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平反为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成果之一

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对于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遭到迫害的老干部的名誉和工作极为重视,为发挥广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中央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并对一大批尚未“解放”和尚未安排工作的干部进行“解放”和安排工作,为大批专家、教授和知识分子安排了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继续进行平反。1975年7月2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任职的报告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同时,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一批老干部相继被从监禁中放出来治病或分配工作,重新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和工作的权利。

在1975年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原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通过这一举动,再次为贺龙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贺龙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团制造的大批重大冤案之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更大权力,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贺龙。首先极力诬蔑、诋毁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和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即“大比武”);继而制造了所谓贺龙“篡军反党”,搞“二月兵变”的弥天大谎;然后又捏造贺龙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栽赃材料,必欲置贺龙于死地而后快。

1969年6月9日,一代名将贺龙,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贺龙去世后,由林彪反革命集团控制的贺龙专案组还继续诬陷贺龙,在一份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诬蔑贺龙是“篡军夺权阴谋家”。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张春桥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但是,毛泽东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指示,被张春桥封锁。他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也不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致使为贺龙平反一事迟迟得不到解决。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的谈话中说:

“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毛泽东的谈话,又一次明确提出了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为“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平反的问题。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毛泽东问周恩来关于贺龙同志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贺龙同志冤枉了。

毛泽东听后连声说:

“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同志平反。”邓小平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虽然周恩来在1974年已经身患重病,但仍然坚持亲自调阅贺龙的材料,重新审查,推翻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贺龙专案组用逼供信方法捏造的“证据”,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给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下,经过周恩来、邓小平的努力,197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手段,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1969年6月9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但是,中共中央正式为贺龙平反昭雪以后,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挠,一直没有为贺龙举行追悼会。

这样,一方面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一方面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迟迟不能为贺龙彻底落实政策,公开恢复名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凡是毛主席没有指示、中央没有文件的,谁也不会多说一句话,谁也不敢多走一步路,生怕“引火烧身”。而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又未对贺龙的功绩进行评价,形成了盖棺未定论。所以,这个通知下发后,只为贺龙夫人薛明重新找了个住处,把贺龙的子女调回北京安排了工作。

这时,贺龙夫人薛明想不通,她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打击,因贺龙的冤案而产生的情绪,没有完全化解。1975年6月,薛明致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要求把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存放骨灰的地方——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叶剑英批示:“由胡炜同志办理。”

接到叶剑英副主席的批示后,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立即报告了总参谋部党委。总参谋部党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决定将迁移贺龙骨灰改为“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时间定在6月9日。

为此,总参谋部党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公开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拍电影片,发消息,登报纸;二是举行内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公开报道。以上意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上报叶剑英副主席。叶剑英根据中央政治局研究意见批示:“经政治局研究,按第二方案办理。”

据此批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立即研究落实方案,写出第二个报告,提出具体建议:

一、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时间定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同志逝世6周年纪念日举行。

二、约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委领导同志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贺龙同志的亲属、部队群众代表约800人参加。

三、安放仪式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贺龙骨灰盒覆盖党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四、安放仪式结束后,由廖汉生、王尚荣、郭玉峰、宇光、吴庆彤、胡炜等同志陪同家属,将贺龙骨灰盒护送到八宝山骨灰堂一室安放。

这个建议,经总参谋部党委研究后,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6月6日,王洪文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贺龙骨灰安放问题。会议决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安放仪式由郭玉峰、胡炜、吴庆彤、宇光同志负责办理。”

此后,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副主任金涛三次去薛明家里,传达中央批准的方案,征求贺龙家人的意见。薛明顾全大局,表示满意。^[1]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与1975年夏天的全国政治形势有极大的关系。这时,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正在进行全面整顿。“四人帮”多次受到毛泽东批评,处境很不妙。只有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才能顺利作出于6月6日正式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决定。

对于贺龙,邓小平是非常了解又非常熟悉的。全国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从湖南方向进军大西南,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从陕西方向进军大西南,两路大军以钳形攻势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彻底消灭,解放了大西南地区。随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西南地区全面工作;贺龙担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两人在一起为安定西南、建设西南,共事多年。到中央工作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工作在中央的第一线。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所以,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邓小平极为积极、坚决。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确定“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于1975年6月9日下午举行,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

6月7日,贺龙长女贺捷生致信毛泽东,说6月6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等等。贺捷生认为这样做不符合1974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故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贺捷生同时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如果照原来方案办理,将不参加这一仪式。周恩来即于当日致信毛泽东:今年6月9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6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3日开刀治疗,未再过问。此事系6月6日政治局决定,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6月9日,毛泽东对周恩来信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

周恩来随即委托国务院办公室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周恩来总理的话。

中共中央确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后,却不知道贺龙的骨灰现在放在哪里。

中央军委办公厅具体负责操办此事的傅学正回忆说:

为贺帅安放骨灰的报告批下来了,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贺帅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便无法举行安放仪式。

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派我负责此事。我问金涛,是否知道贺帅骨灰的去向。金涛说,他问过薛明,薛明回忆说贺帅去世的当天,专案组把她和子女接到三〇一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没让她和子女们参加,至于骨灰放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中央二办”^[2]没有将化名、编号告诉他们。

金涛让我带着一位秘书,专门找贺帅的骨灰。我到八宝山公墓办公室说明来意,他们很吃惊说:“请等一下,我们查一查。”约两个小时后,他们说:“贺龙是位大人物,如果骨灰存放在八宝山,我们是会知道放在哪个室的。翻遍了1969年以来所有的登记,未见贺龙二字。”他们并不知道是用的化名。

回到机关,我向金涛作了汇报。

金涛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贺老总是在中央二办审查他时去世的,找二办去。”

我说:“二办早已撤销了。”

金涛说:“人走了,档案总得留下吧?”

我们分析,既然中央一办^[3]没有撤,档案肯定在一办。

我找到铁狮子胡同中央一办。一办的人说,他们不管贺龙的案子。我说,二办已撤销,档案是否在这里?他们回答,有的在,有的不在。我请他们帮助查一查,二办交档案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让我下午再来。

下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们查到了二办交档案的人,是空军的,现在已回空军机关了。

我一听说是军队的人,有了线索,立即电话报告金涛,通知空军协助找人。

我到空军说明来意,值班人员用电话接通了该同志。我很激动,毫无保留地说,现在中央要为贺帅平反昭雪,请帮助找到贺帅的骨灰。这位同志说他知道此事,现在手上没有资料,不能凭想象说,只有对照登记才能说清楚。

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时间,我们一起到了中央一办。这位同志和一办的同志协商后,约等了半个小时,取出了登记本给我和秘书看。登记本第一格:王玉;第二格:贺龙;第三格: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最后一格:骨灰现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骨灰盒编号为0034。看完登记,我们都很高兴。

我还是不放心,对他们说,光看登记本还不行,我得去老山骨灰堂看看,你们下午陪我一起去。

我回机关向金涛报告后,提出在6月9日前对贺帅骨灰实施监控措施:一、立即对存放贺帅骨灰的老山骨灰堂派兵看守,在未取走贺帅骨灰前不得对外开放,人员不得进出。二、6月4日上午约贺帅子女贺鹏飞和贺晓明、原二办工作人员、北京市民政局领导以及我们承办单位四方共同鉴定、认可,四方代表签字,办理骨灰移交手续。三、现在离6月9日还有5天,骨灰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只好将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暂存在八宝山革委会办公室彭主任的保险柜内,并派兵守护。(www.xing528.com)

6月3日下午,我带着秘书、警卫处参谋和战士、原二办工作人员、八宝山革委会彭主任,一同来到老山骨灰堂。

按登记的指引,我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的最下层的最后一个格子,看到了一个用黑布盖着的价值6元钱的骨灰盒。我弯下腰仔细看,盒子上写着的名字为“王玉”,编号0034。通常骨灰盒上有张死者的一寸照片,此盒没有。但因为与登记相符,我也无话可说。大家一起向骨灰盒三鞠躬。我对彭主任说,从现在起到明天我取走骨灰盒期间,该骨灰室不得对外开放。

回到机关,我向金涛汇报。我第一句话就说:“我看到了贺帅的骨灰盒,现已派卫兵保护了。”

在金涛主持下,我们连夜研究了如何办交接手续;并向军委首长、中央组织部、薛明报告了情况。同时通报北京市委,并让市委转告北京市民政局领导,6月4日上午去老山骨灰堂办理贺帅骨灰移交手续。

6月4日上午9时,四方人员准时到达老山骨灰堂,在彭主任和原二办人员的带领下进入骨灰室,看了骨灰盒。

因为室内较暗,又没有座位,只好由二办人员将骨灰盒从架子上取下,在院内找到一处有石桌石凳的地方,将骨灰盒放在石桌上,在场人员共同默哀、三鞠躬。

然后,金涛讲话,大意是:贺帅不幸去世已经快6年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今天找到骨灰,是一件好事。

接着请原二办的同志介绍骨灰存放情况。原二办的同志说:这是贺帅的骨灰,千真万确,请大家看登记本并与骨灰盒核对。

我们先请贺鹏飞、贺晓明兄妹查看。他们兄妹未提出疑义。四方代表在我们预先准备好的交接登记表上签字(此签字表存放在北京市民政局)。

然后,大家一同驱车到八宝山。彭主任拿出准备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时专用的紫檀木雕花骨灰盒、黄绸袋子,由彭主任和军委办公厅秘书更换了骨灰袋,将骨灰装入新的骨灰盒,存放在彭主任的保险柜内,派卫兵守卫。

找到贺帅的骨灰,筹备工作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治丧办公室设在三座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负责人吴庆彤、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宇光组成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组、悼词组、警卫组、后勤保障组。我和刘振杰在秘书组。

对我们来说,为首长办丧事属正常的工作范围,责任非常明确,按常规各组办各自的事。以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发出了不叫“讣告”,而叫“通知”的“讣告”。“通知”的内容为:“定于1975年6月9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贺龙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届时请参加。”

“通知”发出后,从军内到地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北京市等各方反映强烈,值班室电话铃声不断,有表示哀悼送花圈的,有询问家属子女情况的,有要求参加的。许多单位反映分配参加安放仪式的名额太少,要求增加人数。

特别是国家体委,在人数名额分配上相互争执,要求增加名额。周恩来总理在体委的报告上批示:“同意给国家体委增加10个名额,包括一些著名运动员。徐寅生要出席。”

刘振杰将周总理批示电话通知庄则栋。庄则栋说:游泳队1个,体操队1个,田径队1个,足球队1个,篮球队1个,你看够不够?刘振杰说:你是主任,增加谁由你定,但徐寅生要去。

原计划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是800人,现在已经安排了1500人。贺帅的老部下,凡有要求参加者,查明身份后尽量满足。薛明推荐来的生前好友,也保证他们参加。在追悼会现场,室内站不下,可站到室外。京外的人员不安排来京,但是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特别被请来参加。当时军内的老将军大多数受审查刚刚被解放,有的则刚从监狱出来,有这样一个机会见面,实在太难得了。

大将谭政,刚从监狱出来,中央组织部把他从山西接回北京。我们派人找到他,看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参加了。他说:“这样的事我盼了多年了,只要我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去参加贺帅的追悼会,借机看一看多年未见到的老同志。”

后来,我在骨灰安放仪式的礼堂里找到谭政时,见他正与总政治部一位首长站在一起。我真的不敢认,他就是当年经常见面的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只见他衣服破旧,弯着腰,穿一双布鞋,气喘吁吁。工作人员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不坐。

“通知”到礼堂里的人,安排有休息室,他们都来得很早。老将军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呀!”大家互相道贺、泪流满面。这是“文化大革命”10年来将军们的第一次大集会^[4]。

6月9日午饭后,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把各组负责人找来,最后检查“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于下午1时来到八宝山。先从保险柜里取出贺龙的骨灰,下午2时前将贺龙的骨灰安放在礼堂,并开始布置。在礼堂的小舞台上方悬挂着横幅“沉痛悼念贺龙同志”,下面的中央小桌上方悬挂贺龙的遗像,桌上摆放贺龙的骨灰盒,贺龙的骨灰盒下方放着薛明和贺龙子女献的鲜花花圈,舞台下方摆放花草。然后按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顺序,在摆放两侧的花圈上别上送花圈的机关名称和送花圈人的挽带。最后试试扩音设备是否完好。各项准备工作细心周到,做得一丝不苟。

下午2时30分,叶剑英副主席与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八宝山。本来,因为先前知道周恩来身体不好,没有请他出席这次活动。这时,叶剑英听说周恩来坚持要来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这样,原定的程序就需要改变一下。叶剑英说:“今天的骨灰安放仪式,请总理讲话。”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周恩来因重病在身,已经住院。当他得知6月9日下午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时,抱病赶到现场。

一贯仪表端庄的周恩来,迈着沉重的步履进入悼念大厅后,首先走到签到桌前,拿起一支毛笔,饱蘸墨汁,往“签到簿”上签名。但是,长期的重病在身又使他力不从心,他那曾经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手臂微微抖着,“周恩来”3个字的签名也失去了往日的潇洒和飘逸。

周恩来十分艰难地沉重签下“周恩来”三个字后,转过脸似乎有意地对着王洪文说:“你看我还能有多少日子?”在场的人,听到周恩来的话,无不心如刀绞。

签名以后,周恩来动情地说:“我不行了。我本想替邓小平代签,不行,签不动了。他现在正在谈判,把这个(签到簿)送去,叫他签,纪念。留作纪念……”

走到休息室门口时,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目光炯炯,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当看到贺龙夫人薛明时,立即大步走了过去。

周恩来走进休息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陪伴着贺龙、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薛明仿佛看见了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周恩来身上,满腹的痛楚、辛酸、委屈再也压抑不住,痛哭失声。周恩来热泪盈眶,扶着薛明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护好老总啊……”周恩来在与薛明及贺龙子女的会面中,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能保住贺龙,贺龙去世后骨灰未能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深表内疚。言毕,一贯自我克制能力极强的周恩来,再也忍不住满腔悲愤,热泪长流,泪湿衣襟。

贺龙的一个女儿走过来,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顿时,整个休息室里哭声响成一片。

过了一会儿,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对薛明和贺龙的子女们说:“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出去商量商量。”

当周恩来又返回休息室时,首先问叶剑英:“叶帅,你那个讲话稿呢?”

叶剑英从口袋里掏出讲话稿说:“在这里。”

周恩来接过讲话稿,说:“给我,我来讲。”一边说着,一边看讲话稿的内容,并亲笔在讲话稿上做着修改。

周恩来的这一举动,使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致悼词者,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变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为贺龙治丧的规格,使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由军队元老一级升格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显然,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是周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林彪虽已自取灭亡,但“四人帮”仍在一侧虎视眈眈。周恩来只有通过提高为贺龙治丧的规格这一举动来对老战友进一步表达深切悼念之情了。

下午4时,“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正式开始。

周恩来步履沉重地来到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贺龙骨灰盒旁,代表中共中央,为贺龙亲致悼词:

同志们:

今天是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悼念贺龙同志。

贺龙同志是1969年6月9日病故的。当时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诬陷,骨灰没有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4年9月,毛主席、党中央为贺龙同志作了结论,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并通知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这次安放仪式上,周恩来的讲话是安放仪式的重点,所有的人都想听一听中共中央对贺龙的评价。周恩来在讲话中。曾经脱开稿子,悲痛地大声说:“贺龙同志是被迫害致死的!”

在周恩来简短的悼词中,包含着中共中央对贺龙的高度评价,也包含着周恩来对老战友的无限深情。极度的悲痛,使周恩来几次哽咽失声,几乎讲不下去。周恩来永远忘不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自己受中共中央委派,亲临南昌,任中共前委书记,组织南昌暴动。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听了周恩来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后,立即毫不犹豫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他受命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主持“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因为会见外宾,特派夫人卓琳代表自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有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有贺龙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有因贺龙冤案受到株连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贺龙的亲友、子女。听着周恩来对贺龙的高度评价,望着贺龙遗像上那坚毅的面容,回顾贺龙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壮丽人生,大家不禁失声痛哭,整个大厅里,哭声响成一片。真是: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周恩来致完悼词后,全场向贺龙的骨灰和遗像三鞠躬。周恩来一连鞠了8次躬,向自己的这位亲密同志和老战友,向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悼念活动,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75年6月9日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由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会主持,实际上成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国家级的高规格的追悼会。从参加人员来看,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也堪称国家级丧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以及在京的大将、上将、中将全部参加,中央军委在京的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同志和机关群众代表约1500多人参加。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军队各大单位都送了花圈。花圈从室内排到室外。这是军界向“四人帮”的一次大示威、大声讨。这是对贺龙的隆重悼念。

这次会后,江青污蔑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张春桥说,在6月9日贺龙的祭日安放骨灰,是迷信。

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则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平反昭雪的曙光,增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注释】

[1]傅学正:《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载《为领袖送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7页。

[2]“中央二办”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简称“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3]“中央一办”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第一办公室。

[4]傅学正:《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载《为领袖送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