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指控中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一直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据此,把中国文艺界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把中国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一律打成“黑线人物”。对此,周恩来总理、中国文艺界一直极为反感。
1973年3月,上海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突然找我到办公室,说:“北京调你去出国,参加廖承志带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又能去北京了!我的心在狂跳,却故意不动声色,保持着我这几年来的习惯表情——沉默着。我脑海里立即浮现1965年5月“文革”前夕访日时尴尬的场面。“要是日本朋友问起赵丹、白杨他们的近况,我该怎么回答?还有《李双双》,1962年我随戏剧代表团访日,曾作为礼物将《李双双》影片送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朋友问起来我该怎么说?”主任说:“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几天后,他回答:“赵丹他们么,你就说在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挺好的。至于《李双双》,等到北京请示中央领导吧。”以后我才知道,赵丹、白杨在少教所里关了5年多,因为我的提问才把他们调到干校。
我又高兴,又惶恐。后来才了解到:此次出访是“文革”中第一次除外交部以外的民间外事活动。那时因为中日刚刚恢复邦交,日本朝野纷纷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访日,这才有了由廖公领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的组成,社会各界都有代表,全体成员共54人,都是周总理几经周折才确定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还戴着各种“帽子”靠边站的人物,诸如楚图南、谢冰心、华罗庚、董其武、马纯古、荣毅仁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都是总理点名力争的,当然还有“四人帮”的几个亲信,像于会泳、浩亮等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
3月底,我一到北京就按规定去对外友协的办公楼报到。出门时,在过厅里,迎面碰到刚从外面进来的廖公,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30多年前,我到“青艺”报到,第一次见到廖公,他乐呵呵地上前来一把捏住我的鼻头。眼下,廖公瘦了,脸上显出从来没有的严肃,这让我心里一抽,酸酸的,我强忍着将要涌出的眼泪,低声说:“您好!”廖公也低声回应:“你好!”我俩都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放慢脚步,轻轻地擦肩而过。我忍不住回过头去,冲着他的背影轻声补一句:“多多保重啊!”他也微微侧身回答了我一声:“谢谢!”
我们从外地来的代表共8人,上海4人,东北4人,其余都是北京各界代表人物,住在北京饭店,集中学习3个星期。代表团中电影界的代表就我一个,其他文艺界的代表主要是来自京剧和芭蕾舞的样板团。上海的领队是革委会成员、郊县某生产大队的女支部书记。当时跟我同屋的京剧名演员李炳淑(样板戏《龙江颂》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的扮演者),她的丈夫在北京的另一个样板京剧团,他们很久不能相聚。周末,我去看姐姐,就把房间留给他们。出国前夕,“四人帮”单独接见了上海代表团,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问我:“听说你还让房间?”这叫什么话!人家又不是偷情,难道也成什么“动向”了?我闷头“嗯”了一声,一肚子的不服气。“文革”前我们还是交谈甚多的,这次他不软不硬地说:“你要少说话!”
此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先是接到大姐的电话,对方问:“你猜我是谁?”我本能地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但我不敢贸然叫出来,我非常小心地反问对方:“请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就是你日夜想念的大姐啊!”“大姐!”我的眼泪几乎是和声音一起迸出来的,嗓音也哽塞了。大姐甜美的声音充满喜悦,她要接我去中南海见见面,我吞吞吐吐地说:“大姐,您先来看看大家吧。”大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过两天,邓大姐果真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大家,我们8个人围着她,大姐很委婉、很含蓄地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有些事不能怪你们,是我们教育不够,是我们了解不够,现在问题清楚了,大家不要再背包袱了。”大姐见过大家后,我在一天晚上被大姐派来的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
大姐详细问我这几年隔离审查的情形,我说:“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全给我戴过了,最后自己给自己套了一顶“广义叛徒”的帽子。我解释说:赫鲁晓夫被叫作“列宁的叛徒”,因为他背叛了马列主义;说我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有对抗情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所以就叫作“广义叛徒”吧!大姐听了笑出了声。我还告诉大姐:当时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人悄悄劝我给总理和大姐写信求援,我没有这样做,一是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二是不想给二老平添麻烦。
谈话中,我特别伤心地说:“我今年已经54岁了,以后即使能让我工作,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大姐安慰我说:“你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变化呀!”我撩着额前的头发给大姐看:“我前边的头发全白了,为这次出国才临时染黑的。”原本想在西花厅里等到总理回家,眼看时间过得飞快,大姐说:“别等了,总理今天接见外宾,说不定半夜才回来。”而我也必须在规定时间赶回饭店。说着话,我们走出房间。那天的月色特别好,天像刚刚洗过的一样干净,我小声对大姐说:“我这是不是在梦境里?”
3天后,终于在我们出发前的一天,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周总理如约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此前他一再带话给大家,要我们解放思想,把出访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今天,他是来检验这支队伍的,并为一些疑难问题作出定论。要知道,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一次特殊的接见。
周总理在姬鹏飞、朱穆之等同志的陪同下步入接见大厅。全体成员沉默地站了起来。要是过去,大家会高高兴兴地迎上前去,我也会欢快地奔到总理面前,而现在我也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周总理缓步走来和大家见面。所有被接见的老同志恐怕都像我一样,1965年后就没有面对面见到周总理了,每一位和总理握着手的“各界人物”的心都在颤抖……
我等待着,等待着,感到时间特别长。总理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7年不见了,几秒钟的对视,我感到一阵心酸。总理瘦了!他一向光彩照人的面容明显地憔悴了,脸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老人斑。我哪里想得到,他那时已经病魔缠身!我心里有着千言万语,却只能用眼睛定定地望着总理。总理也打量着我,冒出一句:“头发染了?”声音里带着轻松的笑意。“嗯。”我完全没想到7年没见的总理第一句问候的话是这么迸出来的。“再长出来怎么办?”总理俏皮地歪着头微笑。“再染!”我条件反射般地回答。“哈哈!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随着愉快的笑声,总理又回看我一眼,随即走向我右手边的上海劳模倪海宝面前。
大家落座以后,总理和方方面面的代表有问有答地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要大家发挥主动性,不要因为怕说错话而不说话;他还问到代表团里医疗人员配备情况,并特别问及董其武等老同志们的健康状况如何。总理笑着说:“叶帅曾建议,将中年划分升高到60岁,我很赞成。”然后他朝着我坐的方向提高声音:“瑞芳,你还有6年啊!”
总理这突如其来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讲的,也是对在座所有同我一样心情的人讲的。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能总沉湎于对往事的回顾,而要向前看!我低下头,心里感到热烘烘的,眼泪又一次滴满胸前……一会儿,话题谈到文艺界,总理的语气有些激动,他问为什么不准黄宗英去深入生活?他还说严凤英的死是没有人关心她。最后他向在座的人问道:“《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为什么要批判?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
全场沉默。总理直截了当先问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于会泳,你说,为什么要批判?”于会泳支支吾吾:“我没有经手这事。”总理换一个人问:“浩亮,你说?”浩亮连话都不敢接。总理又转向李炳淑:“你是演员,你看这电影有什么问题吗?”李炳淑老老实实回答:“总理,我说不清楚。”总理再转向老前辈:“冰心同志,你是老评论家了,你说说看,这部影片有什么问题?”冰心大姐回答得柔中有刚:“当时看过,觉得不错,现在记不起细节了。”我感到我这个当事人不能不讲话了,于是主动“检讨”说:“按照‘三突出’的原则,李双双算不上是英雄人物,因为她阶级自觉性不高,只能说她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她学习文化只看识字课本,她没有学习《毛选》。”
总理对我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口气缓和下来,说道:“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嘛!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总理一席话,《李双双》就此彻底翻身!接见结束后,一些同遭“冲击”的代表们,像华罗庚、郑凤荣、林丽蕴等同志,兴奋地络绎前来跟我一再重温总理说过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不只是为一部电影恢复名誉,还有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付出的劳动和曾经拥有的荣誉!我也迫不及待连夜打长途电话回上影厂,长途电话接线员也顾不得工作规范就直接和我说话了:“张瑞芳同志,《李双双》解放了,恭喜呀……”
访日圆满结束回到北京,我想在北京多留几天,想等机会再见见周总理,但我的“监护人”不许,要求立即返沪。4月14日的总理接见便成了我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会面[1]。
从张瑞芳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江青集团在十年内乱中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人们思想、禁锢文艺创作、禁锢电影艺术作品,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针对“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搞得文艺舞台百花凋零,只有“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的状况,于7月14日召见江青,做了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谈话。毛泽东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们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
毛泽东这些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谈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经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渠道传播出去以后,犹如晴空春雷,震撼了在十年浩劫中屡遭磨难的中国文艺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犹如久旱逢甘雨,纷纷传抄,奔走相告,额手相庆。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帮助下,一些饱受“四人帮”打击之苦的刚正不屈之士,以毛泽东的重要谈话为武器,运用各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勇敢地向“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发起了无畏的反击。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于7月18日分别给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写信,对江青和“四人帮”把持的文化部批判故事片《创业》、指责它“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所谓“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重新上演该片。7月22日,张天民写给邓小平的信由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转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胡乔木及时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张天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则由贺捷生交给了王海容。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听胡乔木汇报过电影《创业》遭到“四人帮”扼杀的情况,看到了张天民的“上书”之后,迅速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沉重打击。
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语和张天民的信作为1975年第181号文件下发。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毛主席语录》专栏内发表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
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于1975年年初摄制完成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进行了观看,评价很好,以至在中南海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看过这部电影的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海霞》热”。“文化大革命”10年来,江青集团封杀了几乎所有的国产影片,不准上映,致使全国人民无电影可看。而他们自己,却经常在晚上看外国进口电影,丝毫不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如何缺乏。电影《海霞》以清新的风格,上乘的表演,独特的魅力,将鲜明的政治内容与艺术表现融为一体,因此能够在“四人帮”制造的“文化沙漠”般的十年浩劫中受到热烈欢迎就不足为怪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强烈要求,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冲击。
但是,“四人帮”是一帮反人民反文化的丑类,愈是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事物,他们愈是要起劲地反对。当时,由江青一手控制的文化部对电影《海霞》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并责令《海霞》摄制组检查创作思想,意欲对《海霞》进行封杀。1975年6月15日,《海霞》经修改后再次送文化部审查,仍然受到刁难。经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指点迷津”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于7月25日致信毛泽东反映说:“《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谁知就因为我们保留两点意见,文化部便决定:‘完全按原来(即第一次审查之前)的上演,新改的镜头一概不用。’理由是修改了就不好批判了。”此信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转交邓小平,邓小平阅后转给了毛泽东。7月29日,毛泽东看了来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审查了影片《海霞》,决定按创作者修改过的片子上映。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封来信作为1975年第183号文件印发。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又一沉重打击。
《海霞》电影的编剧,曾以执导《暴风骤雨》《早春二月》《今夜星光灿烂》《红楼梦》等影片享誉影坛的电影大师谢铁骊曾经回忆过电影《海霞》风波的前前后后。他回忆道:
谢铁骊当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央要搞故事片的指示,亲自执笔将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成电影剧本《海霞》,导演由钱江、陈怀皑、王好为担任。
《海霞》的拍摄历时两年多时间,历经了许多不顺,终于拍竣送审。当时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对《海霞》上马是支持的,甚至推荐他多年的音乐助手王酩任影片作曲。但审片时,于会泳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何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大?这要从当时中央和“四人帮”的斗争背景说起: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将中央与“四人帮”两军对垒的政治态度勾画得更清晰了。大会确立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领导机构,控制了国家的大局;“四人帮”也夺取了文化部等单位的大权。
四届人大后重新组建的文化部,在部长人选上经过一番争议,于会泳的部长一职是凭着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拼命力争,以一句“谁革命就让谁当”才得来的。
于会泳到文化部不到一周,1975年1月27日,北京电影制片厂送审《海霞》。在电影放映室里,谢铁骊陪着于会泳及文化部副部长浩亮、刘庆棠看片审查。放过四五本,于会泳嘴里话多起来,浩亮和刘庆棠也一唱一和,三人有时竟哈哈笑出声来,大声挖苦剧中情节。谢铁骊敢怒不敢言。过后,于会泳等人列举了《海霞》几十条艺术上的“错误”,宣布影片违反了“三突出”[2]的文艺原则,不许影片上映。江青也说电影“用城市大小姐演女民兵”。
《海霞》遭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平。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等人向周恩来总理作了反映。谢铁骊夫妻二人又通过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给周恩来总理写了申诉信。
当时,周恩来总理已躺在301医院病床上,身体虚弱,进入了生命旅程的最后几个月。但周恩来总理接到谢铁骊、钱江的申诉信后,还坚持调看了影片。他强忍着病痛,分为三四次,才把全部影片看完。看后,周恩来总理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此信选载在人民来信摘抄上,在中央政治局传阅。
从周恩来调看《海霞》开始,在邓颖超的推荐下,中南海里曾掀起一股“《海霞》热”。先是朱德办公室通过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调看了《海霞》。朱老总针对文化部指责编导在“吃野菜”一场戏里“违反三大纪律”不以为然。他说:他们懂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叫破坏?胡扯。曾为《海霞》摄制大开绿灯的叶剑英也调看了影片,也认为没有问题。他还将影片借给总参谋部,在总参谋部礼堂大范围放映,观众叫好连声,反映强烈,以至连映三场,才将影片归还……(www.xing528.com)
于会泳对在借调观看《海霞》中形成的“《海霞》热”,一是紧张,二是大为恼火。在他看来,《海霞》摄制组个别人是想凭借和某些中央首长的特殊关系,通风报信暗中捣鬼,是想借中央领导人之口来否定文化部的意见。于会泳觉得,到了这一步,绝不能失手,只有绷紧“阶级斗争”的救命弦儿,在《海霞》问题上打一场大规模的政治仗,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走出困境。
果然,于会泳的想法得到了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几经动员,北京电影制片厂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冲着谢铁骊等人而来……
1975年7月初,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文艺情况,毛泽东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的“智囊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具体策划和组织了文艺整顿工作。他们采用向毛泽东上报调查材料和转呈当事人信件等方式来反映“四人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真实情况。
邓力群同志找到谢铁骊了解《海霞》的情况后说:“你们能不能给毛主席写封信?我给你们送上去。”谢铁骊闻言似乎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立即和钱江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这一封信写于1975年7月25日。当天,邓力群经胡乔木将信交给邓小平。
收到申诉信的第二天,邓小平正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7位负责人一起读《毛泽东选集》选篇时,接到了毛泽东7月25日关于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邓小平当场宣读一遍。
邓力群向邓小平介绍了有关《海霞》的争论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争论就解决了。”“现在对‘三突出’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邓小平接着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还需要讽刺文学……”会后,邓小平将申诉信送给了毛泽东。
3天后,7月29日,毛泽东在谢铁骊、钱江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立即通知7月30日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看影片《海霞》。审片后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
通过决议的第二天,谢铁骊得知消息,全体主创人员欢呼雀跃。此时,于会泳也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他跑到张春桥家放声大哭:“没处说理去!”张春桥踱着步安慰于会泳:“片子上映是上映,北影的问题还是北影的问题。”
随后,在群众的猛烈声讨中,于会泳穷于应付,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江青亲自打电话给于会泳:“一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垮下来,尤其不能在精神上被人击溃……”
1975年8月下旬,一场借古人批今人的“评《水浒》”运动开始了,“四人帮”又恢复了元气。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江青提前到大寨,几次讲话大批《海霞》,还点了名:“谢铁骊、钱江,我过去帮他们很多……他们连资产阶级讲的良心都没有。”江青认为,谢铁骊和钱江是由她“解放”出来拍样板戏电影的,他们应该感恩戴德,为江青效犬马之劳。
时间进入到1975年11月份,全国掀起了以打倒邓小平为目的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海霞》因受到邓小平的支持,再次受到轮番轰炸。
1976年3月12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一省、区会议,在会上猛批《海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因为政治局看了这个电影,谁敢批呀?”江青的讲话是总攻击的动员令,春寒时节,张春桥亲自挂帅,召见于会泳等人,给《海霞》定下了是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典型”的调子。
文化部批判《海霞》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整了32个人“扫清外围”,然后要“拿下”谢铁骊、钱江这两个“重点中的重点”。先是“狂轰滥炸”,再是“诱降政策”,又是“分化瓦解”,然后“公开审判”,于会泳决定1976年10月12日召开文化部系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同天批斗的对象有谢铁骊及夫人、钱江、王昆、李德伦等7人。批斗后,若态度再不转变,要将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判刑、坐牢,或劳改。
苍天有眼!10月7日凌晨,叶剑英的女婿刘诗昆敲开了谢铁骊的家门:“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喜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昨天被抓起来了。你们不用担惊受怕了!”谢铁骊顾不得刘诗昆“千万保密”的千叮万嘱,起个大早又将这一喜讯告知了钱江等人。
对《海霞》沉浮故事的结局,谢铁骊满心欢喜:“怎么这么巧!差6天我们就要被‘四人帮’宣判的时候,人民对‘四人帮’先行宣判了!”
“四人帮”被粉碎,《海霞》的争论也随之云散烟消了。后来,在中央下发的揭批“四人帮”系列材料之四中,有专门的一章,题目就叫“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公开放映的电影《海霞》”[3]。
1975年8月初,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李春光,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的会议上,先后三次发言。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于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炮制“十条罪名”,扼杀《创业》,后又消极抵制毛泽东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认为“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并对“十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大字报中,李春光还提出了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批评文化部负责人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在办刊物、抓创作上“事情没有办好”;好责怪别人,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一位负责人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抄件后,写了一份简报,连同抄件一起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转交邓小平。邓小平将这份大字报转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7月20日,山东省章丘县明水人民公社侯家学校教工谢革光在寄给红旗杂志社的一封信中写道,由于各种文艺书刊相继复刊或创刊,因此《诗刊》的复刊已成为广大群众热切盼望的一件事。9月19日,分管红旗杂志社的张春桥将这封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在张春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9月3日,中华书局周妙中致信邓小平,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小平阅后,感到来信中的建议很有道理,遂写了处理意见并转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在邓小平的报告抬头上画了个圈,表示已经阅过,没有不同意见。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化石》杂志编辑张锋致信毛泽东,反映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和办刊中的具体困难。毛泽东阅后,于9月16日在张锋的信上写了“一封诉苦的信”的标题后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9月27日,已故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说:“今年10月30日是星海逝世30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10周年、20周年,聂耳逝世20周年、30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日本藤泽市民都召开了纪念大会,而我们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这封信通过邮电局寄往中南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收到后,立即转交邓小平,由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10月3日,毛泽东看到此信后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首都音乐界于10月25日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听众爆满。连续演出两天后,又改在首都体育馆再演三天,盛况空前,给十年浩劫中的中国音乐界以极大的振奋。
10月28日,鲁迅之子周海婴致信毛泽东反映说:“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始终是母亲多年的愿望。母亲去世至今七年多了,书信集的出版仍然毫无消息。我非常希望书信手稿能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以便于做两件事:一是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工作者使用;二是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等),供广大读者阅读。”信中还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并对开展鲁迅研究提出了看法和建议。毛泽东阅信后,于11月1日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在毛泽东态度鲜明的强有力支持下,国家出版局很快作出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1977年年底前出齐;新注《鲁迅全集》15卷(正式出版时为16卷),1980年年底前出齐。12月5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关于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报告。
10月19日,作家姚雪垠致信毛泽东,反映说: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该书第1卷在1963年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过一部。1966年夏,得知主席看过此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十分感动,下决心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这部书共有5卷,写成后估计有150万至300万字,其中第2卷稿子写成已近两年,约70万字,至今还没有地方出版。但我已是66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下,我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大概用三年的时间可以写成1卷。待5卷出齐后统改一遍,才算完成。在晚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因此请求您将此书的出版问题(包括第1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姚雪垠最后向毛泽东表示:“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不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在信的最后,姚雪垠还附了一首七律,以抒怀明志。诗云:
堪笑文通留恨赋,
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
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与云霞争驰骋,
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
弃杖邓林亦壮哉。
姚雪垠的信由有关同志转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于10月23日直接将姚雪垠的这封信报送毛泽东。11月2日,毛泽东在胡乔木报送的这封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有了毛泽东亲批的“尚方宝剑”,姚雪垠写作《李自成》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总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十年内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党和人民通过全面整顿(包括文艺整顿)向“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激烈搏斗中,利用各种形式和方法,特别是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送的材料和信件中,根据毛泽东当时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在报刊宣传中砍掉“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等问题,抓住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罪证。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别是毛泽东对《创业》作者的信所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文艺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黑暗统治,迫使他们在上述问题上不得不暂时转入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鲁迅著作和鲁迅生平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始进行,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得以举办,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继续写作和出版。由于国务院负责同志对出版局一位同志的建议信的支持,“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全面整顿中,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组织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两篇文稿,前一篇宣传了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从政治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后一篇根据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精神,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投降主义反投降主义的斗争问题。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两篇文稿的论点都同“四人帮”宣扬的谬论是针锋相对的。代管学部和协助筹办《思想战线》的工作,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对“四人帮”在思想文化阵地专制垄断地位的勇敢挑战。
由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而为他们所深恶痛绝。江青曾经叫嚷:《创业》作者告了她的“刁状”,毛泽东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对于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周海婴的信,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不但肆意污辱、攻击,而且追查它的所谓“黑后台”。就连经毛泽东批准举行的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和毛泽东批准出版的《李自成》一书,也受到“四人帮”的重重刁难。“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认为《思想战线》如果出版,将会使他们的御用刊物《学习与批判》“第一次遇到劲敌”。“四人帮”在清华的黑干将则扬言,《思想战线》出版后,他们将“有一篇批一篇”。总之,“四人帮”及其干将都感受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对他们的致命威胁,因此一直把政治研究室看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全面整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成立以后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对“四人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向“四人帮”进行英勇抗争的光辉篇章。
【注释】
[1]《张瑞芳回忆录》,载《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2006年7月13日B4版。
[2]“三突出”是江青确定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文艺作品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3]郭向星:《谢铁骊回首“〈海霞〉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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