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为政之要,贵在用人。”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开展全面整顿时,曾解放、起用了一大批具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或者曾长期受到批斗,或者被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者“靠边站”……多年失去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一旦重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他们勇挑重担,敢于负责,为全面整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批领导干部中,有被人民群众誉为全面整顿“四位先锋”的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和周荣鑫等。他们在1975年为全面整顿呕心沥血,冲锋陷阵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着。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第一位先锋是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
万里,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斗争。历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委副书记,冀鲁豫区第二地委书记、第七地委书记、第八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南京解放后,任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长、建设局长。以后随第二野战军(即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20世纪50年代调入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以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等职。万里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等著名的“十大建筑”建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1988年,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就在他当年主持修建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办公、开会、会见外宾、从事国务活动),成绩显著,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独立王国”,先遭改组,继而又被彻底冲垮。万里亦遭到批斗、监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批示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万里于1973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万里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在工作上有能力,有魄力,有主见,有胆识,敢于负责,勇于开拓,是一位具有大将风度的帅才。他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分管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军大西南、管理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万里一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对万里的才干、魄力都十分了解。所以,邓小平1975年搞全面整顿,首先选择铁路系统作为整个工交系统的“突破口”,以期树立典型,创造经验,全面推广。
万里不负众望,一马当先,首先在铁路系统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成为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
万里过去从事过党务工作、经济工作,主管过工业、财政、城市建设,却唯独没主管过铁路。据万里说,开始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出任铁道部部长时,他本想推脱,但看到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的信任,老领导邓小平的支持,一种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担起了这副担子。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到铁道部走马上任。一面抓紧铁道部的组建工作(“文革”中铁道部一度与交通部合并),一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1975年1月28日,万里上任刚刚10天,邓小平就约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说:“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谈一谈。”万里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给铁路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情况,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失严重,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而徐州、郑州两个铁路局问题更为严重。邓小平听了以后,就铁路的体制问题,干部管理问题,建立规章制度、保证安全正点问题,明确进行了指示。当万里表示,铁路问题复杂,派性问题严重,争取半年解决问题时,邓小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万里回铁道部后,立即主持召开部党委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邓小平的意见,进行贯彻落实。与会同志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把铁路运输搞上去。
2月6日,邓小平再次约见万里,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他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对文件如何起草作了明确要求。
万里回去后,立即与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一起,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稿。初稿完成后,送邓小平审定。邓小平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很显然,邓小平如此重视铁路的整顿工作,是要抓住铁路这个“麻雀”予以解剖,从中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搞好整个工交战线和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邓小平亲自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圈阅”同意,于1975年3月5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5〕9号”文件方式,迅速发往全党。这是全国开始全面整顿的第一份文件。它不仅对1975年的铁路整顿,而且对整个工交系统、对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番认真筹备,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到会作《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整顿铁路的一系列重要措施。
会后,万里主持铁道部以邓小平讲话和中共中央9号文件为依据,对铁路系统进行整顿。他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尚方宝剑”,多次在铁路工作的会议上强调,要把全面贯彻落实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3月9日,万里前往派性问题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传达中央9号文件,动员党员、干部,整顿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政策。
在徐州铁路分局期间,万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意见,发表了反对派性、限期解决徐州铁路分局问题的一系列讲话。
万里说: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要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宏伟目标,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实现这个目标,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争取时间,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么,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邓小平同志在最近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上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决定》)中强调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所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首先从解决铁路运输问题抓起,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铁路运输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因为它又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就难以发展。
万里指出: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下降。这些年来,全路的职工增加很多,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也都有增加,可是生产反而大幅度下降。按现有的实际运输能力,日均装车在5.5万辆以上,现在每天装车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还不到此数。二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全路共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0多起,为10年前(1964年)的88起的8倍多。三是规章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许多责任事故(包括由于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问题而发生的事故)是由于不遵守规章制度引起的。去年全国铁路的机车完好率不到7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是带病作业。四是堵塞严重,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行驶。
万里强调:徐州地处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大干线的交会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问题也十分突出。这里堵塞直接影响到华东以至全国铁路干线不能畅通,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万里认为:徐州分局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已经严重到破坏生产,使一些单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程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徐州的这个问题,在全路乃至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如何解决呢?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摆在全体职工面前,使大家对派性及其危害有个充分认识。派性同无产阶级党性是对立的。要结合实际揭露批判派性给革命和生产造成的危害,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思想认识。从徐州的情况来看,闹派性的人,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住心窍的人,打了几年派仗昏了头,红了眼,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党性,统统甩到一边去了。对这些人要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教育不过来,有的就撤下来,有的就调出去,调一次不行,就调两次三次,直到解决问题为止。另一种是少数坏人,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搞瘫党委,控制大权,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经济建设。对这种人必须坚决打击,不能手软。总之,各级领导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要敢字当头,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撤的就撤,该斗的就斗,不能姑息,不能迁就,不能再等待了。同时,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派性。有些坚持闹派性的人,他谁都不怕,可就是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要充分发动群众,起来同他们斗。(www.xing528.com)
万里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小平同志说: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就必须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所以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同外面的联系切断。
万里传达了中央对铁路职工的殷切期望和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的果断措施:
中央号召: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切实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各个环节紧密联系。铁路又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半军事性质。我们党对铁路运输工作的领导,历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现在中央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这次中央确定,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
在反对派性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进行斗争。《中央决定》强调指出: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贪污盗窃,破坏运输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充分发动群众,并组织当地驻军、公安机关和铁路联防组织,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保障运输安全畅通。
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派性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实现不了,国民经济就搞不上去。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一部分。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反对闹派性,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健全规章制度等,这些要求理所当然会得到绝大多数职工的拥护。
万里要求:搞好铁路整顿工作,必须抓紧时间。小平同志指出,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徐州的问题要限期在3月底以前解决。
万里到徐州10天之后,通过传达中央9号文件,贯彻落实邓小平整顿精神,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反对派性,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迅速使长期动乱不已、铁路堵塞的徐州铁路分局面貌焕然一新,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
为了解决昆明铁路局的问题,1975年4月初铁道部派出工作组到昆明铁路局帮助工作。6月中下旬,铁道部部长万里亲自到昆明铁路局落实中央的部署和邓小平的指示,指导整顿工作。在整顿中,调整了昆明铁路局领导班子,对于闹派性的头头,进行了适当的组织处理。通过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排除派性干扰,云南的铁路整顿工作初见成效。结果,4月份昆明铁路局完成的货运量比3月份增长32.2%,扭转了该路局连续31个月未能完成国家下达的运输任务的被动局面。这次整顿,深得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在那风云变幻的时期,云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从中看到了结束动乱恢复安定的希望。
接着,万里前往江西,调整南昌铁路局的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解决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前往湖南,解决了铁道部株洲机车车辆工厂的“老大难”问题。三下河南,解决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派出以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黎光为组长的工作组前往甘肃,解决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在解决以上问题中,郑州铁路局是一个“硬仗”。“文化大革命”中,郑州铁路局的突出问题是派性头头掌握了领导权。万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6月10日召开郑州铁路局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历数派性对郑州铁路局的危害和郑州局问题严重的症结所在,当场宣布对郑州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一、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他在郑州铁路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
二、由苏华同志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由胡逸平同志负责郑州铁路局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由于万里抓住主要矛盾,直取要害,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所以很快解决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经过万里对铁路系统的有力整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终于被疏通了。很快达到了中央要求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目标。
对于万里整顿铁路的魄力和成绩,也许来自人民群众的评价最真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万里,万里,日行万里!”
“铁路畅通万里行!”
这就是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对万里1975年整顿铁路的评价。
语言虽然朴实,其中却蕴含着人民群众对万里整顿铁路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其中回顾到1975年主持铁路整顿的情况。万里十分感慨地说:铁路整顿嘛,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点名让我到铁道部去……我整顿有了成绩以后,有一次国务院开会,冲着张春桥,大讲整顿,要我在国务院汇报。汇报以后,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就借题发挥了,大讲整顿。在张春桥跟前讲。所以一“批邓”,我就不行了,我们两个一块儿被打倒的。“右倾翻案风”,我是先带头嘛!否定“文化大革命”,我首先带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两个一起倒的,我们两个有这样相连的关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们一块儿倒的。
在谈到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时,万里强调:没有邓小平理论、没个旗帜不行。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旗帜,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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