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解决省市问题-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第3版）

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的挑动和煽动,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群众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或者几大派。在这些地方,派性猖獗,“内战”不休,形成长期的不安定局面。为此,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多次指出,全面整顿,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在一次讲话中,他说,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讲到这里,邓小平十分愤怒地举了一个派性猖獗一时的实例: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实际上,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是少数几个人,95%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看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闹派性的人大部分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当然,这中间要有必要的斗争^[1]。

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他还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2]。

由于“文化大革命”搞垮了党的组织搞乱了党的组织,一些地方在“整党建党”后重建的党组织中出现了严重的组织不纯、党员不纯、干部不纯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提出了组织整顿的任务。

当时,浙江省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有“典型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均直接插手浙江,煽动派性,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同时,挑动地方整军队,破坏军民团结,把一个好端端的“鱼米之乡”搞得四分五裂,乌烟瘴气。“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于1972年4月下发了第16号文件,号召浙江人民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彻底解决浙江问题。中共中央还决定,任命谭启龙、铁瑛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又任命谭启龙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浙江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解放了大批干部。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许多科技人员和老工人也重新得到安排使用。浙江省的形势开始趋于稳定和好转。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插手浙江,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浙江省委和在批林整风中重新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为此,王洪文赤膊上阵,要求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全体会议,“解决领导的方向路线问题”,实际上就是要翻批林整风以来纠正极左路线的案。在“四人帮”帮派势力把持下,会议集中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开历史倒车”,对省党政军负责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内容、开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在“四人帮”的支持下,浙江在批林整风中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以后出现的安定局面遭到严重冲击,动乱从省会杭州迅速扩散到全省各地,从上到下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借此机会,一大批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具有革命造反精神”“路线斗争觉悟高”,其实为“造反派骨干人物”的人,被“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混进了党内和各级领导机构。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针对当时浙江发生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严重问题,下发了中共中央1975年第16号文件,对纠正“双突”错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作了明确指示。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浙江省委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做法。中共中央批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和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报告的精神,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火线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党员和干部,进行了教育,并根据不同情况作了相应的严肃慎重的处理。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对翁森鹤^[3]实行隔离审查,将张永生^[4]、贺贤春^[5]等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同时,在组织上认真清除帮派势力的影响,纠正“双突”错误,撤销各级的民兵指挥部和“批林批孔”小组。采取这些有力措施后,很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浙江人民扬眉吐气,全面整顿深入发展,浙江全省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浙江的全面整顿工作虽然被迫中断,但是,浙江人民坚决拥护全面整顿,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当全国范围内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以后,在杭州发生的“清明节事件”成为这场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在杭州街头张贴标语、诗词,散发传单,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比为“风云逆流急,妖雾压满城”,表达了对“四人帮”的义愤。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有的干部、群众被关押起来。但人心向背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因素。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势力随之覆灭,浙江终于进入了安定团结、稳步发展的时期。

浙江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不能实现安定团结的根本原因,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与浙江的帮派势力相互勾结,兴风作浪。1974年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制造新的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同时,“批林批孔”运动也搞乱了浙江,那些搞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俗称“双突”)的单位,生产都大幅度下降。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是搞“双突”的典型单位,实行干部“大换班”后,工人不服,工厂停工八个月,损失1200万元。杭州市由于有组织地推广了“双突”经验,不少大中型企业都受到严重危害,1974年全市工业产值下降25%。宁波港推广“双突”经验,干部工人怠工抗议,运输停顿,货物积压,致使铁道部通知全国铁路系统对宁波站停发货物。加上一些地方武斗不止,工业生产直线下降。1974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31.35亿元,比上年下降6.6%,工业产值71.73亿元,比上年下降13.6%。全年工业只完成国家计划的78.4%,列入计划的80种工业产品只有8种完成计划,煤炭、钢铁、铁矿石、化肥、棉纱、麻袋等都减产。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外贸出口下降15.8%。农业生产虽比1973年略有增高,但下半年就受到影响,晚稻减产,夏粮征购入库只有139.4万吨,比上年减少44.4万吨。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全面紧张,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危急之中。

1975年上半年,浙江省因为受到“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和阻挠,国民经济更加恶化。1975年第一季度全省工业生产继续下降,财政收入只完成年度计划的3%。1月至5月,全国工业生产大幅上升,低于上年同期产量的只有两个省,其中一个就是浙江。1月至8月,全国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3%,浙江却下降6%。杭州市216个工厂中,停产半停产的占58%。由于社会上武斗不断,有些部门生产调度不灵,港口码头铁路货运经常堵塞,致使铁道部对待运浙江的物资不得不采取限装、停装措施。7月份,杭州铁路分局每天少卸车皮86节,货物卸不下、装不上,反过来又加剧了工矿企业的停工率。由于支农物资缺乏,1975年春粮、早稻减产116万吨,晚稻增产幅度虽大,但全年粮食产量还是锐减,农民全年人均口粮只有230公斤,比1974年减少25公斤。为了保证粮食供应,除国家核减征购计划数、减少粮食库存、动用战备粮外,浙江还向东北、江苏、江西、安徽等地调借玉米、地瓜干渡过粮荒。素称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粮食竟紧张到如此地步,这是浙江解放以来所罕见的。人民怨声四起,全省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

1975年下半年贯彻中共中央1975年16号文件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派联络组进驻杭州市八大厂进行整顿,克服派性,加强团结,稳定大局,搞好生产,职工群众很受鼓舞。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丝织车间丙班工人组成突击队,提出“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中共浙江省委又号召全省学习杭州齿轮箱厂和黄岩县上研人民公社两个先进典型单位,推广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经验,绝大多数停工停产的工矿企业恢复了生产,整顿了劳动纪律,健全了规章制度,歪风邪气大有收敛。1975年国家向杭州制氧机厂下达8大套制氧机的生产任务,到8月份只完成20%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后,干部背上铺盖下车间与职工日夜奋斗,4个月时间完成全年70%多的任务,8大套制氧机按时交货。杭州齿轮箱厂1975年提前1个月完成国家计划,全年增产20%。到第四季度,全省经济局面完全改观。据受干扰最严重的杭州、温州两市工业生产统计,杭州市1975年第三季度的工业产值比第二季度增长21.3%,第四季度又比第三季度增长30%,12月超过历史上最高的月水平。温州市1975年11月的工业产值比10月增长64%,12月又比11月增长32%,也创造了历史月最高生产水平。全省的社办企业发展很快,达到4.75万个,产值12.9亿元,分别比1974年增加20%和30%。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0.3%,其中工业产值比1974年增长3.8%,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则下降1.7%^[6]。

西南地区的四川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由于连年“内乱”,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四人帮”的帮派势力长期兴风作浪,把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闹得乌烟瘴气,动荡不已。正当“批林批孔”运动继“文化大革命”再次给四川各方面工作造成严重困难和混乱的时候,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开始了。邓小平集中力量抓各个方面的整顿,促使四川形势明显好转。中共四川省委在贯彻落实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重点企业的整顿,特别是一些“老大难”重点企业的整顿;二是提出奋战3年,实现粮食增产100亿斤(即500万吨)、工业总产值增加100亿元的目标,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三是开展了整顿机关的工作,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整顿领导班子。

在四川省的全面整顿中,影响较大的“老大难”重点企业的整顿是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抓的。为此,在北京举行了两次重点企业汇报会。

第一次重点企业汇报会于1973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开了四个月。这次会议因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北京会议结束后,从1974年2月下旬起,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重庆、自贡三市分片召开26个重点企业汇报会,推广12个厂矿在北京学习、解决问题的经验。因“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停工停产的混乱局面。

第二次重点企业汇报会于1975年2月下旬至4月初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上一次会议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形势下举行的,强调解决思想问题与采取组织措施两者结合起来。因此,第二次汇报会议之后,重点企业普遍有了较大变化。以成都的峨眉机械厂为例,这个厂在第二次汇报会议之后,1975年4月先整顿和恢复了工艺技术和规章制度,接着又以整顿劳动纪律、要求坚守生产岗位为目标,重新制定和颁发了有关章程。以后,又传达了邓小平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抓整顿,加强组织纪律性,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工厂形势迅速发生变化。1975年6月底就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的要求。到1975年底,工厂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从上年亏损1961万元,转为盈利39万元。新都机械厂同样发生很大变化,1975年7月该厂代表赴京汇报,汇报会上得到了表扬。

在全面整顿的形势下,1975年7月邓小平在同中共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谈话时,着重强调了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指出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地方去拉菜,就不安定。还说,根据国家计委6月份的统计,四川农业增产比例在全国倒数第一,农民分配水平倒数第二,农业机械化程度倒数第三,1974年全省人均农业产值倒数第二。他要求,四川省主管农业的领导班子要加强。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邓小平关于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的重要讲话,对于推动全省各级干部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农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5年,中共四川省委突出抓了调整和加强各级主管农业的领导班子,抓化肥,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改田改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及积极办好“五小”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方面的工作。8月2日到8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市、州、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邓小平关于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的重要讲话精神。1975年秋冬,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全省1200万劳动力(内含专业队300万人)大打治山治水的“人民战争”。在大力建设小氮肥厂的同时,抓紧养猪积肥。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扭转了1974年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197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0.4%;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比上年增长0.7%;生猪年末存栏数比上年增长2.4%;棉花、麻类、烟叶、茶叶等经济作物,均比1974年有所增长,恢复到或超过1973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中共四川省委认真贯彻1975年3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和中共中央解决铁路问题的指示精神,首先配合铁道部对铁路运输进行整顿。随着铁路运输的好转,整个工业生产逐步扭转了停滞不前的局面。铁路整顿还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9月,中共四川省委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布置整顿企业秩序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加强了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恢复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职工的劳动纪律也有所增强。与此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注意抓支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抓基础工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钢铁、煤炭、电力严重紧缺的局面。

经过上述各方面的努力,1975年,四川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68亿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的最高纪录。其中,全省工业总产值147.87亿元,超过计划9.6%,比1974年增长29.4%,为历史最高水平。全省19个市、地区、自治州中,有17个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工业产值均比1974年上升。其中,重庆、成都、自贡、渡口(攀枝花)、江津、宜宾、甘孜等7个市、地、州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全省主要工业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产量计划的在80%以上,特别是主要支农产品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并比197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年,全省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2%,是1964年三线建设以来较高的。重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诸如钢、生铁、钢材、发电量、原煤、水泥、汽车等,均比1974年增长25%以上。在交通运输方面,1975年成都铁路局、地方交通运输都提前完成了全年货运量计划,货运量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全省基本建设进度加快,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开工,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全年新增固定资产23.4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83.4%,是“四五”时期最高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经过整顿也都有新的发展^[7]。(www.xing528.com)

东北地区的辽宁是中国著名的工业基地,也是十年内乱的重灾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辽宁省党政军负责人的毛远新直接秉承江青的旨意控制着辽宁,在辽宁“创造”了许多追随“四人帮”的所谓“先进经验”。这样,“革命”上去了,生产下来了,使辽宁的工农业生产严重拖了全国的后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辽宁由于进行了整顿,经济工作也有了转机。全省大多数工业企业改变了生产下降和停滞的局面,有3/4的县以上全民企业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在全省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产量计划的有57种,占71.3%。其中水泥、平板玻璃、合成氨、机引农具、内燃机、纯碱、合成橡胶、变压器、机床、锻压设备、气压机、合成洗涤剂等29种产品产量超过年计划的10%至4倍;与上年相比较,有2/3的产品产量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增长10%以上的有25种,增长20%以上的有11种。全省农村形势也有了好转,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197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53.82亿元,比上年增长8.6%,主要农产品产量,粮豆123.65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0%以上,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汤河、参窝、柴河等水库相继建成,又打了一部分深井,辽河治理取得了新的进展。辽宁基本建设也呈现出比较好的形势。1975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1.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6%。由于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全省市场状况有了改变,全年农副产品采购总额达到20.89亿元,比上年增长22%,其中生猪、鲜蛋、水产品的收购量有较大增长;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74.8亿元,比上年增长8.5%。城乡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此外,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辽宁在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工作,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萌发出新的气象,长期受到精神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使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的工作有了起色。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辽宁在各个领域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取得如此明显的成绩,充分说明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正确的,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群众支持的^[8]。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动乱不已。邓小平非常关注云南省委和全省的整顿工作,非常重视纠正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在中央、毛泽东和邓小平直接关注下,中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云发〔1975〕26号)得到批发。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纠正云南发生的“划线站队”等一系列错误,要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在1975年开展的全面整顿中,中共云南省委认真贯彻26号文件,广大干部、群众对派性和动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活动和资产阶级派性受到有力批判,国民经济一度出现转机。昆明铁路局在铁道部工作组的帮助下,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采取措施打击帮派活动,排除派性干扰,抓紧完成铁路运输计划,4月份完成的货运量比3月份增长32.5%,扭转了连续31个月没有完成运输任务的被动局面。6月17日,铁道部长万里到昆明铁路局检查指导工作,大刀阔斧地改组了局的领导班子,对于少数拉山头、搞派性、打内战的领导干部,分别予以撤职或调离,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和信心。中共云南省委转发了万里的两次重要讲话,对全省工交系统的整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尽管后来因邓小平再度被错误打倒,贯彻26号文件的工作受到挫折,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封冻多年的坚冰毕竟已被打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6号文件的基本精神继续得到贯彻落实,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

华北地区的天津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受其害。江青多次到天津,宣扬“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总结所谓“先进经验”,并树立了几个“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先进单位”,因而,严重干扰了天津市的正常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从狠抓各方面的整顿入手,着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天津同全国一样,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社会秩序由乱到治。1975年1月,天津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贯彻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四届人大精神。接着,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市计委关于华北长远规划座谈会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工业要在大力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挖掘潜力的同时,重点建设钢铁、石油化工、电力等骨干项目,并决定开发蓟县建材基地,逐步提高建材自给水平。10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召开工交系统整顿企业会议,总结交流企业管理经验,讨论研究企业整顿问题。这次会议实际是检查并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的会议,对天津工交企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经过短短一年的整顿,天津经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取得一定的成绩。1975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42.68亿元,超过年计划的1.2%,比1974年增长8.1%;财政收入为39.2亿元,超过预算的1.7%,比1974年增长5.9%^[9]。

综上所述,浙江、四川、辽宁、云南、天津等省、市的全面整顿,各有重点,各有特点,但是又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通过全面整顿,集中解决本省、市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老大难”问题,推动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进入正常的健康发展的轨道。其经验主要是:

第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反对派性,增强党性,狠狠打击“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有针对性地解决本省的“老大难”问题。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一些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

第三,认真消除不安定因素,稳定局势,实现安定团结,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全国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国民经济情况,与上面列举的浙江、四川、辽宁、云南和天津的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尽管“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后,全盘否定1975年邓小平做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巨大成绩,但是铁的事实却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注释】

[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页。

[2]同上书,第14页。

[3]翁森鹤,原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反革命、打砸抢、敲诈勒索等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8年8月13日依法判处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张永生,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反革命、打砸抢等罪,被浙江省公安局于1978年8月13日依法逮捕,后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贺贤春,原杭州通用机器厂技术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反革命、打砸抢等罪。粉碎“四人帮”后,畏罪自杀。

[6]《当代中国的浙江》(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页。

[7]《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78～181页。

[8]《当代中国的辽宁》(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142～143页。

[9]《当代中国的天津》(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