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怒斥江青的大寨讲话

自1965年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是惯于借批判一个剧本、一部电影或一本书,从而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或打倒某个人的。请看下列事实:

1965年,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背着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私自在上海布置姚文元撰写了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以后,揭开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因此而受到批判,最后被置于死地。

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撰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长篇文章,4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诬蔑。不久,刘少奇即被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公开批判,最后被彻底打倒,逝于开封。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对陶铸肆意诬蔑,并用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等文法,对陶铸过去出版的两本书进行“无限上纲”地批判。陶铸很快由“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被上升为“大叛徒”,遭到关押监禁,死于合肥……

1975年9月,“四人帮”又企图利用评《水浒》大做文章,故伎重演,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恢复工作,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指向四届人大新任命的国务院和各部委负责人。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早已在历时9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看穿了“四人帮”阴谋伎俩的中国人民,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江青在大寨作了评《水浒》的讲话后,就有正直无私的新华社记者甘冒风险,将江青的讲话记录,报给了新华社负责人。新华社负责人觉得此事重大,必须慎重对待,不可等闲视之,决定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此即发生在新华社的“朱穆李事件”。

当时的新华社主要负责人、当事人之一朱穆之回忆说:

所谓“朱穆李事件”,就是我和穆青、李琴三人,向毛主席反映江青在大寨攻击邓小平的事件。1975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与此毫不相干的江青找了一批人也到大寨。她装模作样,头扎毛巾,到虎头山上挖战壕,表演她“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时,她随意插话,干扰会议。特别是她自己召集会议,大讲“批《水浒》”,影射邓小平要像宋江架空晁盖一样架空毛主席。她的讲话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参加会议的记者向新华社总社汇报了这些情况,大家都非常气愤。全国乱得一团糟的局面,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好不容易开始得到明显好转,这又将被毁于一旦。在新华社的核心小组会上,有同志提出,要以核心小组名义将情况向中央反映。我当时是核心小组组长,我考虑,这样做可能被扣上什么搞组织活动等罪名,小组成员情况也不一样,因此表示这样做不妥。又有同志提出,个人是否可以反映?我说,这完全可以,每个党员都有权向中央反映情况。

当时,新华社原来被打倒的干部已陆续解放,他们对于江青一伙的作为早就不满。1974年江青一伙曾利用“批林”刮起一股风,叫“批林批孔批周公”。“周公”就是周恩来总理。新华社内也有人对许多老干部复职损害了他们既得利益而心怀不满,“批周公”很合他们的意。因此,他们在社内也散布对周恩来总理的流言蜚语。结果引起大家的愤怒,纷纷贴“大字报”加以揭露和批判。于是,社会上是一股反“周公”之风,而新华社内却是一片反反“周公”之声。这次江青反对邓小平,实际上同时也是反对周恩来总理,更引起大家的愤慨。

我过去不认识江青,虽然多少也知道一些她过去的情况,但对她没有任何成见。我被“解放”后,她和我并无工作上的关系。突然有一次,她亲自写信向我送材料。后来还送了两个据称是她自己种的萝卜给新华社。我觉得这很不正常,没有对她有任何表示。1974年1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忽然像个泼妇,大哭大闹,声泪俱下地叫嚷要反“走后门”,而且指名要叶剑英带头。一时会议被搅乱。我看到周总理低下头十分难过和不满。我完全没有想到江青竟是这样一种人,这使我极为反感。

上述这些情况促使我决定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反映江青的胡作非为,穆青等同志也是积极主张向中央反映的。于是由穆青找采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记者整理反映材料。材料经我和穆青仔细看过,尽量做到完全客观准确,避免被抓到小辫子。材料出来后,报给谁?我和穆青两人商量,最先应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但我考虑,此事邓小平是当事人,江青又是毛主席夫人,这将使邓小平非常难做。因此不如直接报给毛主席。于是由穆青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非常简短的信,只说此事影响大,特此报告,附上材料。我在信上先签了名,穆青也签了名。报告如何上报又是问题。如果按正常渠道上送,肯定送不到,而且会立即被“四人帮”发觉。我和王海容、唐闻生接触较多,知道通过他们,可以直接送给毛主席。李琴也是积极主张向中央反映的,当时她担任外事采访,见到王海容、唐闻生的机会多。因此我们决定请她把报告送给她们,希望她们能直接呈交毛主席。李琴看到报告后,自己也在上面签了名。她很快就见到了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她们欣然同意转呈。但是这时政治形势大变,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报告已无法上送。报告又经李琴退给了我。我私下把给毛主席的信销毁,但把材料留了下来。这是考虑到将来万一有什么事,可以证明我们报告了什么。后来事发后,我交出了这份材料。

这件事原来还有一段情节,当时不知道。前几年在新华社的一次会议上,吴冷西讲了这段情节。他说,关于是否向中央反映江青的事,他曾和穆青坐着汽车秘密商量,又找了胡乔木,主张应该反映。后来胡乔木还报告了邓小平。这件事他和穆青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张旗鼓展开了,向中央“告江青状”的事是包不住的,也终于揭开了。江青咬牙切齿地骂新华社没有一个好人。我和穆青、李琴受到批判。我又被打倒,到新华社印刷厂劳动。毛主席逝世,中央委员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四人帮”私下擅自把我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

以上情况说明,“朱穆李事件”不应看作就是几个人的事,而是新华社集体的事,“朱穆李”不过是个代名词而已^[1]。

当年曾经参与了新华社“朱穆李事件”的吴冷西(当时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回忆说: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却赶到会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www.xing528.com)

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到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是对准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主席,向毛主席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经过唐(闻生)、王(海容),直接把材料送到毛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毛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又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随后,新华社记者李琴也在朱穆之、穆青致毛泽东的信上签了名。然后,将这封信和反映江青大寨讲话的材料交给了王海容和唐闻生,请她们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面交毛泽东。王海容和唐闻生欣然同意向毛泽东转交这份材料。但是,由于不久以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份材料已无法上送,随后又经李琴退给了朱穆之。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先生。邓小平和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会见。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为副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陪同人员仍然为毛泽东会见希思时的陪同人员。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对江青的这个讲话极为愤怒,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政治局也没有多少人信她的。由于毛泽东明确否定了江青的评《水浒》讲话,使邓小平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继续大刀阔斧地推进整顿。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继续召开期间,江青向主持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要求,在大会上播发她9月12日在大寨大队群众大会上的评《水浒》讲话录音时,华国锋不敢做主,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评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由于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江青集团妄图利用评《水浒》制造新的政治动乱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以后邓小平在谈到“四人帮”与评《水浒》的问题时指出:“四人帮”把老干部都叫“民主派”,说“民主派”必然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是反革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第一个纲领。他们还有第二个纲领,即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以上两种人加起来为数就不少了。还有别的帽子,打击面就更宽了。“四人帮”带给我们的真是一场灾难!在谈到评《水浒》的情况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毛主席并不是针对任何问题讲的。那时他眼睛不好,找人读书,有一次找人读《水浒》,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毛主席评《水浒》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并不是针对哪个人的。后来,“四人帮”歪曲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以批《水浒》为名,实际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资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义转移会议方向。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说:简直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听她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制止了。“四人帮”就是干这种事情。他们说宋江夺权把晁盖架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说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后来又说我把毛主席架空。这完全是“四人帮”自己制造的^[2]。

【注释】

[1]钟征:《朱穆之访谈录》,载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3期,第132～13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