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首秀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全国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最初是支持的。最有说服力的明显事实为:

一、邓小平担任的中央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项党政军重要职务,均为毛泽东提议,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二、在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后,又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排除障碍,奠定坚实有力的政治基础。

三、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毛泽东希望在自己和周恩来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实现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四、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是赞成的。邓小平1975年9月27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讲过:“当前,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周恩来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更是充满了关注,大力支持,并对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表现出来的胆识、魄力、才干和政绩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早已积劳成疾,重病在身,之所以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一方面是出于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住院以后,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落到“四人帮”手里。因此,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周恩来首先竭尽全力落实毛泽东关于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指示。然后,又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泽东关于让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预定计划圆满实现。直到邓小平真正担负起了国务院的领导重任以后,周恩来才放心地住进了医院。

1975年9月7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宾主互致问候中,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时,周恩来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无限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才只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同志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4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回顾访问罗马尼亚的往事时,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我还可以从电影上、从照片上、从图画上看到它。”

最后,周恩来谈到了中国的接班人问题。他请维尔德茨转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解释说:这就是邓小平同志。

接着,周恩来又表情十分严肃地说:

“具有50多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虽然,周恩来早已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亲眼看到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工作,各项工作都呈现出新的面貌,他为此而感到由衷地喜悦。

“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关键性的一句话,周恩来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坚定而有力量。因为,他从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希望,从而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寄托和坚定不移的信心。

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为此而感到欣慰!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国客人,实际上,也是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向国际社会表示他对邓小平寄予的厚望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周恩来深深知道,对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虽然全国党政军民坚决拥护,但是“四人帮”一直心怀不满,伺机反扑。因此,当几天之后,周恩来又一次进行大手术之前,一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看望他时,周恩来锐利的目光直视着张春桥,说:你和洪文同志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周恩来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仍然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坚强后盾。

10月下旬,医院再次对周恩来进行手术,临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已经躺在了手推车上,又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当邓小平走到手推车旁,俯身问候时,周恩来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感情真挚地用力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对邓小平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并通过各种方式,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的挫败。他们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伺机反扑,以便卷土重来。

在国务院一些部委进行的整顿中,在一些省、市、自治区进行的整顿中,都曾遇到过在“四人帮”支持下的帮派体系的反扑、阻挠、干扰和破坏。他们或者秘密串联,召开“派性会议”,商量对策。或者向上写诬告信,诬蔑陷害坚决进行整顿的领导干部。或者利用他们在领导班子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为派性张目,给整顿设置重重障碍。或者贴出大字报、大标语,攻击、谩骂、诽谤勇于搞整顿、敢于捅“马蜂窝”的领导干部,把为进行整顿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诬蔑为“复辟”“倒退”,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各种“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式方法,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制全面整顿的顺利进行,继续“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四人帮”还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进行诬蔑和攻击。1975年10月10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到上海参观访问。王洪文立即秘密打电话给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布置说:“邓小平到上海,你要注意。”邓小平在上海期间,考虑到马天水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长期在上海负责工业、交通系统工作的老人,出于对马天水的教育挽救,根据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批评“四人帮”会议的内容,向马天水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的精神,告诫马天水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要维护各级党委的领导,不要弄得各级党委的话没人听。最后,还告诫他以后到北京还可以再谈谈。但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四人帮”的先打后拉,早已心甘情愿地上了“四人帮”的战车,卖身投靠了“四人帮。听了邓小平教育挽救的谈话后,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鬼迷心窍,将邓小平同他谈话的内容密报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和姚文元让马天水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内容整成材料,用大字抄写,报给毛泽东,并附上王洪文的话,诬蔑这次谈话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妄图通过这件事,诬告邓小平,制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信任,离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王洪文、姚文元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www.xing528.com)

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在1975年夏天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了对军队的整顿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党、全军、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王洪文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张春桥作为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上一言不发,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会后,他们却大肆制造谣言,攻击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诬蔑会议后军队各大单位经过调整组成的领导班子是“复辟班子”,等等。王洪文还利用权力,调阅会议记录和有关文件,阴谋“秋后算账”。1975年秋,王洪文又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向毛泽东诬告说:7、8、9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公然把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对“四人帮”的批评情况,诬蔑为“谣言”,并加以歪曲,欺骗毛泽东。

1975年夏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于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形势由“乱”到“治”,呈现出新的面貌。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突然掀起了一场所谓的“评《水浒》运动”。从1975年8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76年秋“四人帮”的覆亡为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及其他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刊出“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梁效、柏青、罗思鼎、竺方明、方岩梁等精心炮制的文章,从含沙射影,牵强附会到指名道姓,恶毒攻击,疯狂叫嚷党内出了“投降派”,妄图在全国掀起层层揪“宋江式投降派”的恶浪。

这是不甘心失败的“四人帮”发动的一场新反扑。

从1975年8月开始,在全面整顿中遭到重大挫折的“四人帮”,企图利用评论《水浒》的机会,进行反扑。他们假借评论《水浒》的名义,借古喻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重新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层层批“宋江”,揪所谓“投降派”,企图制造新的政治动乱。幸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坚决制止了。

事情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晚年,眼睛因患白内障,看书很困难,这对于每天都手不释卷的这位伟人来说,实在是太不方便了。须知,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像吃饭、睡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的。有时候,读书甚至比吃饭、睡觉还重要。

为了解决毛泽东的读书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选了一位女教师,专门给毛泽东读书。每次女教师读书以后,毛泽东一般也谈谈看法,对书中的内容作一些评论。

这位女教师回忆说:

我是1975年5月29日进中南海为毛泽东读书,9月28日离开,在主席身边工作了整整4个月。从接触中我了解到,毛泽东酷爱历史典籍。他的博学多才,思想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也就是“国学”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如此贯通、娴熟,他是第一位。他一生沉湎其中,从历史文化中思考过许多为国为民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记忆力惊人,知识极为渊博。我记得有一次他说到“溢”的解释,一口气把《西厢记》“长亭送别”一节中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直背诵到“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长达数百字。让我非常吃惊。我1962年在人民大学任教,参加过编注《历代文选》。我一去,他就说,你注的《别赋》“秋月如珪”一句中,“珪”字的解释不准确,“珪”是马蹄形的玉。他建议我到故宫去看一看。我后来去看了,原注确实不准确。

毛泽东一生涉猎广泛,儒家、法家、道家的著作甚至佛典都涉及到了,也让我们去读。他对朱子理学并不否定,特地要我读朱熹的书。对儒家、法家、道家,他认为应该很好地梳理和研究。他还读宗教、佛学著作,读《五灯会元》《六祖坛经》,读一些公案小说。

毛泽东读历史有很多独到见解。比如他对古代文人的评价,说阮籍诗好、文章不好,嵇康的诗歌不如文章好,等等。他看《红楼梦》等古代小说,绝不是重热闹,重故事,而是重历史,读兴衰,吸取古人智慧,了解民族传统,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法^[1]。

1975年8月13日这一天深夜(实际上应为8月14日凌晨),这位女教师在为毛泽东读书之后,请教毛泽东对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水浒》这部古典小说时,评论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女教师一边听着毛泽东这一番独出新意不同凡响的谈话,一边迅速记录了下来。

据女教师以后回忆,毛泽东谈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在讲述过程中,他老人家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很显然,毛泽东对于《水浒》的评论,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当时并没有政治方面的特殊含义,也没有要在全国掀起评《水浒》运动、批判所谓“投降派”、揪现实生活中的宋江的意思。

事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让女教师把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注释】

[1]《继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载《光明日报》2007年4月1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