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实际上他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侍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去年,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叫人修房子,修了他又骂人家帮倒忙。在机关院里都装上灯,通夜开着,还指定管保卫的副书记每天注意去给开灯。
向保卫部的同志说:“中央首长都关心我的安全,你们要加强保卫工作。”他住的地方周围会议室不准开会,进机关办事的教职工不准进机关二道门,不准进他的院,甚至连几个党委副书记到他的房子谈工作,都得先在外面等候,由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示他同意后才能进去。
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1975年8月13日[2]
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及有关材料,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过以后,有所思考,但似未成熟。所以他把这封信阅毕以后,既未批示,也未归档,而是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
刘冰等人因为没有见到毛泽东的回音,有点迫不及待,经过一番思考以后,1975年10月13日,刘冰等人再次上书,又写了第二封给毛泽东的信,进一步揭发、反映迟群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命委员副主任、“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谢静宜的问题。
刘冰等人在第二封信中写道: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作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作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曾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 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3]
刘冰等人在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后面,又附上了一份材料。这份《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中写道:
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总理老是给我出难题,难的地方都叫我去做。”“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
刘西尧、周荣鑫同志当了部长后,他把周围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讲话说:“你们不要光看现在,再过几年再看。”“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我才40岁,他们都六七十岁了,咱们走着瞧。”
骂“吴德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更不放在眼里,骂丁国钰同志是“老右”,骂市委科教组负责人是“小毛毛虫”,骂“海军没有一个好东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同志为了他的安全,给他派来两名战士,他骂张耀祠同志给他派来两名“特务”。
谁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就打击报复,仅举一个例子:学校人事处处长徐心坦同志,因对一个复员军人打坏一个女青工的处理问题和几个落实政策对象补工资问题与他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他形左实右的观点,他就提出要撤换人家,说什么“这是谁的人事处长?我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这个人不能当人事处长”。因遭到我们的抵制才未撤掉。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他大反走后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时,他提出要注意经验主义,并令校刊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早已知道。现在再举几件事情:工物系一个女学员,因在家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怀孕后在校自杀身亡。他把死因归结到该系总支副书记曹晓先同志(女)有意对死者施压逼死的,因此采取极左的办法,指示政治部到系里多次对这个干部开批判会,并要开除这个干部的党籍,后因下面的同志思想不通才拖了下来。今年8月初,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大白天窜到教职工宿舍,妄图强奸一个西北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因女方反抗,惨遭毒打,门牙被打掉两颗,头被打成脑震荡。虽然强奸未遂,但情节十分严重和恶劣,已构成强奸行凶罪。对这一个重大案件他不叫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同意狠狠打击,说“开一次小型批斗会就可以了,再开批判会,会扩散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中央当前的战备部署”。所以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就送到农场去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受害者不服上诉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也很不满意。直到9月上、中旬,在北京市全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那个强奸行凶犯才被公安机关拘捕。(www.xing528.com)
今年七八月间在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过程中,迟群同志提出精简机构的问题。精简机构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迟群同志在他的“不要把人当成商品”,“谁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口号下,没有请示市委,把系一级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校机关副部长、副处长以上现职负责干部56人降职使用,下放到基层,同时又新提了20多个这样职务的干部,这在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和不安,不利于干部相对稳定和积累经验,不利于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错误的,在当时虽然感觉不妥,但是没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违心地执行了他的意见,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报告了。
1975年10月13日[4]
在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及有关材料中,只揭发、反映了迟群的一些严重问题。在他们上书毛泽东的第二封信及有关材料中,则不仅进一步大胆揭发、反映了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和国家教育部部长,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新的事实,而且反映了谢静宜的问题。真有一股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仍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
迟群原为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湖北红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为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干部。1968年夏天,毛泽东鉴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组织”,“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即不按“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专门闹派性、搞武斗,闹得首都不得安宁,遂派出最忠诚的八三四一部队和3万多首都工人,组成“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派性斗争最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到8月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已全部进驻北京的59所大专院校,接管了对这些学校的领导权。
迟群、谢静宜就是这样受命作为进驻清华大学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于1968年7月进入了清华大学。迟群由于能言善辩,头脑灵活,野心大,手腕高,以后成为“宣传队”的负责人,并逐渐当上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因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比较受到上级信任,以后也成为“宣传队”负责人,并逐渐担任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迟群、谢静宜曾多次被江青派为“信使”,先后到部队、工厂、农村、机关传送江青写给一些单位的信和送给这些单位的“批林批孔”资料,中共中央文件上曾多次提到他们的名字,因而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在迟群、谢静宜控制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一贯秉承江青集团的意图,炮制了大量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服务的“理论文章”,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江青充当“笔杆子”“炮队”的一支骨干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或由这个大批判组化名的“梁效”的文章,竟能左右中国的舆论界和理论界,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梁效”的文章所透露的政治信息,竟然成为人们观察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晴雨表”。在全国形成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很不正常的怪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四人帮”每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或想打倒某个人,必然先由“梁效”发起“舆论攻势”,用大块大块、整版整版的“理论文章”,作为“重型炮弹”,进行“火力袭击”,极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如此,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是如此,在“评《水浒》”运动中是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更是如此。
对于迟群,毛泽东并不熟悉,也无好感。因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经常在毛泽东那里反映迟群的恶劣行为。对于谢静宜,毛泽东倒是比较熟悉,因她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常完成一些毛泽东交办的任务,故毛泽东总是称她为“小谢”。
刘冰等人揭发、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第二封信,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以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阅毕刘冰等人的第二封来信后,让秘书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来信也找出来,又仔细看了一遍。“见微知著”。毛泽东把这两封信与社会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声,与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否定,联系到了一起,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来进行考虑处理了。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来信,实质上代表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风潮,所以要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于是,毛泽东针对刘冰等人两次来信作了如下指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从毛泽东的指示看,毛泽东的意见是很明确的,不仅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矛头是对着我的”,而且把转信的邓小平也牵连了进去(当然,就是邓小平不转刘冰的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必然会爆发,不过是以其他的方式爆发罢了),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并且把刘冰上书这件事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问题的性质骤然严重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来到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针对刘冰等人两封来信所作的指示精神。
以此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拉开了帷幕。
在“四人帮”的干将迟群一手操纵下,清华大学先后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言行。实质上是明批刘冰、周荣鑫,暗指邓小平。
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策划下,贴出大批大字报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点名批判刘冰、周荣鑫等人。消息很快传开,各地一些在全面整顿中受到批判的“帮派人物”,纷纷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一些在全面整顿中本来已经“安定团结”的地方,又纷纷乱了起来。一场新的政治动乱骤然而起,大有从北京波及全国之势。
【注释】
[1]刘冰回忆录:《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4页。
[2]刘冰回忆录:《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267页。
[3]刘冰回忆录:《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271页。
[4]刘冰回忆录:《风雨岁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27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