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久卧病榻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一直是坚决支持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爆发,而且一开始矛头就直指邓小平、全盘否定全面整顿,令周恩来十分愤慨。12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与王洪文的谈话中,告诫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指示。当周恩来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愈来愈猛烈时,一方面担忧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另一方面也担心邓小平能否承受住这样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周恩来特意派人把邓小平找到医院问道:“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永远不会!”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这是两位心心相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决心为在中国实现安定团结、把中国引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道路而奋斗到底、誓死不渝的政治宣言。其浩然正气,直冲云天。这是一次真正的永垂史册的“政治誓师”。现代中国之所以经历了十年内乱而人心不散,正是由于有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大智大勇的卓越政治智慧的“一代天骄”在力挽狂澜、苦撑危局。他们是把中华民族从十年内乱中挽救出来的希望之所在。
1975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这些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邓小平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会场里,轻蔑地听着“四人帮”胡说八道一通。批评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看起来不合常规,实则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还留有余地、抱有期待。
1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他说:9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2、3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1]。
邓小平还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认为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8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2]。
邓小平讲的,都是真话。他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造成的混乱状态,全力以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样做的效果十分显著,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
在邓小平受到批判以后,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仍然对邓小平表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后勤部工作不久,“四人帮”就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领导的各项整顿被迫中断,形势发生了逆转。在这期间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小平同志,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3]。
唐代韩愈说过:“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爆发以后,迅速从北京扩大到全国范围,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逐渐走上正常轨道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再次被打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力以赴推进的对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坏、毁于一旦,无不痛心疾首,扼腕叹息。而“四人帮”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却是蓄谋已久。早在1975年10月,王洪文在上海,就与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以及文化部的刘庆棠等人多次密谈。王洪文叮嘱这些“四人帮”党羽:“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他还要求这些人“要讲究策略”,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后来,王洪文还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召到北京打招呼。他嚣张地诬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则乘机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唯恐天下不乱。
中华大地再度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出现过的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75年12月1日,经过“四人帮”的一番精心策划以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撰写的第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1975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上公开发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首先拿教育界开刀,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撰写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打头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强弩之末,仍然拿教育界开刀,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打先锋。两相对照,同样的杀气腾腾,同样的荒谬绝伦,不禁使人感到二者异曲同工。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仅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背景很硬,根子很粗,口气很大,来势凶猛,咄咄逼人,真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是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在中央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重头文章,也是“四人帮”射向全面整顿、射向在全面整顿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发“重磅炮弹”,是“四人帮”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攻势的“第一炮”。
此文于12月4日被《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进行了广播,因此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又要搞政治运动了。”这是人们听了、看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后的第一反应。许多经历过那段大动乱岁月的人们至今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首先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概括地集中描述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教育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势”: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后,这篇文章笔锋一转,对在全面整顿中进行的教育整顿大加挞伐: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接着,这篇文章用典型的“文革笔法”,一一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给教育界带来的所谓“巨大变化”,“教育革命”取得的所谓“巨大成就”。然后,又一一批驳了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个《报告》系统介绍了清华大学以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两封信为“靶子”、在全校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并认为刘冰等人“诬告”迟群和谢静宜,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报告》还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报告》对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教育系统进行的全面整顿进行了点名攻击,说什么:“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
《报告》认为:“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和许多极左语言,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基调。
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公开发表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被中共中央文件转发为标志,全国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爆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贴满了各级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领导机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走资派”)再度遭到揪斗,铁路运输重新瘫痪,大批工厂停工停产。许多省、地(市)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被弄得开不成会,办不成公。许多领导干部不断遭到围攻和无理纠缠,被弄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无法履行工作职责。
“四人帮”还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全面整顿中发出的大批机密文件,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些领导同志在1975全面整顿中的讲话、报告、指示、批示,加以断章取义,歪曲篡改,印成没有文件标志、没有印发机关的所谓“白头材料”,大量向全国广泛散发,供各地帮派体系进行批判。
“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全面否定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全面整顿的全部成果。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为治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而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一概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下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的全面整顿,一律诬蔑为“复辟”“倒退”“开历史的倒车”;把反对“派性”,整顿、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一律诬蔑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篇文稿,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总之,凡是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主持的、支持的工作,凡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全面整顿中欢迎的事物,“四人帮”一概全盘否定,口诛笔伐,必欲“批倒批臭,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后快;凡是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批评的、反对的东西,凡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东西,“四人帮”一律加以支持、吹捧和赞扬,并把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所谓“对着干”。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戴上“邓小平的黑干将”“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又回来了”的帽子,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四位在全面整顿中呕心沥血,冲锋陷阵,为铁道部门整顿、科技界整顿、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整顿、教育界整顿立下了大功的先锋人物,被“四人帮”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四条汉子”,分别受到点名批判,停止了领导工作,再度成为随时准备接受“革命群众”批判的“靠边站”人物。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全面整顿中态度坚决,对教育界的整顿行动积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得力,深受全国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好评。由于他曾支持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揭发、反映迟群的问题,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一开始,他就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力”集中攻击之下。(www.xing528.com)
1975年11月8日,“四人帮”中的头面人物张春桥以分管教育的副总理的名义,找周荣鑫谈对教育界形势的看法。
周荣鑫坚持对教育进行整顿的正确方针,认为当前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学生不读书。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培养和造就大批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张春桥对周荣鑫的看法大为不满,说:“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并认为这是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接着,张春桥又说出一番令人震惊的“文革高论”。他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
随即,张春桥又自问自答,语出惊人地说:“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这是什么逻辑?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论加胡说八道。
难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办的学校里,人民教师向学生教授一些文化知识,学生认真学习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本领,反倒成了“罪过”,反倒成了“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了?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混蛋逻辑,蛮不讲理到了极点。既然周荣鑫让学生学习文化知识这么不好,你张春桥为何还让自己的子女上学?为何不把你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从小就送到农村去、送到工厂去劳动呢?
周荣鑫理所当然地不同意张春桥的说法,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张春桥恼羞成怒,以势压人,责令周荣鑫就“刮右倾翻案风”问题,作出检查。他还为迟群大唱赞歌,说什么:迟群1968年带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清华大学以来,路线是正确的”,等等。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迟群就按照江青的旨意,收集周荣鑫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并于同年11月22日送给江青。与此同时,迟群还指使清华大学一些人公开张贴诬陷周荣鑫的大字报,指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印了《周荣鑫是怎样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对着干的》《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八种材料,诬陷周荣鑫“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并把这些材料铅印两万册,广为散发,以此作为彻底打倒周荣鑫的依据和“重磅炮弹”。
1975年12月30日,张春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华访问的客人。在谈到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时,这个“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介绍说:
“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样估计。”
张春桥认为: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张春桥在谈话中,对于一心一意抓好教育整顿、为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极大成绩的周荣鑫进行肆意诬蔑,说什么“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批判是从列席中央一次“打招呼”会议开始的。此前,胡耀邦正在向一些中国驻外国大使征求他们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意见。当时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王殊回忆说:
当时,我正担任驻联邦德国(西德)的大使,回国陪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施密特走后,外交部要我留在国内准备参加将在11月末举行的外事会议。此前,部内通知,不久前担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胡耀邦邀请几位驻发达国家的大使包括我在内进行座谈,讨论加强同国外科学技术合作的问题。
当时,正处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不谈科学技术之类久矣,更不必说同国外合作了。1973年,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文章,还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抨击。我们听说胡耀邦要讨论这个问题,都很高兴,觉得提出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当天一早,我们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大楼。我记得有刚建立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中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中国驻法国大使曾涛、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等。胡耀邦很快走进会客室来了。有的大使原来同他很熟悉,但自“文革”以来他挨斗靠边站,也已多年没见面了。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国外当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同大家热烈握手以后,黄镇第一个对他说,我们听说你又出来工作,都高兴极了。他笑笑说,这些先不提了,我们先谈请你们到这里来的事。他先给大家发了一份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说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同一些科技界人士商量起草了这份《汇报提纲》,向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汇报了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科学院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等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成这些意见。因此趁大使们回国开会之便征求大家的意见,并且希望帮助推动同外国的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合作。
大使们都赞成这个《汇报提纲》,认为自“文革”以来科技工作同其他方面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干扰,同国外的交往和合作几乎已完全停顿,而现在在全国各个方面开始进行整顿的同时,对科技工作进行切实的整顿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大使们表示回到使馆以后将大力做好这一工作,推动外国科技机构和院所恢复和加强同我国科学院及其研究机构的来往和合作。对此,大使们还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供胡耀邦在今后工作中考虑。当时,我刚从驻外记者转到外交战线工作,我国同联邦德国建交也不久,对科技方面还不太熟悉,表示回去后将加强这方面的调研,做好这个工作。
热烈地讨论到中午,胡耀邦在门口已准备好了几辆汽车,要我们到他家里去吃便饭。他住在灯市口的一个四合院的后院,前院还住了好几家人家。他家里几个人自己动手做了一大桌子饭菜招待我们,还有一瓶湖南老白酒。大家谈得很高兴,谈到了在“文革”期间挨斗挨批和到干校去的情况。在当时的环境下限于那时的理解水平,大家深感自己对运动不理解,思想跟不上。饭刚吃到一半,胡耀邦的秘书匆匆走进来,说国务院打电话来要他赶快去开会。大家听到后都说请胡耀邦先走,我们很快吃过饭后再走。他说还有时间,要大家吃了饭后再尝一尝他湖南老家送来的橘子。大家为了不耽误他开会,匆匆吃过饭就告辞各自回家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早在11月初,毛泽东批评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写的反映这个学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件,从此,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北京召开了向各单位负责人打招呼的会议,提出了清华大学的问题绝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些人要翻“文革”的案。
这个运动很快扩大到了各地,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小平以及各部门提出要整改的领导人,包括胡耀邦在内。那天要胡耀邦去开的会议就是那一次“打招呼”的会议。不久,胡耀邦就被解除了科学院负责人的职务又靠边站了,他的《汇报提纲》也成了被“四人帮”一伙人批判的“大毒草”。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次在胡耀邦家里吃便饭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次看到他……[4]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76)》(上),第136～13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76)》(上),第136～13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4]王殊:《忆耀邦同志》,载《新中国外交亲历——别样风雨》,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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