”这个典故，是因为在工艺美术厂里做设计时，常会采用一个“三多九如”的传统图案，画得多了，所以记得很清楚。画面上或是蝙蝠，或是佛手柑、桃、石榴，外加九个“如意”。意思也很明确：蝙蝠寓福，是根据谐音而取的图形，佛手柑则形如人手，谓佛之手。因“佛”与“福”音似，佛手柑在传统图案中是多福的象征。桃寓长寿，石榴寓多子。这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示多福、多寿、多子孙，表达祈求家族繁荣昌盛的愿望。九个“如意”寓意“九如”。“九如”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岗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大意是：老天保佑你，让你没有不兴盛的，如山、阜（土丘）、岗、陵和大川，像月之持久，太阳初升，好比南山之长寿，松柏之长青，没有人不拥护你。此为“九如”。自然，“如意”形如灵芝，灵芝又为吉祥瑞草，二者可互相混用。这个人自称“九如”，自是很在意名字后面的寓意，图个吉利，也有典出，雅俗均可，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很超然的。
那天，在广州一个朋友家里看书画。“文化大革命”初期，到处抄家，毁了不少书画文物，到1974年，这股风已经停下来了。劫后余生的一点书画，在我们这群喜欢艺术的年轻人手上也就流传起来，大部分都是老辈的藏品，经过动乱之后，也有点无所谓的态度，互相交流，拿出来大家看看。那一天我记得是几幅岭南派第二代宗师陈树人的字画，大家正在评头品足，却听见刚刚从香港回广州探亲的区老伯说起书画来。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说：“我见一个新人，这么年轻的人，居然画出黄朴存的意境来，在这乱世之中，实在难能可贵。”我当时吓了一跳：黄朴存就是黄宾虹，可是位大家。特别是他60 岁之后从新安画派的疏淡清逸，转而学习吴慎黑密厚重的积墨风格，从“白宾虹”逐渐向“黑宾虹”。我在“文革”前曾经看过他的一套“青城坐雨”，据说是在1933年的早春，黄宾虹去青城山途中遇雨，全身湿透，索性坐于雨中细赏山色变幻，从此大悟。他画出了《青城烟雨册》十余幅：焦墨、泼墨、干皴、宿墨。据说来自他的“雨淋墙头”的感觉。所谓“雨淋墙头”，就是指雨从墙头淋下来，纵横氤氲的感觉，有些地方特别湿而浓重，有些地方可能留下干处而发白，而顺墙流下的条条水道都是“屋漏痕”。我一直认为：画到这般境界，需要多年的积累和突破、变法，那种看来杂乱无章的笔法，是老练到心的出手，学不来的。
我问区老手头是否有九如的画，老人家从自己的房里拿出张画来，说是有好事者借来给他看的，这朋友知道老人家喜欢书画，并且有眼力，拿了过来给他看看，求他给个评语。画不大，却实在很让我吃惊，功力之深，大有“力透纸背”的感觉，画面则真是很“雨淋墙头”。那画的意境走北宋全景山水的章法，笔墨攒簇，层次深厚，水墨淋漓，积墨、泼墨、渍墨、铺水，无所不用其极！我有点诧异，因为这么多年在画界之内，久不见此种老辣笔意了。听我说很喜欢，老人家再拿出一张一尺见方的浅绛山水给我看，墨色分撒，恣意纵横，初看毫无章法，细看笔笔意到，兴会淋漓、浑厚华滋；因为用墨手段丰富，那画上的山川气势磅礴，“黑、密、厚、重”，惊世骇俗。
我细看第一张画上的留款，很细密的一行小字：“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落款是“上下九如”，看这段文字，是画的惠州附近博罗的一个寺院，两句诗出自苏东坡流放惠州时写的“游博罗香积寺”。这座寺院位于广东省博罗县西。始建于隋，唐代曾扩建。苏轼在这首诗中有记载：“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我寻思这个寺早已经没有了，后来去查查，的确不存，有后来重修的，也是附庸风雅而已，并非苏轼去过的那座古寺了。画家自己留名“九如”，因为寓所在上下九，将笔名“九如”和地名“上下九”连起来用，因而“上下九如”，是个很精致的用法。
朋友见我呆呆地看那两张画，说：“你想认识九如吗？”我自是栽葱一样地点头。那时候没有电话，朋友说这个人神出鬼没，一向闭门谢客，他得先去约约。我拜托他联系联系，希望能够结识，更希望看看他的画。几天之后，居然允可，我们两个人就骑自行车从东山去上下九拜访九如。
上下九地处广州西关，是上九路、下九路、第十甫路的总称，是广州市三大传统商业中心之一，两三里长一条窄窄的街道，全部由骑楼相连组成，店铺二百多间，商户数千，街道交错无数横街窄巷，巷子里均是青石板铺地，三道门的“趟笼”西关青砖大屋，任凭“文化大革命”风云突变，巷子里的平头百姓还是照过传统的西关人的生活。
九如的家在和上下九横交的一条窄巷中段，是一栋很不起眼的青砖小楼，门口一棵巨大的榕树，气根全部爬在墙面上，像是一张网。按了门铃，过了一阵，大门打开，九如就在门厅里等我们。
令我惊奇的是他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估计最多30 岁出头，穿一身唐装，有点像电影《叶问》那个架势，很不合时宜，我寻思他可能也练咏春拳。上下九街面上依然是满街大字报、大标语，广播喇叭闹腾，可进到他家的小院，则绿树婆娑，并且有好多颇为精彩的盆景，别有洞天。这个人眉清目秀，干干净净，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也仅仅说自己是“九如”。自我介绍之后，他简单地说他是浙江美术学院学国画的，至于是哪一届、什么时候学的，他也没有细谈。言谈之间，感觉他古文功力很深，讲话之中常常不显山不露水毫不费力地引经据典，这样的年轻人，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九如的画室不大，在一楼，打开窗子，是小小的天井，墙上有青苔。他的画案是一个黄花梨木的平案，一张用得很旧的画毡，墨迹缕缕，四张酸枝靠椅，酸枝茶几的云石面已有裂痕，有些年月了。他给我们泡茶，问了一句：水仙可以吗？说的是福建的乌龙茶，沸水入壶，一阵清香洋溢在画室里。
九如说：“我最近在惠州住了一阵子，主要在罗浮山一个庙里住，画了一批画，刚刚拓出来，请你们二位给点意见。”(www.xing528.com)
我见那个架势，哪里敢提什么意见啊，只说想看，想学习，也是真心话。九如就拿出一叠画来，放在书房的画案上头，这一批是册页，有三十来张的样子，画的都是惠州。
我记得黄宾虹曾说过学习传统应遵循的步骤：“先摹元画，以其用笔用墨佳；次摹明画，以其结构平稳，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画，使学能追古；最后临摹宋画，以其法备变化多。”黄宾虹所说的宋画，除了北宋的大家外，往往含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诸家在内。他在1940年一幅画的题词上写道：“宋画多晦冥，荆关灿一灯；夜行山尽处，开朗最高层。”九如的画，特别像这个时期的黄宾虹的画。我不知道他如何受到黄宾虹影响的，但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惠州，我是有点特殊感觉的，因为我的籍贯就是惠州。虽然我父亲、我和弟弟都是在广州出生的，但是早年填表格的时候，还是在“籍贯”一栏中填“惠州”的。不过在广州，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若说籍贯是惠州，肯定会被人当做“客家人”，因为惠州和靠北面一点的梅州都是广东客家人的重要居地。其实，我却没有去过惠州，也不懂客家话。看九如的画，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地方的风物有感性的认识，而那种认识，又是充满了水墨气息的。画上的山，是“雨淋墙头”的山，有几张画，更是用点染法将石色的朱砂、石青、石绿厚厚地点染到黑密的水墨之中，“丹青隐墨，墨隐丹青”，把水墨与青绿做了融合。这种手法，我在黄宾虹晚期作品中，在张大千后期作品中看见过，而在九如的这些册页中，则更加生动。山中的寺院、书院掩映在浓墨的丛林里，罗浮山的传奇色彩，透过画可就融融地传出来了。
九如画了很多瀑布，气势很磅礴，也有清流小溪穿越丛林的，我当时还没有上过罗浮山，因此并不知道究竟，只是觉得好看。我看他的用笔，有种紧张感在内，皴擦内敛，密不透风，因此张扬起来的时候，可以很舒展，因为紧的功夫做足了，松就松得有理。宽松的笔墨中，用笔法非常精密小屋的点缀，小村、寺院、舟桥、亭台楼阁，一旦精细起来，整个画面的尺度反而显得特别大。其实九如的画都不大，这个方法，宋人山水册页中见得比较多，他演绎得很精彩。
九如问我：“对这些画看法如何啊？”我回答说：“好笔墨，宋人味道很重啊！”他说：“是了是了，我就是在追求那种意境呢！”
用这种方法处理惠州的山水，我觉得很合适，因为那里的山水最早见之于众，就是经宋朝的苏东坡之手。苏东坡曾经写过两篇有关白水山的散文，白水山就在广东博罗东北，惠州境内。第一篇写于绍圣元年，即1094年。苏东坡这次游山，在农历的十月十二日，“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几乎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深潭飞瀑，佛寺温泉，在九如的画上均有所表现。画境非常接近我想象中的诗境。
那批作品中有几张画的是惠州西湖，九如都是用皮纸画的，造纸的植物纤维很突出。这种纸原来仅是做包装纸用的，拿来画画，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墨在纸上，会按照植物纤维的走向留下一些刻意画不出来的痕迹来，很有“纸感”。“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经看过李可染先生画的一张杭州西湖的作品，叫做“雨亦奇”，画的是孤山，也是用的这种纸。九如这几张画中，都有六如亭，是苏东坡的红颜知己如夫人王朝云的墓亭。王朝云是苏东坡的侍妾，东坡贬居惠州，她是苏东坡几个老婆中唯一相随从谪惠州的。王朝云学佛，识大体。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病故，去世之际她诵《金刚经·应化非真分》里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偈语，而绝。时年才三十四岁。六如就出自这里。佛教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无常。王朝云去世的时间苏东坡在《悼朝云》里面有很准确的记载：“绍圣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于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苏东坡失去王朝云极为悲痛，遵从朝云生前遗愿，把她葬在孤山栖禅寺旁，后寺僧筑亭覆盖，取四句偈意为“六如亭”，周植梅花。次年东坡又逐海南。这段故事，清人宋湘有诗提到：“一骨何难共北归，东坡心事太深微。”苏东坡流放惠州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得朝云相伴患难与共，又得西湖明月相随，心胸豁然开朗。他在《王朝云墓志铭》中写道：“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后有清朝道光年间的学者林兆龙，为六如亭作一联：上联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下联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清嘉庆六年（1801年），太守伊秉绶修王朝云墓，补书苏轼所写的墓志铭，刻石征文。不过，到我看九如画的时候，那座当年的孤山栖禅寺已不在了，亭和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被破坏得不堪入目，九如的画，更多的是一种联想、一种寄托。因此画得虚得很，意到而已，点到即止。
水墨画的妙处，可能就在这种可以意到笔不到的水墨意境了。这个意境，需要画家的水平，也需要看画的人能有所体会才行。
九如请我们坐下聊聊。他对惠州了解很多，特别是对苏轼在那里的一段经历特别有研究。他说去惠州，一般都是由西湖平湖大门前往孤山的，也有一道“苏堤”，堤两边广种相思树、垂柳，和杭州的苏堤有很相似的地方。据说此堤始建于宋绍圣三年，由苏东坡资助栖禅寺僧人希固所筑。堤上有桥，叫“西新桥”，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整个西湖的景色。
那天下午，我感觉有点虚幻，一个九如，画得出神入化，画的是六如，这六如，出自偈语，也是唐伯虎的笔名，唐伯虎自称“六如居士”，佛意禅悟，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居然是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得来的感悟，我记得很清楚呢！
九如喜欢讲画，这在画家中不多见，好多画家习惯用笔墨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不擅长语言表达。我问他：“中国画的书画相通，写字和画画有差异吗？”他说，元初赵孟頫提出绘画是“写”而非“画”，这说明起码在元代，写和画还是两码事，元以前画家仍用笔去画而不是去写。经赵孟頫的“写”法提倡，才导致笔墨形式大变。赵孟頫因此是笔墨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书画同源，写自然是核心的。我问他怎么看清代的四王，他说我们总是批判四王画得程式化、缺乏个人感情，我看四王倒也有自己的道理，就是摆脱了水墨的虚，走实实在在的笔墨之路。赵孟頫之后，元明两代文人画家极力强调笔墨的性情表现，谓之“逸气”。而董其昌又以南北分宗，扬南抑北，把笔墨的“气韵”吹得玄而又玄，神乎其神。只有到了清代的四王，忽然一下子停止对这种虚玄的渲染，反其道而行之，以极平和客观的心境去“仿”以往的大师，仿的不是性情，而是笔墨。四王去除了笔墨的性情化或它的乌托邦因素，其用意在于告诉人们，笔墨就是笔墨，不是别的。笔墨可以被程序化，变为某种物质化的形式。人人可以用此程序去作画，所以笔墨的神秘性亦即随之消失，传统笔墨完全轻易地为民众接受了。
九如的这段话，很让我吃惊，因为他基本是肯定四王笔墨程式化的。我当时虽然绘画功力够不上谈笔墨，但骨子里是轻视四王的，九如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肯定四王积极作用的人。这个事情，到2004年我在深圳的水墨大展上，看到高名潞的文章和讲座，观点基本与九如的相同。
回想起来，那天我们看到的画应该有30 张，斗方为多。其中画惠州西湖的有五六张，画的是湖面、湖中亭台楼阁依稀、烟雨朦胧。其他大部分是画罗浮山的，水墨画在山水中最能发挥笔墨和墨气，烟笼雾锁、飞瀑奔腾。还有几张则是画苏东坡意境的，估计是应酬之作了。这批画有一种很特别的含蓄气质，用笔不张扬，很内敛，那时候我们见到的水墨画，大多沾染了“文革”以来极为张扬的风气，这么年轻的一个画家，却修炼好像黄宾虹老年时的内敛，用笔随意，虽恣意纵横，却不事张扬，极为难能可贵。
那一天，我们聊到下午五点多钟，眼看晚饭时间要到了（“文革”时期，物资匮乏，一般不请人吃饭的），我们就告辞了。九如也很高兴，送我们到门口，嘱咐我：“你一个惠州人，要回去看看啊！”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记得那是1974年的秋天。
1977年以后，中国“冒”出了几个长期隐姓埋名、不为人知的画家。例如江西的黄秋原，一直默默在银行里面做职员，却画了一大批好作品。我真期待九如也能够冒出来，但是一直没有等到。
1982年秋天，我从武大毕业，到广州美术学院工作，再想找他，却找不到了。问美术学院的人，居然都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找到同去看画的老朋友，才听说九如在我们那次拜访后没有多久就移民出国了，到底人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那批画，给我留下了惠州的第一个总体印象。在那之前，其实我曾有过几次去惠州的机会，都因为忙碌而忽略了，这次看画之后，我才下决心要去看看惠州，看看西湖，看看罗浮山，体会一下画境。后来，我几次去惠州，面对着青山绿水，风中竹林，依然会想起九如和他画的六如亭。九如六如，一段很奇特的记忆，说起惠州，我就很自然的会想起这个人和他的那些画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