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闭幕以后,中央军委迅速在全军进行贯彻落实:一是调整军队编制,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坚决把军队员额减下来。二是调整军队各级领导班子,重点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三是妥善安排超编干部,一种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一种是在领导班子中设置顾问。四是对国防科技工作和武器装备进行整顿,加强国防科研工作和军工生产。五是对军事训练和军队院校进行整顿,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办好各种军事院校,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
中央军委在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中,把一批追随“四人帮”搞乱军队、大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调整了下去;同时要军队一些负责同志警惕“四人帮”。这项工作由叶剑英亲自主持。他报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迅速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1975年8月到12月,对全军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进行调整和配备。对于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直接了解情况,特别着重了解其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对于政治上看风使舵、立场动摇的,坚决不予重用。与此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高级领导干部,恢复了他们的工作。
叶剑英1977年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正是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贯彻会议精神,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一直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记忆犹新。杨成武是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干事、秘书、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著名的红军长征。1936年年初任红一师政治委员,参加红军东征战役。后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兼第一支队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9月任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1948年8月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1952年回国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杨、余、傅事件”中,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打击和迫害。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杨成武重新恢复了工作。他后来在《丹心向党 功炳千秋》一文中,回顾了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同意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剑英元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昆明军区的防区地处祖国南部边疆,担负着重要的国防任务,面对东南亚国家,一举一动都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十年动乱中,这里也成为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的“重灾区”。为了加强对昆明军区的领导,中央军委于1975年8月调整了昆明军区的领导班子,并从北京派刘志坚到昆明军区担任政治委员。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1928年追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著名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一局副局长兼军事报道处处长。1945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政治委员兼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一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恢复工作后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志坚一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跟随邓小平南征北战,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刘志坚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而被错误关押、批斗7年零9个月。1974年9月下旬,解除关押的第三天,小平同志就找我谈话,谈对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在这之前,小平同志已经批示过:“志坚同志到总政到哪里都可以。”叶剑英元帅也两次找我谈工作安排问题。说实话,经过那么一场劫难,自己有很多想法。在“文革”初期,我是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当了7个多月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三副组长,4个多月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那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面对瞬息万变、云谲波诡的形势,我努力协助几位老帅做稳定部队的工作。因此,江青、康生一伙把我看成是眼中钉,给我扣上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中央文革的奸细”等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审查,残酷迫害。这次受尽折磨,大难不死,乍一解放出来,不禁冒出过一点消极想法,不愿再任领导职务,只想做点研究工作。当我把这些想法向小平同志讲了后,小平同志笑了笑,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我说:“哦,想逃避,逃得了吗?我就逃不掉嘛!”一句话,点到了我思想深处。是啊,小平同志几落几起,“文革”中更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但他坚韧不拔,斗志弥坚。这次复出后,依然一往无前,力挽狂澜,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他给全党树立的榜样,使我顿觉勇气倍增,头脑里闪现过的消极想法一扫而光。
小平同志最后说,已经决定你去军事科学院任政治委员。我到军事科学院工作不足3个月,一天,小平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昆明军区比较乱,决定你去当政委,要抓紧对部队进行整顿。我知道小平同志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叫我去当政委是小平同志的信任,只是感到有点突然,对昆明军区派性问题也早有耳闻,对怎么下手收拾那里的混乱局面,心中无数。正在犹豫时,小平同志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指点我说:“你去要注意三点:第一,首先把军队的事办好;第二,军队不搞派性;第三,军队与地方派性脱钩。”简单、短洁的3条,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为我到昆明军区做好工作指出了方向。我知道,只要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去做,肯定奏效。到昆明后,我认真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3条指示,短短的几个月就稳住了阵脚,使昆明军区的工作走上了正轨。
凡是长期与邓小平有过接触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善于洞察一切、善于了解事物的本质、善于敏锐地抓住事物的关键拨云见日。无论多么纷繁复杂的事情,在谈话中经过他抓住要害的三言两语一谈,立即感到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神清气爽,使人永远难以忘怀。
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张震上将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他是湖南平江人,1930年相继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历任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第二纵队宣传员、团宣传队长、连政治委员、师司令部文书,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通信主任、第三营营长、第十二团参谋长,红一军团四师参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红军长征和山城堡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红军名将彭雪枫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历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参谋、科长。以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第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十一旅旅长、十一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分区司令员。参与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睢杞、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任军事学院副院长,1962年9月任院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冲击,以后下放武汉钢铁公司劳动。1970年12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葛洲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8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任国防大学校长,1985年、1987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校党委书记。1992年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回顾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平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那时,我也被“造反派”关起来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恢复了工作,到武汉军区当副司令员,但随即在葛洲坝工程搞了两年,从1973年起重新接触军队工作。看到部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非常好的制度、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训练也很少有人抓了,军政素质下降的情况,内心感到非常焦急和忧虑。就在这时,小平同志出任军委领导职务,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整军治军的关键环节,使我们这些同志的精神为之一振。有了小平同志的支持,大家把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办教导队,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1975年7月,我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来北京后,粟裕同志代表中央军委与我谈了话。他说中央军委决定我到总后勤部工作。我感到很突然,表示自己没有做过后勤工作,怕做不好。粟裕同志讲,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因为现代条件下作战,后勤问题越来越重要了,你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到总后勤部正可以发挥你的长处。他还介绍了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毛泽东主席批评“四人帮”以及“四人帮”加紧夺权的政治形势。我表示在小平同志领导下,一定要干好工作,同时也对时局深感忧虑。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的张廷发(以后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是福建沙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排长、团通信主任。参加了著名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司令部参谋,东进纵队司令部通信科科长、作战科科长,三八五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太行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中共汉南工委书记、汉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襄樊地委书记、襄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军长。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任空军参谋长,1962年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1975年任空军政治委员。张廷发在回顾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
1975年夏秋之交,是我们党、军队、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关系到党、军队、国家命运的严重时刻,邓小平交给张廷发一项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的重要任务。
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毛泽东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病危。江青等人加紧进行篡党、篡军、篡国的阴谋。争夺军队,成为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
空军有几十万人,那么多作战飞机,部队遍布全国,是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是“四人帮”要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4年江青给空军写信、送材料、派联络员,煽动军队“放火烧荒”,搞“三箭齐发”,点名攻击军队领导机关。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严肃批评了他们,材料不学了,联络员撤销了,但被江青指定在空军当联络员的那个人,原先就是空军司令部的干部。联络员的名分虽没有了,但这个人还在空军做业务工作。空军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视线之内,他随时可以向江青报告。
这时,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江青一伙的流毒和影响,特别是他和叶剑英副主席一起共同主持召开了1975年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两位副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军队要整顿。邓小平以他一贯的抓本质,抓主流的作风,在整顿中抓了影响全局的中心环节。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坚定地说:“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会后,经毛泽东主席批准,邓小平和叶帅一起迅速地调整了军队一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把一些追随江青、坚持派性的人调下去,把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人选进班子。
8月,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调整和加强了空军的领导班子。在空军领导班子中增加了被林彪、“四人帮”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的余立金,任命余立金为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10月1日,中央军委又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
中央军委对张廷发的任命下达之初,邓小平把张廷发找去,对张廷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队要整顿,当前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当年见面的情形,张廷发至今记忆犹新。(www.xing528.com)
那天,张廷发正在北京南苑机场,同部队同志一起研究机场建设和飞机噪音扰民问题。
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打到机场找张廷发,说:“小平同志请你来一下。”
当天下午,张廷发到邓小平住处。
在客厅里,张廷发向邓小平敬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军礼,深情地凝视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老领导。这是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又复出后,张廷发第一次到邓小平家里去见他。经过那场暴风骤雨式的磨难,邓小平的身体看起来依然那样结实,目光犀利,神采奕奕。邓小平没有客套话,这是他几十年来的习惯,说话谈问题,总是开门见山,抓住要害。
邓小平对张廷发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张廷发简要地汇报了空军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之后,胸有成竹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准备从整顿入手,对空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面貌,开创新局面。”邓小平在1975年1月总参谋部干部会上和后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都提出军队要整顿。从1975年2月开始,他大刀阔斧地对工交战线和其他部门进行整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空军要改变面貌,也只有从整顿入手。
邓小平听了,表示满意。他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今天我找你来,就问这件事。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简短的谈话,使张廷发想起30多年前在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时,参谋人员都知道邓小平政委的特点:办事简单明了,没有多余的话。这次谈话,同当年一样,又一次体现了邓小平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抓根本,从战略高度把握大局的领导艺术。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叶剑英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叶剑英同张廷发谈话时,特意关上门,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得最大。他双手做了一个合围的手势,示意只有把野心家抓起来,党和国家才有安宁之日。
归纳中央军委邓小平副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的谈话,就是两句话: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另一句是军队要整顿。这两句话,也是两项千斤重担般的任务。张廷发听了中央军委两位领导人这样简短明确,严肃郑重的交代,深深感到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此时,张廷发思绪万千。联想到1974年,江青一伙那么猖狂,那么嚣张;联想到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期,叶、邓副主席向部分大单位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并严肃指出,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邓小平伟大之处,就在于及时洞察“四人帮”的阴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坚强柱石作用。稳定军队,关键又在稳定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稳定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部队稳定了,掌握在听党的话的可靠的人手里,就有利于中央一级领导同志同“四人帮”做斗争。这一招,正是小平同志善于把握大局,抓住关键,高人一筹之处。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把握住这场斗争的总体,争取了主动。
1975年年末和1976年年初,邓小平已经很难工作了。江青一伙猖狂劲又上来了,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要成功了。张廷发参加了1976年1月的那次中央打招呼会议,江青在会上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要空军负责人“转弯子”,这是拉拢我们。拉拢不成,江青、王洪文就一再发难。时不时来个什么“批示”,制造个什么“事件”,扔来一大堆帽子,什么“反党”“反革命”“分裂中央”,等等,要空军负责人按他们的口径来“讨论”,并把“讨论”结果报告他们。最紧张的时候,“四人帮”公开把手伸到部队,一面派人到部队暗中“调查”,—面由王洪文出面把空军党委常委找去“谈话”。
好在空军党委常委的大多数同志政治立场是坚定的。大家始终抱定一条,军队应该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坚决听党中央指挥,听中央军委指挥,决不能违背原则按照“四人帮”的路线另搞一套。空军党委常委的大多数同志横下一条心,对“四人帮”批下来的材料,能顶则顶,能拖则拖,实在不行,应付几句。7月唐山大地震,空军抢险救灾任务很重,空军党委常委一面调动大批飞机和人员抢险救灾,一面遵照邓小平的谆谆教导,密切注视空军部队的稳定,不断提醒部队,一切行动听中央军委的。那段时间,张廷发等人的脑神经绷得紧紧的,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张廷发等空军党委常委始终牢记邓小平指示: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再艰难,张廷发也决不丧失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决不屈服于江青一伙的压力。
粉碎“四人帮”前几天,张廷发正在空军总医院住院。叶剑英副主席派办公室主任来医院打招呼。据《叶剑英传》记载:“叶副主席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出院。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当时,张廷发对叶剑英办公室主任说:“我懂啦。”他立即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直到中央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当陈锡联代表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时,张廷发兴奋得晕倒在地。
1977年,在一次中央军委会议的餐桌上,邓小平端着酒杯来到张廷发这一桌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多年以后,回首往事,张廷发自豪地说:我们完成了小平同志、叶帅交给的保住党对空军领导权的任务。
历史证明: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对军队的全面整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和对军队的全面整顿,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和稳定,对于以后党和人民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动乱的混乱局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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