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第一次整顿产生争议

“四人帮”企图利用评《水浒》,发动一场政治动乱的阴谋,虽然被毛泽东及时制止,然而随着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在如何看待和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其实质,是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

毫无疑问,毛泽东最初对邓小平是信任的、是坚决支持的,对邓小平的魄力、能力、才干和工作作风尤为看重。不然他也不会亲自提议把邓小平放在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亲自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当时,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无限的希望,授予极大的权力,赋予极重的责任,多次给予高度的评价。很显然,毛泽东期望邓小平按照他预先设定的“政治轨道”,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

一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保持着支持的态度,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重要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但是,邓小平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文化大革命”又恰恰是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视的一件事。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也在“九一三事件”以后逐渐纠正了一些他所意识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次表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很不赞成。但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没有能够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一直在全局上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而1975年全面整顿给全国各行各业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有力的否定。

邓小平所进行的全面整顿的性质,从实质上说,发展下去,将是从理论到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因此,全面整顿遭到依靠“文化大革命”才飞黄腾达,窃据党政要职,并企图继续依靠“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的强烈反对。

同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发展前景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

1975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鉴于他行动、说话已经十分困难,将毛泽东的大弟弟、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了东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三结合”中,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以后逐渐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但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因此到中央给毛泽东当联络员后,思想、行动与“四人帮”,特别是与江青十分接近。对此,邓小平看得十分清楚,保持了应有警惕。10月31日,邓小平提出:“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上,毛泽东即把邓小平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之事。邓小平向毛泽东询问,这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毛远新到北京以后,特别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以后,对于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持否定态度。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先后几次同毛泽东谈话,以汇报工作、反映情况为名,攻击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

对毛远新在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作用,姚文元于1980年7月25日在秦城监狱中受审时曾作了以下交代: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抚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毛远新在1975年下半年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www.xing528.com)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审判“四人帮”及其主要成员的法庭上,毛远新曾如实交代了他担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期间,在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诬陷邓小平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

“我在中央当毛主席联络员这一段,说我向毛主席诬陷邓小平,我不服气。因为邓小平当时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思想上虽然有对邓小平不满意的地方,但要不是我首先提出有一股风,就不能造成后来在全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江青他们4个人是挨了主席批评的,日子不好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起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不到的作用,我起的作用超过了他们,我在1975年、1976年对党和国家犯了大罪,这是我的真心话。在京西宾馆马天水等人诬陷邓小平,那些话是张春桥讲的,他们一讲我就接受了,而且还有发挥,如在辽宁讲邓小平是邓‘纳吉’,这些话是我说的,这是诬陷。”

1975年10月中旬,在党内长期以极左面目出现,20世纪40年代因人为制造“抢救”运动而犯过严重错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理论权威”“中央文革顾问”的身份,与“四人帮”合谋干了大量整人、害人坏事的康生,虽重病在身,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但仍强撑病体,面见毛泽东,告了邓小平一状。他对毛泽东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毛远新因为是毛泽东的侄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经历了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被一些人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是毛泽东晚年比较信任的青年人之一。毛泽东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物的看法比较客观,因而对毛远新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康生是山东诸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1928年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成立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积极追随王明。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党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在“抢救运动”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后,任山东鲁中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第八(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第九、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击、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罪恶活动。康生因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王明),归国后担任过中央情报部部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的捷尔任斯基”“反修战士”,主持写过“九评”,又担任第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重要职务,也是毛泽东比较重视的人物^[1]。

毛远新和康生这两个人的这些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

毛泽东是一个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的人。一旦他认为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否定他晚年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生事物”时,对邓小平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说明,毛泽东要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于是,毛泽东要毛远新去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泽东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作者注)提高。”毛远新照办了。但毛远新在11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谈了否定全面整顿的意见后,邓小平却明确表示,不能同意毛远新关于“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的意见,不能同意毛远新对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发以后全国形势的看法。

邓小平十分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对过去的主要工作和讲话作了简略的回顾,指出:“我是从今年3月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算我的账,要从9号文件开始算起。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邓小平向与会者强调:“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11月2日晚上的会议情况。听完毛远新的汇报,毛泽东不禁对邓小平的态度有些失望。他对邓小平是寄予信任和希望的,本想让邓小平作点自我批评也就算了,没有料到邓小平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这种坚定态度。因此,毛泽东指示毛远新:“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毛泽东说:“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毛泽东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要以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作个决议。最后,毛泽东又嘱咐道:“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会后,毛远新于11月4日晚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召开八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表示:开会帮助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问毛泽东:“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对。”毛泽东对八人会议的开法作了具体指示:“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还特别对毛远新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这时,毛泽东仍想把事情限定在数量有限的几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范围内,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想让江青插手,把事情闹大,从中生事。由此可见,毛泽东还在尽力维护他从1974年下半年开始努力实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注释】

[1]康生于1975年12月去世。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