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评论《水浒》的运动开始以后,曾经在1975年4月27日、5月3日和5月27日、6月3日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别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过书面检讨,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态复萌,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
1975年8月下旬,江青对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等人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生产大队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无中生有,制造事端,大讲了一通评论《水浒》“要联系实际”问题。
由于江青这篇看似“即席演讲”实则居心叵测的讲话,集中反映了她1974年至1975年煽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评法批儒运动”、掀起“评《水浒》运动”,制造内乱的基本意图,所以较为详细地记述如下: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来看看江青大寨讲话的“宝葫芦”里,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货色吧。
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贩卖自己的货色,这是江青的惯用手法。这次的大寨讲话也不例外,江青一开口就先把毛泽东抬了出来,摆出一副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十分接近的样子。实际上江青每次去见毛泽东均需事前请示,未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放江青进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江青首先讲道: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头脑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我是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像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三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他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然后,江青又说要“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她这一“随便”不打紧,东拉西扯,云里雾里,从大寨讲到美国、苏联。江青说,现在我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还没有进城以前,为了反修防修,咱们的主席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前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现在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1952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修,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有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人作了三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全国有的地方比咱们这里好。我们中国,苏修、美帝都瞪着眼睛看着。那是最富啊!……
江青在讲话中还说:现在我们评《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哪儿的工作就好,哪儿的生产就好,哪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哪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
古人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大寨则是“江青评论《水浒》,目的篡党夺权”。从江青的大寨讲话可以看出,江青图谋篡党夺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9月17日,江青又在大寨召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单位的100多人,进行谈话。在谈话中,江青再次大放厥词,胡言乱语,攻击别人,美化自己。她说: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他(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
“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挨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大寨这两次讲话,哪里是在评论《水浒》?分明是在借古喻今,指桑骂槐,肆意诬蔑、诽谤、影射周恩来、邓小平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泄对中央政治局多次会议批评她的不满情绪;蓄意把评论《水浒》的矛头指向现实的政治生活,为她和“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也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极尽影射之能事,锋芒所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文章中说:“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水浒〉》的长篇文章中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则强调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在江青集团借着评论《水浒》,大肆鼓噪“要联系实际”,恶意影射大批“党内的投降派”的时候,身患癌症,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对江青集团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早在四届人大闭幕以后,由于“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在四届人大上被彻底挫败,气急败坏。于是,他们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多次挑起事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攻击。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坚持党的原则,不给“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以丝毫可乘之机。但是,周恩来也确实考虑过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后果。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国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抓住摄影记者还在的机会,围住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周恩来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但又语意深重地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个人被“打倒”了,与他合过影的人,为了表示与他划清政治界限,往往要在合影照片上的这个人脸上画叉。工作人员听了周恩来的话,心情都十分沉重。
面对江青集团借着评《水浒》所进行的肆意诽谤,周恩来心中充满了悲愤。他要用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明磊落,反击“四人帮”这一伙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卑鄙的政治小人的无耻攻击。
1975年9月20日,在医院对周恩来进行一次手术前,周恩来——这位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的革命家,这位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拼搏了一辈子而一贯从容大度、坦然自若的著名政治家,这位既具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又具有钢铁般的自制力和完美无缺的伟大人格的人民的好总理,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特意让工作人员拿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郑重地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掷地有声,光明磊落,足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同“四人帮”这伙邪恶势力所进行的坚决的抗争!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捍卫自己无私无畏,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舍生忘死,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的清白历史。(www.xing528.com)
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来捍卫自己不容玷污的政治尊严和崇高人格!
言为心声。
唯至柔者至刚。
周恩来还在医院一次同叶剑英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在“四人帮”手里。周恩来的嘱托,为叶剑英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在周恩来冷静大度,风度翩翩的崇高形象中,永远耸立着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具有的勇于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钢铁般不可动摇的政治信念。
对于这件事,邓小平一直难以忘怀。1991年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感慨万千。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景,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熟悉中共历史的人是比较清楚的,而不熟悉中共历史的人则不太了解。此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周恩来早年在天津与进步青年一起投身革命活动,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几位发起人采用抽签的方法,用抽到的阿拉伯数字作为自己姓名的代号。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五号的谐音即“伍豪”。以后周恩来曾用“伍豪”的署名,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人后,用“伍豪”的化名起草过文件,发表过文章。他为机要通信编制的密码,被称之为“豪密”。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为了保护党的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对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向中共组织通报敌情,配合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都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顾顺章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后,投敌叛变。
因为顾顺章熟悉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方法、联系方法和各个交通线的情况,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内情更是了如指掌,因而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值得庆幸的是,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况被秘密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钱壮飞获悉。钱壮飞,浙江湖州人,当过医生,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6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举办的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电报接发、收集情报等工作。钱壮飞随即通过各种途径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让钱壮飞深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钱壮飞因此长期战斗在敌特心脏。不久,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后来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钱壮飞利用同乡关系结交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统计调查科即“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徐恩曾发现这个湖州老乡精明能干,业务熟练,又善于交际,便要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帮助他管理业务。此后,几乎所有的文件都要经过钱壮飞之手,所以他对敌人的工作一览无余,知之甚详。只有须用密码本翻译的亲译文电钱壮飞无法看明白,因为这种文件要用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相互通报用的密码本翻译。根据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的指令,这种密码本只准徐恩曾亲自保管和使用。为了搞到这个密码本,钱壮飞规劝徐恩曾在周末到上海逛妓院时不要随身带机要文件。徐恩曾果然把密码本留下,锁藏在机要柜里。钱壮飞终于设法拿到,把密码本全部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仍放回原处,丝毫未引起徐恩曾怀疑和觉察。搞到这个密码本后,钱壮飞对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和绝密情报也能全部掌握,不失时机地经李克农转交中共中央(钱壮飞身份暴露以后,徐恩曾因害怕被追究,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员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因此,直到红军长征时仍然用这个密码本破译了许多敌人的情报)。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叛变。4月25日,国民党武汉特务机关连续向国民党中央的统计调查科发来6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特急电报,请徐恩曾转交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此时,正是周末,徐恩曾正在花天酒地,只留钱壮飞一人值班。收到这6封加急电报后,钱壮飞思考,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于是,钱壮飞冒着生命危险,拿出偷拍的密码本,将6封电报译了出来。结果,电报内容令钱壮飞大惊失色。其中一封写道:黎明(这是钱壮飞早已知道的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临危不乱,立即仔细记下电文内容,委托自己的女婿刘杞夫马上转交李克农,报告中共中央。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仍然在此时已是极度危险的特务机关,一面继续观察动静和考虑采取应变的措施,一面着手清理自己所经管的重要文电、账目,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当他从陆续送来的密电中得知武汉方面已派出专轮把顾顺章押送来南京,将在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时,便立即转告在民智通讯社工作的一个同志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赶快撤离,并向天津的长城通讯社发去“潮病重速返”(钱壮飞别名钱潮)的急电,通知胡底等人快速撤离。第二天早晨,他若无其事地把这批特急密电当面交给徐恩曾,接着装作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特务机关,乘火车返回上海(以后,钱壮飞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红军长征途中,他因一次在防空袭后掉队,被国民党地方民团抓住,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在得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调查科的钱壮飞转报的这一情况后,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恩来在陈云等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全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敌人妄图彻底摧毁的中共首脑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国民党企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周恩来所采取的非常时期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把顾顺章叛变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保卫了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使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叛变而一举迅速破获中共中央机关、抓捕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阴谋彻底破产。
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困难,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难以举行。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尽可能少地召开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总结说: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尤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周恩来在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总结还对今后特委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规定了原则。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气急败坏,就采用造谣的方式,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企图打击和搞乱共产党的力量。1932年2月15日,由黄凯派人将这一伪造的“启事”送上海申报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后认为,这一“启事”称伍豪等243人脱党,而通篇文内只具名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暂没登出。但是2月16日、17日、18日的《时报早晨号外》《新闻报》却先后登出来。《申报》在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的压力下,于2月20日也刊登了这一启事。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现此事后,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采取果断措施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
其实,周恩来这时已不在上海。他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12月下旬已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工作并参与组织指挥红军作战。
对于敌人的造谣诬蔑,上海的地下党和苏区的毛泽东都采取措施,进行了有力驳斥。毛泽东就此发出布告说,“伍豪脱离共产党”一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在林彪、江青、康生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所谓的“抓叛徒”风潮,其主要目的是用“叛徒”的罪名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重点是那些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生入死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最大的叛徒”的帽子;薄一波等61名被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统统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当年打入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四人帮”开始把暗箭射向周恩来。有个红卫兵组织在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报纸上,找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一消息,如获至宝,马上呈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如果去问一下毛泽东,就会清楚。因为这件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已搞清楚。她没这样做,却来找周恩来。周恩来总理看出这来头并不简单,要认真对待。
周恩来把这事告诉了邓颖超。他们看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而60年代的江青却再想利用国民党的办法来达到他们加害周恩来的阴谋。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都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再次搞清楚,给组织留下真实的历史史实。
据高振普在《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回忆:
这件事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虽已搞清,做过结论,但没有文件材料。周总理委托邓大姐把办公室的秘书和卫士组的同志约到一起,具体交代了做法:由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纸,由卫士组的警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查找。后来,医生、护士也参加进来。因报纸种类较多,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的事情又不清楚,查找起来得花一定时间。我们查遍1931年的各报,没有查到,再查1932年的。
经过几天的查找,由司机杨全明查到了,是2月20日在《申报》登出的。张树迎先拿给邓大姐看,邓大姐叫马上送周总理,让周总理仔细地看这条“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消息。
看完这条消息,总理当即说:“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叫我们再查。我们主观地认为不会登在《申报》上。于是又把其他报纸翻遍了,也没找到。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我们又开始查找,细心的乔金旺查到了,就在2月22日《申报》的广告栏内登出: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同是一个《申报》两天之内登出不同的两则消息,人们不难看出这第二条消息是否定第一条的。周总理看到这第二条消息说:“这就清楚了。”他请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这两则消息翻拍下来。后来的事,周总理就不叫我们管了,只是嘱咐把图书馆的报纸保存好,暂不退回。我们把借来的报纸摞在一起,足有一米多高。
周总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亲自写了专门报告。在1972年批林整风会上,他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对事件的真相作了详细的说明。在会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反映1932年2月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上的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同时宣布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录音、记录稿和其他文献资料存入档案,并发至全国各省。周总理写好的这份报告,因工作原因,一直没有下发,存在了他自己身边。
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在进入手手术室前,又想起了这件事,要把这份已存多年的文件,取出来看看。邓大姐也不解其意,便说存在保险柜里,要看,手术后再看吧。总理说在病房等着,一定要派人去取。邓大姐就叫她的秘书赵炜去取。医生、护士和我们几个人都围站在总理的周围。医院与中南海只一路之隔,十几分钟赵炜便取了回来,并送到总理手里。周总理躺在进手术室的平车上,戴上老花镜,翻看了几页,就在首页的标题下侧,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又写了1975年9月20日并注明是在入手术室前。签完后,亲自交给邓大姐,这才同意推他进手术室。在去手术室的走廊里,周总理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叶剑英,还有张春桥闻声由休息室走出来。邓小平来到平车前,总理紧握着他的手,高声地说,更确切地说他是高声地喊:“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当然,这话不是小平一人听到,不只是对小平同志讲的,是让在场的人都听到,表达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支持和信任。今天想起来,总理这话是有目的的。当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在发动对邓小平的攻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困难重重。面对党内的复杂的斗争,周总理在手术前明确了自己的态度:支持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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