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爆发初期,由于毛泽东主要还想“帮助”“团结”邓小平,所以,邓小平一方面在中央受到“内部批判”,一方面仍然主持中央工作。

1975年11月4日,邓小平出席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参加的八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张春桥等指责邓小平:刘冰之所以把信寄给你,是由于你与刘冰彼此立场、感情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当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指示八人会议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7日晚上,邓小平再次出席八人会议。

11月10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在胡乔木分析受批评的根本原因时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在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工作时摇头说:不要!只是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11月13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和张春桥被毛泽东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作出批示:“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1]。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2]、刘冰、李井泉^[3],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会议指出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并通知胡乔木等四人,提出中央政治局将在近日内开会谈他们的“问题”。

11月15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4],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当晚,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11月16日晚上,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胡耀邦、周荣鑫进行指责。17日晚上,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汇报后的指示。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这两次会议。

关于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刘冰回忆说:

11月15日,(清华大学)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刘冰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我看看大厅一侧墙壁上的挂钟,差5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传达,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正是抱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才向老人家报告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矛头是对着他的。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毛远新还在讲一些别的,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满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5]?

关于第二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刘冰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我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到来。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晚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他说:“现在开会,先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他接着说:“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包括主席对张铁生的肯定,都表达了毛远新的意愿。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地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他,但信要由他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他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他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我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然后,我概括地讲了五个意思:第一,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第二,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第三,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第四,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以处分;第五,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刚讲完,谢静宜莫名其妙地说:“1968年我们刚进清华时,你刘冰被蒯大富关在地下室,我有一天夜里12点钟去看你,你正在吃窝窝头,是不是?”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看到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了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少有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贡献,怎么能因为送了一封党员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一瞬间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呢?这不是信口开河,以势压人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就因为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位在第一线领导教育工作的部长竟如此不尊重,随便给人戴帽子,什么“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等棍子、帽子一齐打来。而从会上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样结束了^[6]。

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即“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际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看法。

随后,对邓小平的批评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工作,毛泽东仍对邓小平寄予一定程度的希望,让邓小平“专管外事”。(www.xing528.com)

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要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传达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向中央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等有关指示。因为邓小平仍在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在召开“打招呼会”前,邓小平将中央草拟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报送毛泽东审定,并于11月21日写信将开会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报告后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23日,毛泽东又给邓小平写信:“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他首先指出会议的主题:“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然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开展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从此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终于拔地而起,从清华大学波及全国,引起了一场新的全国规模的政治动乱。

【注释】

[1]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原文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2]指胡乔木。

[3]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指即将于11月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5]刘冰回忆录:《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209页。

[6]刘冰回忆录:《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