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集团发动评《水浒》运动

1975年8月14日,在十年内乱中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四人帮”成员姚文元,看到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后,立即意识到大有文章可做,闻风而动,给毛泽东写信说:

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还向毛泽东提议: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成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定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请示信后,在上面批示了“同意”二字。“四人帮”是惯于“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另搞自己一套的老手。

当日深夜,姚文元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8月15日,姚文元把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整理记录稿,同他炮制的所谓“贯彻”毛主席指示的信印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其在当时的上海市委、北京市委的亲信,要他们立即组织人员,按照“四人帮”的需要,加紧炮制评论《水浒》的文章。这一切活动,都是背着中共中央、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鬼鬼祟祟地干的。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接到姚文元的令箭以后,立即披挂上阵,急如星火地把当天正在一个工厂参加劳动的文艺部全体编辑人员立刻叫回报社,进行“传达”和“布置”。他连夜将人力配置情况和所拟文章题目呈报“四人帮”,又亲自打电话向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四人帮”余党约稿,放下电话就十万火急地命人赶紧飞往上海。就这样,在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四人帮”全速开动被他们控制的所有宣传机器,掀起了所谓的“评《水浒》运动”。

从此,在姚文元的“导演”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水浒》的各种社论、评论和理论文章,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评《水浒》的高潮。

其实,“四人帮”热心于评《水浒》的目的,完全是别有用心,另搞一套,“醉翁之意不在酒”。

按照姚文元的直接策划,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道出了“四人帮”发动评《水浒》运动的目的,从而为评《水浒》运动定下了基本调子。正如该文所说的那样:“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这就不打自招地说明,“四人帮”大肆鼓噪评《水浒》是假,借机煽动政治动乱是真;“四人帮”竭尽全力批宋江是假,影射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真。

8月31日,“四人帮”又在《人民日报》抛出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这是一篇经过“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文章。该文一开始劈头就说: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然后,《评〈水浒〉》着力论证《水浒》中的宋江“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接着,《评〈水浒〉》把宋江作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进行重点批判:(www.xing528.com)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两句话是宋江反革命一生的自供状,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嘴脸。宋江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烟水寨”,就是为了叛卖农民革命事业,去换取朝廷招安、升官发财的“凤城春色”。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弥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梁山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绝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唯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诗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评〈水浒〉》一文还强调:《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最后,《评〈水浒〉》一文道出了“四人帮”评论《水浒》的“庐山真面目”。文章一再强调说: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以上经过“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秘密策划,于8月31日在《人民日报》以第一版头条位置和第二版的整版篇幅刊登的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实为“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是“四人帮”利用评《水浒》进行阴谋活动的两篇代表性文章。这两篇文章,不敢公布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原文,只是盗取其中的片言只语融入文中,而对姚文元的那封信却大段引述,并且同毛泽东的谈话放在一起,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欺骗群众,混淆视听。在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这篇颇有来头的社论中这样写道: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50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中,把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公开发表。这个社论别有用心地提出,评《水浒》,“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号召专业和业余的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要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以此来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

但是,这个要在全国普遍开展的“评《水浒》运动”,既无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又无毛泽东的正式指示,完全为“四人帮”自编自导,一手策划,一手操纵,实际上是一幕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位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深有造诣并具有许多独到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曾经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几部代表性作品作过多次不同的评价。对《水浒》也是如此。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其他著作中,毛泽东曾从不同角度多次赞扬过《水浒》这部著名古典小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里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略退却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毛泽东写道:“《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让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根据《水浒》中有关林冲的故事改编而成)之后,在给延安平剧院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既肯定其中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又指出它“作为反面教材”的致命的弱点,体现了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批判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态度。

而“四人帮”却是打着“评论《水浒》”的幌子,干着篡党夺权的勾当。在他们组织撰写的文章中,居心叵测地提出了一个《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的命题。姚文元在8月14日的信中,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泽东谈话中说《水浒》“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篡改成“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1976年,姚文元在《红旗》第一期发表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中,特意加上“‘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并把“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层意思强加给毛泽东。这既是对毛泽东评论《水浒》谈话的歪曲和篡改,也不符合《水浒》所描写的客观事实。本来,“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句话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它说的是《水浒》的作者安排晁盖中箭身亡,“归天及早”的情节,并在“石碣天文”中将晁盖排除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外。《水浒》作者所作的这些艺术处理,是为了突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为了突出宋江在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位。但是,“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硬要强拉硬扯,曲解《水浒》,完全是为了让评论《水浒》为其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