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圈子文化：经典与通俗的固定立场

1987年我在美国东部费城附近的西切斯特大学艺术学院里教书和做点研究，当时我刚从广州美术学院去的。在广州我有自己的一个艺术圈子，到了费城之后，情况大不一样，用了一点点时间，开始重新进入圈子，则是件颇有趣的事情。

进入大学、艺术的圈子，最早还是因为我去听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费城交响乐团是当时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之一，西切斯特大学艺术学院教员中好多都买了年票，演出季每个星期六都各自开车，到费城市中心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之后听交响乐。艺术学院的同事们劝说我也参加，因此我在当年也买了年票，要知道我工资那时很低，买交响乐的演奏门票是相对奢侈的，既然有年票，整个演出季的每个星期六，我都去费城听交响乐，也是人生中一段精彩的时光了。

费城交响乐团当时的指挥和音乐总监是里卡多·穆蒂（Riccardo Muti，1941—　），音乐界说他指挥最精彩的是威尔第的作品，而在我听过的演出中，则自认为他指挥的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和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的作品最为精彩。记得好几次在音乐会散场之后，我开车回学院，经过西费城，看见街头有一群群的黑人青年随着音响震耳欲聋的大录音机，跳街头舞，那个时候，刚刚是那个青春灿烂的女演员比尔斯（Jennifer Beals）的电影《闪光舞》（Flash Dance）放映之后几年，电影中那种激烈的、节奏感极强的舞蹈风行一时，青年人都受影响，改造、演绎了那类舞蹈，很有一番不同的意境。我强烈希望大家设法找这部电影看看，实在太有感染力了。但我见好多教授只冷冷一笑，意思是这种大众文化，和费城音乐厅的交响乐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了。我当时有些困惑：高尚艺术和大众艺术到底有什么级别上的差异呢？推而广之，如果大家已经接受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的可口可乐瓶子绘画，把他视为像毕加索一样的大师，为什么街头舞蹈和交响乐就不能够仅仅视为差异，而存有高低之分呢？

我们这批州立大学的教授，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大部分住在费城以外的郊区或城镇里，因为他们是州立大学教授，因此等同于是公务员，有很好的福利条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工作室，条件很好。我从1987年在这个大学兼课，因为经常帮其他老师代课，因此人际关系比较好，慢慢地进入这个费城艺术家的圈子。

我的系主任叫做林伍德·怀特（Lynwood White），一个画得很精彩的水彩画家，作品很扎实，却有一种塞尚的拙在其中，十分耐看。他是一个怀斯的信徒，几乎每天下午都拉我去小城西切斯特街头的一个古老的酒吧喝一杯冰白葡萄酒，谈绘画，周末陪我去纽约、威明顿、华盛顿（Washington D.C.）看画展，看博物馆，他也介绍我认识费城一批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在他们的工作室坐，谈的内容也差不多。怀特后来成了我很好的朋友，也经由他，我进入了费城比较传统的画家这个圈子。

这批人有几种类型，第一类是传统的画家，从写实水彩到波普丝网印的人都有，他们因为艺术思想接近，自成一体，中午大家一起开车到画家安德鲁·怀斯草场旁边的一家小餐馆吃三明治，或者下午三点相约在西切斯特小镇的街上小酒吧喝白葡萄酒，谈各个画家的情况，谈各种拍卖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比较近的偶像是怀斯，更大的偶像是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出来的安迪·沃霍尔。第二类是一批前卫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多数在费城找工作室，并且经常去纽约，尽量靠近主流，当时的主流中，行为艺术、概念艺术、大地艺术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他们周末都去纽约。第三类是做史论的教授，他们多半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明顿的德拉华州大学艺术史系的博士，他们是传统、经典文化的最坚定的信徒，看博物馆、听交响乐是他们喜欢的事情。我因为刚刚到美国，三个圈子都参加，什么都想了解，两年之内，和他们接触之间，发现无论哪个圈子对于经典文化、对于通俗文化都有自己的固定立场，很少跨越。当时在国内艺术界各种流派还是比较混杂的，以写实主义为核心，而在外国，居然这样泾渭分明，颇有点意外。

我所任教的系里有个版画家，是个希腊裔，叫做Gus，全名反而没有人叫，他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德拉华州之间，在威明顿有一个很精彩的画廊，主要做丝网印和拼贴（Collage），在创作上更加接近波普一路，他经常和我去纽约，夫人是纽约索霍一家大画廊的经理，我因而得以认识了纽约波普圈的一批人，比如罗森奎斯特、李亨登斯顿和他们的经纪人。

这几个圈子都很有代表性，特别是我经由费城圈子而进入纽约圈子，见识的人和事就多了，见证了很多有意义的艺术事件。同时我自己也对美国的通俗艺术的兴趣越来越大，导致我最终选择去加利福尼亚的艺术学院工作，进入了另外一个大圈子。

从理论上对文化研究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我是到美国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当时文化创意产业商业大潮在美国来势汹汹，不管艺术界愿意不愿意，已经是很壮大的一个产业了。前面说到的《闪光舞》的音乐、服装、录像带大概是穆蒂指挥录制的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销售的几百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这三个小圈子都对我很好，但是我始终是希望进入更大的大众文化圈子，因此终于在1989年转到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Pasadena）教书，也开始认识和了解美国的通俗文化。到了洛杉矶之后，我开始有时间着手研究文化产业，也开始接触文化研究，自己对文化从研究层面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在世界上，生产通俗、大众文化的大国自然是美国，从电影到电视剧，从流行音乐到体育运动，从动漫画到歌舞剧，没有国家能出其右的。无论世界各国的文化界如何指责，还是这些国家政府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立法抵制，似乎都没有办法阻止它们的流行。上电脑查询资料，用的是美国公司设计的视窗，开口就是“Google 了没有？”，大众文化普及到此般境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无法忽视。

不过，在文化研究上，美国却是小国，它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生产大国，在研究上则永远不是中心，纵观一百多年来的文化研究历史，美国研究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而早期的研究，包括涉及文化的理论发展，到直接研究文化的理论，基本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90年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60年代的女性主义（美国这个时候开始参与，但是“拿大鼎”的还是法国的西蒙娜·波夫娃），60年代后期法国的解构主义、80年代加拿大、意大利的后现代主义、法国的消费社会理论，美国这个时期才开始出现了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化唯物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因此，能够生产某种文化是一方面，但是能不能把文化作为研究的焦点，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全世界文化研究有三个最核心的机构，他们的研究工作影响了全世界对文化的看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英国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所（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巴黎大学文学院与社会学院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突破原来大学里，仅仅把文化研究放在语言学系中的做法，研究文化现象和实质，焦点在大众文化、社会阶层分析，从而将社会阶层重新定义，使文化研究形成体制化。

巴黎的罗兰·巴特、德里达、布西亚则从符号学、哲学理论入手研究文化，奠定了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派，在阿多诺、霍克汉姆这些人的带领下，研究文化工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叫得天响的“文化创意产业”）对大众的影响，分析媒体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提出精英领导的高雅文化。

这三个研究核心，奠造了我们现在对当代文化认识和研究的基础，在建造什么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前，如果对他们的理论一无所知，可以说将来肯定是一无所获的。

世界历史上，文化是少数人掌握的，原因是识字权、受教育权仅仅在少数人的手上，绝大部分人是文盲，绝大部分人没能进入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突然变化了，基本没有文盲，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特别地明显。因此伯明翰大学的几个出身于劳动阶层的学者，开始从劳动阶层的文化研究开始，提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领导文化完全不同的理论，认为文化本无高低之分，精英文化和劳动阶层文化仅仅存在不同、差异，而无优劣的区别。这个研究，奠定了当代的大众、通俗文化的理论基础。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的一个研究所，1964年由理查德·霍加特（Herbert Richard Hoggart，1918—2014）创立，这批人的研究，最后被称为“伯明翰文化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甚至在国际上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其中大学者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研究文化的“文本”（text）如何被接受（英语叫做the reciprocity in how cultural texts），研究批量化生产的文化（mass-produced products）是如何被利用和消费的，他们对提倡精英文化、精英领导文化、高雅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特别是其思想领导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挑战，自成一体，成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霍加特于1918年生于产业城市利兹，是一个工人的孩子。在伯明翰大学，霍加特不拘泥于当时流行的科学研究方法，他认为个人经验对文化分析非常重要，最特别的地方，是他反对所谓精英文化、高尚文化、高雅文化高于大众文化的这个立场，提出只有异同和差别，没有高低之分。这个思想为后来全球的大众文化普及奠定了理论基础。好多大众文化的形式，如波普艺术、摇滚乐、嬉皮士文化等出现在英国，不是偶然的。霍加特成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核心研究人员，并且奠定了这个中心在全球的文化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霍加特的指导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有好几个，都和通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次文化”研究（subculture），通俗文化研究（popular culture）、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他们对大众文化、工业生产文化的研究采用了各种理论模式，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m）、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m）、批判竞争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等。他们是最早把社会学（sociology）、人种学（ethnography）的方法论用到文化研究中的组织研究团体。他们研究了大众媒体（the mass media）在不同阶级、阶层中的代表方式，并且也研究了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中媒体被如何认读和解释，从而了解大众媒体的作用。

1968年，斯图亚特·霍尔担任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霍尔是在1951年到布利斯托，之后考入牛津大学。毕业后在伯明翰大学教书，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领导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套“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 model）模型。1950年代已经参加编撰《大学和左派评论》（the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杂志，成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尔发表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之外，还有《马克思定位：评估和分离》（Situating Marx：Evaluations and Departures，1972），《电视叙事中的编码和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他还参加撰写了《监督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这部重要的著作。1979—1997年他开设了“公开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霍尔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垄断性（hegemony）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两方面，理论上属于“后语法派”（post-Gramscian）。他认为语言的使用仅仅在政治、经济的制度框架中和在权力框架中才有运作意义，若推进到文化研究中，就把文化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侧面来考虑和研究。所谓的“垄断”，也就是文化生产者的垄断了。他的“接受性理论”（reception theory）和“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都是非常著名的。在他的指导之下，研究中心继续朝深度发展。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员就是威廉斯，他的生活背景和霍加特相似，他在1921年出生，父亲是铁路工人，对大众文化也具有和霍加特一样的感受。他主张文化是可以不断地被塑造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单一文化，更没有统治性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永远不动摇的可能性。威廉斯亲自参与英国成人教育，以身作则、带动大众文化的普及，为20世纪70年代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理论奠定了基础。英国文化研究迄今依然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他关系密切。

伯明翰文化研究所的成就第一次集中反映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监督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中，因为当时社会骚动，特别是伦敦布莱克大街暴力事件（Black street violence）之后，他们提出了“手缸理论”（mugging，是一个符号学上常用的代号方法，英语叫做code），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当时的政府行为，他们的理论在80年代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撒切尔政府（Margaret Thatcher）的一系列保守的法律和政策的内涵和社会影响。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比较重要的研究人员还包括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他专门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查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en）两人合作出版了《全国项目》（The Nationwide Project）这部研究报告。多罗斯· 霍布逊（Dorothy Hobson）研究“十字路口”理论（Crossroads），这篇文章也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期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社会学、女性主义对文化的研究，也开始研究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伯明翰文化研究所于2002年关闭，当时中心的250 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14 位研究人员和教授被分配到伯明翰大学其他的专业科系中去，这个中心的任务也就算是历史性地完成了。研究所在它的研究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大众文化还处在一种无法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斗争中，被精英文化视为另类文化、低俗文化，到这个研究所关闭的时候，大众文化甚至取代了精英文化，登堂入室、成为了主流文化，和以美国为主的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席卷全球，成为主旋律了。

我们对比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多诺理论，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理论，就知道当代文化理论上两个最大流派的差别。

阿多诺认为：精英文化是高级文化，应该高于大众文化，因此重视高级文化、高尚文化、精英文化，好像交响乐、芭蕾舞、歌剧、造型艺术、高级的设计等。他认为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是一种文化堕落现象，只有高尚文化才是挽救沉沦的低俗文化、大众文化的力量。

霍加特认为：精英文化的主要依托力量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而大众文化的主要依托力量是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我们不恰当地翻译为“工人阶级”）。他认为劳动阶级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独特的品位，这种文化并不低于高尚文化，仅仅是不同而已。他认为大众文化更加贴近人们日常的生活，对人民的影响更大，文化的标准不应该以精英文化来界定，这种精英阶层控制文化的情况应该过去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应该并行。

写到这里，我们想想国内的情况，各个地方“卫视”制作播出的综艺节目压倒性地占据了文化主流，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大众文化的力量，精英文化、高尚文化虽然没有灭亡，也顺应了霍加特的估计，成为小众的文化了。我们自己对文化、艺术的认同固然有自己的取向，但是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喜恶而忽视、压抑、打击另外其他的文化形式。伯明翰学派的最大贡献也就在此了。

顺便说一下，研究伯明翰学派重要的参考书是《创造状况》（Conditions of their Own Making：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作者是诺玛·舒尔曼（Norma Schulman）。

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一个圈子文化，本身也是极为小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