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完全出于兴趣，写了好几本“手记”的小书，开始于2006年的《巴黎手记》，最后一本是2014年的《威尼斯手记》，我原来是想把自己去过、有感触的城市都写一本，配上一些自己的速写、素描，《巴黎手记》最集中体现了这种设想，但是因为事情多，我写“手记”则完全是一种业余的喜好，所以拖拖拉拉，到今年也就完成三本而已，并且也不是多么满意。
这些“手记”，早年仅仅是做自己的手绘加笔记用的，并没有准备出版。我曾经在法国南部、号称法国“里维拉”地区（the French Riviera）阿尔卑斯-滨海省（the Alpes-Maritimes）山里的一个小镇格拉斯（Grasse）待了一小段时间写手记和画速写。那个城很小，市中心有一条老街，大约是12世纪就有的，夕阳西下的时候，街边有几张桌子摆在那里，铺上红白格子的餐台布，是我经常去吃晚餐的地方。有个老人也经常去，每次都隔着桌子打招呼，他看见我老是就着斜阳在笔记本上写、画，最后忍不住了，过来坐在我旁边，问我是不是个作家（écrivain），或者是个画画的（dessinateur，这个词有点类似“绘图员”，而非艺术家），弄得我一时瞠目结舌，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在中国，作家必须有作家协会头衔，又应该获得若干奖项，还得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我什么都没有；他看见我的笔记本上又有好多速写，我想了半天，说自己是一个“旅人”（voyageur），也是一个“梦想者”（songe-creux）。他有点狡黠地望着我，用手指指我，说“啊啊，Peter Mayle！”我知道他是用写《普罗旺斯岁月》的那个作家来比喻我，其实人家是专业作家，我是一个散淡之人，不是一回事，但当时也就只有笑笑。后来几天，我在镇上走，那些市民往往把礼帽提起一点点，叫我一声“Bonjour！Monsieur écrivain”（早安！作家）弄得我几天不敢和大家搭讪，那个感觉，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之难。
《巴黎手记》1
我最早做这类文图夹杂的手记，应该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1966—1976年。第一次那一本最心痛。1966年11月，旨在消灭所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从开始有五个多月了，全国的学校都“不听课闹革命”，因为我能够画画，被抽调到铁路系统帮忙画大张的毛泽东肖像，供崇拜、游行时用。我有天抽空和同学两个人回学校看看，见得人去楼空，只有几个被“红卫兵”强迫劳动的老师在扫地、洗厕所，我跑到教室看看，遇到一个女同学回去拿什么东西，看见我们她一脸茫然，说：“全国的学生都在免费坐火车、轮船‘革命大串联’，你们两个难道不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吗？”她问得我一头雾水。从心里说，我并不想跟着几百万学生在长安街等着接见，是因为心里知道那么多人，肯定看不见毛的，得个说法而已，但是又不好说出来这个感觉，因此我脱口而出：“我们步行串联，走到北京去表忠心！”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只好回家收拾了点行李，还去跟当时被湖北艺术学院造反的红卫兵学生关押在（当时普遍叫做“牛棚”）拘留中心的父母说了一声，母亲给了一点钱，我就上路了。我们从武昌走到北京，一共走了两个月。那是冬天，我们每天朝北走，狂风怒号、沙尘蔽日。我走村串镇、翻山越岭，12月末到了北京，毛主席已经接见不计其数的红卫兵，他累了，不再见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这一路上我天天随处画速写、记日记，到北京时就有了很厚一本，记录了两个月来的所见所闻，我颇为喜欢。
《巴黎手记》2
那本手记我带在身上继续走下去，每到一个红卫兵、学生留宿的“接待中心”，只要拿出来，都会有一群学生围观，甚至借去翻阅。1967年3月，在井冈山的茨坪接待中心里，有人半夜从我枕头下拿走了，从此我就失去珍贵的第一本手记了。
习惯养成了，我继续做手记，在农村插队时候的第二本，记录了下乡的生活感想，在1969年冬天因为查我是不是“五一六分子”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第二本手记被没收了，并且还延伸出很多他们从手记上看到的词语的“反革命”推理的联想，差一点出大事。1972年我从“插队”的农村被县城的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招工”到了县城，在一个工艺美术厂做设计员，整天在设计台上画画，看文物资料，也经常出差，又开始在速写本上涂涂画画，也做记录，早先还分成日记本和速写本两本，后来想起在历次大清洗中，私人日记本是出问题的核心，一旦开展什么运动，清理阶级敌人，先把日记本收了，然后一点一点地从里面找破绽审问，好多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从一个良民打成现行分子的，我的第二本手记也是拿我的文字纠缠问题，而画都一目了然，倒没有出过事，因此我就改把感想写在速写本上，用来配图，画多了，图文并茂，也没有什么秘密，做了记录，也有心得，大家也喜欢看。当年好多朋友借我的速写本去看，都说如果有一天出版成书，一定有更多人喜欢的。那时谁敢想出版自己的笔记速写呢？
这一批手记到1978年就告一段落，我离开工艺美术工厂，回到大学读书，之后我在研究生院深造，太忙，手记停了下来。直到1987年出国，我在大学做研究，接着我转入加州帕萨迪纳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Pasadena）开始教学生涯，因为学院的关系，我有机会到欧洲、远东地区出差，有时候是办事，有时候是讲学，所接触的圈子、所看到的事物与以前完全不同，不仅开阔了眼界，也提高了自己对艺术、对城市、对建筑、对设计的审美和鉴赏水平。我每次出门都带着照相机，还保持了几十年前那种喜欢在速写本上涂涂画画的习惯，并且数年之后，照片多到不想看，而速写和笔记依然能够唤起自己的记忆，朋友们也非常喜欢看，这样我就出现了将这些手记编辑起来、集画成册的念头。(www.xing528.com)
《威尼斯手记》1
这样出版的第一本手记是《巴黎手记》，正是我自己希望的形式，图文并茂，也很随意，这本书出版之后很畅销，印刷了好多次，现在依然有好多人带着它去看巴黎。
我出门一定带速写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把速写本也当成笔记本，我的速写喜欢用钢笔画或木炭画。钢笔画有个好处，就是比较清晰，容易交待清楚建筑的构造，钢笔画如果画得好，往往还有一种铜版画的韵味。而木炭画则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空间、素描关系表达出来，不足就是要喷上固定剂，出差不能够带固定剂，因而速写大部分都是钢笔画。
前年去威尼斯，发现钢笔画有太大的局限，威尼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整个城市都建造在木桩上，漂浮在海面上的，白天游客如云，日落之后，游客离去，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漂浮的水城，朦朦胧胧、如梦如醉，用钢笔画肯定没法抓住这种氛围，因此我在威尼斯就改用木炭条画速写，最后成了2014年出版的《威尼斯手记》，虽然我画的时候很匆忙，但是抓住了氛围，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前后一共出了三本“手记”，其中只有《北京手记》一本是关于中国城市的，之所以选择多写外国城市，除了自己熟悉之外，还有一个是那些城市变化得比较缓慢，可以细心写、画，不用担心一夜之间城市会面目全非，国内城市能够做到百年不变的一个都没有，而威尼斯是五百年没有多大的变化，巴黎也是和1850年尤金·霍夫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改造的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异。
这种随时画随时写的习惯的确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所想所见的能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是很积极的事。
《威尼斯手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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