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增强党性，知难而进

全面整顿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也产生了明显效果。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因为在中国古代,河南为“豫州”,故简称“豫”。2000多年以前,《尚书·禹贡》序列九州之地,豫州独居其中,故又称为“中州”“中原”。因为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历史上,又常常把“中原”作为中国的代称。如“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等。又因为中国古代把中州、中原地区视为“中国之中”“天下之中”,甚至“世界之中”,河南人民便世代相传,习惯以“中”“不中”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凡是同意的便说“中”,凡是不同意的便说“不中”。这种语言习惯,实际上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一种积淀和延续。

河南自古中天下而立,名山雄峙,平原广袤,大河纵横,占得天独厚之利,据经营四方之便,一向为历代政权角逐和兵家必争之地。加以资源丰富,人口繁盛,开发历史悠久,曾长期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域。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勤劳勇敢的河南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河南成为全国重要农副产品的主要产区、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有人曾形容:“河南粮棉丰收而全国衣食无忧。”由此可知其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十年内乱开始后,河南与全国一样陷入“天下大乱”之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和新的中共河南省委建立以后,动乱局面初步有所好转。“九一三事件”以后,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过程中,河南很快由批极左转到批极右。一些人借批林整风之机,打击大批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同时大搞“平反、补台、纳新、提干”(“平反”,指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平反;“补台”,指把这些人补进各级革命委员会,任委员、常务委员,甚至副主任、主任;“纳新”,指把一些造反派吸收进共产党内;“提干”,指把一些造反派提拔为领导干部)。这些做法,遭到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和抵制。为了排除这些“阻力”,在全省范围开展了以反对“右倾复辟”为内容的“杀妖风”运动,把前两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调整措施以及学校对学生进行考试等,统统说成是“修正主义黑线回潮”,把反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说成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犯了“路线错误”。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4月,全省一共突击吸收共产党员18万人、突击提干6.6万人,在全国首屈一指。“杀妖风”运动的开展,使河南形势趋于恶化,社会重新动乱起来,造成严重后果。

“批林批孔”运动爆发后,河南召开了有12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一大批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以及“支左”的军队干部,诬蔑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些老干部因为在一起喝喝茶、谈谈心,就被诬陷为开“黑茶馆”,是“右倾复辟势力”的新反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直接插手河南,派迟群、谢静宜到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利用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个女学生在考试英语时,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等反对学习外语的话,受到学校教师的批评后投水自杀事件,批判“教育黑线回潮”;派浩亮到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送“批林批孔”学习材料,进行煽风点火。在这种形势下,造反派纷纷起来串联、上访、贴大字报,打着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资本主义复辟”“克己复礼”的幌子,制造了新一轮的“天下大乱”。一批党政领导干部遭到批判,工农业生产受到冲击,大批造反派被“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进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全省政治局势动荡,经济管理秩序混乱,铁路运输堵塞,列车晚点,事故频繁;煤炭供应短缺,电力供应紧张,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同时,生活日用品奇缺。广大干部、群众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

“批林批孔”运动直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下降。全省1974年财政收入完成23.8亿元,比1971年减少1.7亿元,比1972年减少3.4亿元。特别是工业企业收入完成情况最差,全年上缴财政税收仅有4.9亿元,比1971年减少4.6亿元,比1972年减少2.1亿元。

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作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重要指示,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受到河南人民的热烈拥护。1975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奋斗目标,河南干部、人民群众都感到极大地振奋。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使河南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看到了由“乱”到“治”的希望。因此,当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扭转“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项工作的被动局面时,立即得到河南省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当邓小平首先抓住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对全国铁路运输进行大刀阔斧地整顿时,中共河南省委认真落实邓小平关于整顿铁路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专门分工由分管工业交通的省委一位副书记帮助郑州铁路局搞整顿,贯彻中央9号文件精神,解决派性问题,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一方面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主要是把运输生产搞上去;一方面调整干部,撤换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调整领导班子。同时,充分发挥老工人、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作用,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使铁路运输形势明显好转,由乱到治。

与此同时,中共河南省委对煤炭工业系统进行了整顿,介绍推广义马矿务局敢于抓生产善于抓生产的经验,调整了一些局矿的领导班子,把一些闹派性人物下放到基层“锻炼”,发挥老劳模、老党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很快使河南煤炭系统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向华东地区调运了大量煤炭,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涌现出义马千秋煤矿等一批先进单位。

1975年5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研究部署扭转全国钢铁生产的被动局面。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根据铁路整顿的经验和钢铁工业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条整顿办法。中共河南省委立即召开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中央13号文件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采取各种宣传形式,把中央指示迅速传达到全体职工和家属中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真正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振奋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钢铁工业和整个工业生产都搞上去。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整顿和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各级常委要加强对工业的领导;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重视发挥老工人、技术干部的积极性,广泛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一定要超额完成河南省全年钢铁生产计划。会后,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和河南省委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在全省冶金企业和其他工矿企业得到迅速贯彻落实,安阳钢铁厂、明港钢铁厂和郑州铝厂等单位的整顿成效尤其显著,生产和科研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全省电力系统经过整顿,生产形势也比较好,电力供应量增加,缓解了电力紧张的状况,对全省工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河南全面整顿初见成效以后,中共河南省委于1975年6月28日专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

中央13号文件下达后,我们立即通知各地、市委,迅速地、大张旗鼓地将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矿企业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各地、市都召开了群众大会。6月9日到19日,我们召开了各地、市工业书记、计委主任、重工局长和冶金系统25个重点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研究了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13号文件是进一步搞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的动员令。这个重要文件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是适用的,都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经过学习,对毛主席关于发展工业“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都好办了”的指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心把粮食和钢铁搞上去。大量事实证明,革命、生产搞得好不好,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有的单位的领导同志说,过去由于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对资产阶级派性不敢批,对歪风邪气不敢斗,对企业管理不敢抓,“怕”字当头,绕着矛盾走。今后一定要把“怕”字换成“敢”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努力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有的单位的领导同志说,过去分析生产上不去的原因,老是往客观上使劲,结果越分析越泄劲。这实际上是以外部条件来掩盖内部的问题。今后一定要揭矛盾,促转化,从主观上作检查,从路线上看问题,从领导上找原因,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通过这一段初步学习贯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了,焕发了革命精神。干部的作风有了转变,许多领导干部深入车间班组,参加劳动,解决问题。全省钢铁等工业生产又有上升。6月上、中旬与5月同期相比,钢增长10%,生铁增长19%,钢材增长9%。

中共河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13号文件,根据中央指示和我省的情况,我们研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以此为纲带动各项工作。

二、继续抓好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通过学习贯彻落实中央9号、13号文件,要切实解决少数企业领导班子存在的软、懒、散问题,建立一个能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敢”字当头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三、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过去王新^[1]推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借抓“五一六”之机,搞扩大化,打击了一些同志,经过贯彻中央〔1972〕42号文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坚决反对争受压、争正确,伸手要官。要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注意发挥老工人的骨干作用,发挥技术干部的应有作用。新老工人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增强革命团结,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

四、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克服有些企业存在的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现象。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考勤制度、设备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同时,也要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领导干部轮流值班的制度,跟班指挥生产的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严格财政纪律,坚决制止和处理违法乱纪行为。加强劳动管理,纠正私招乱雇临时工的现象。关心群众生活,搞好安全生产。

五、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尽快扭转钢、电、运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

中共河南省委的这个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心和措施,是一份难得的“原始资料”。

随着全国各个领域全面整顿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又及时提出各项整顿的关键是党组织的整顿,要整顿党组织,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此,1975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同时,省委决定对厂矿企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落后生产队的党组织进行整顿,主要是批判派性,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联系实际,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9月起,全省各地先后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社队和企业的车间班组搞整党试点,解决农村和工厂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对工业、交通、科技、教育、城市工作进行整顿的同时,对农业也进行了整顿。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三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以后,河南各级党组织以极大的热情,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多次会议,研究部署全省农业和农村工作,派出省直干部1700多人奔赴各地,对农业进行整顿,落实农村政策,批判派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在全省掀起了农业整顿高潮。全省一共有上千万农村劳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对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有积极的意义。(www.xing528.com)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样,河南在全面整顿中同全国一样,经历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的全面整顿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当时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俊卿回忆说:

1975年年初,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根据毛主席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和排除派性入手,对各方面的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郑州市的帮派人员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社会上又出现了“战斗队”“联络站”等一些组织,他们散布“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反动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中共郑州市委机关、市委召开的会议,多次受到冲击,市委领导人屡遭围攻,被诬为“一小撮混蛋”“还乡团”,一些领导干部被乱点名、被诬为“孔老二”,许多单位领导班子瘫痪,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买粮买煤买菜排长队,全市陷入混乱。“批林批孔”的动乱,伤害了干部、群众,特别是充分暴露了派性和坏头头的极大危害。这就为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要整顿的指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共郑州市委对执行邓小平同志要整顿的指示,有出自内在的迫切要求,认识是完全正确的,真是“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再次被打倒,坚决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各方面的整顿,特别是集中力量,大抓了反对派性和整顿领导班子两个关键问题。

1975年3月初,中共郑州市委撤了郑州第二造纸厂两个派头头的职,逮捕了一个“打手”。8月初,郑州市两个有名的坏头头,一个是省革委常委,一个是市革委常委,他们打着“省市首长”的招牌,到劳改场为犯人(他们的“小兄弟”)翻案。市委抓住这个问题,撤了他们的职,令他们仍回原岗位劳动。

8月25日,我在全市基层干部会上讲了话,内容是“把党搞香,把派搞臭,把班子搞硬”。这个讲话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原则性,受到热烈欢迎,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坏头头,包括反革命分子江青的仇恨。

8月间,发现坏头头×××攻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市委认为攻击邓小平同志就是反革命。以“反邓罪”,把他逮捕法办了。这既表现了对邓小平同志的尊重崇敬,也表现了惩办坏头头的决心。

正在这时,纪登奎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受李先念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委托,从杭州来到郑州。他到郑后,同刘建勋同志(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起,接见了郑州市委常委全体同志,动员市委常委同志同坏头头做斗争。他对我说:“以后如果有人给你戴高帽,我从北京来替你戴。”刘建勋接着说:“我在郑州替他戴。”我说:“我自己戴。”这番对话,生动地体现了上上下下要整顿的决心。当纪登奎听了×××攻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后,果断地说“×××主要是反邓的”,又说“×××必办,×××不办,郑州不得安宁”。这就极大地鼓舞了郑州市委同坏头头做斗争、进行整顿的决心和信心。尔后,纪登奎同志又在刘建勋同志陪同下,到洛阳等地市进行视察,推动各地的整顿工作,特别是点名批判了一些坏头头;还帮助省委起草了进行整顿的省委17号文件,大大推动了河南全省的整顿。客观地说,1975年河南全省的整顿工作是搞得好的,因而也引起“四人帮”的极大仇恨。

经过10月22日700多人的基层党委书记会议,培养了骨干后,市委又于11月1日举办了“万人学习班”。全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成员,共计11000多人参加,历时1个多月,集中批判了全市的3个坏头头,围绕派性活动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给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老工人撑了腰,摘了“老保”帽子。学习班期间,曾召开3次四五万人参加的典型批判大会。这样大规模的会,在动乱年代,能做到准时到会、秩序井然,充分证明办万人学习班是深得人心的,整顿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事实表明,市委要认真地、大张旗鼓地贯彻邓小平同志“要整顿”的指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收到了很大成效,出现了安定团结,生产发展的好局面。至今人们仍然怀念“万人学习班”和1975年的形势。1975年,全市工业有了大幅度增长,市内工业产值第一次突破了20亿元大关,上了一个大台阶。

同时,市委还大力抓了城市建设,兴建二七宾馆和中原大厦,创造了高速度、高质量。二七宾馆从开工建设到投入营业,只用了半年时间。中原大厦实际用工时间也只有10个月,出现了两天盖一层楼(1000平方米)的高速度。中原大厦当时是长江以北的最高层建筑,一度成为郑州人的骄傲。整修、取直了南阳路,扩宽了建设路东段;特别是打通了中原路,改善了市内交通状况。新建了白庙水厂,改善了行政区的供水条件。这些成就,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煽动工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替走资派涂脂抹粉”的历史条件下,真是难能可贵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江青召见河南造反派头头×××,支持×××夺省、市委的权,鼓舞了整顿中受到打击的坏头头。他们把攻击矛头集中在我身上,千方百计要“打倒张俊卿”。

斗争的焦点就是放不放“反邓”的坏头头×××。“批邓”是中央发动的运动,逮捕法办×××的主要罪状是“反邓”,因而,运动一起来,造反派就把×××捧为“反邓英雄”,×××成了他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口号就是“打倒张俊卿,释放×××”。一时间“向×××学习”“向×××致敬”的标语出现了。1976年3月20日,我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被“闹派”绑架,戴高帽,游了街,成为全省全国遭受这种凌辱的最后受害者。接着,我被囚禁在远离市区的503厂,当夜受到彻夜的“车轮战”。“闹派”的要求,主要有三条:一、立即释放×××;二、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反戈一击,揭发纪登奎、刘建勋。遭到了我的坚决拒绝。次日,“闹派”又组织了130多辆汽车,在全市进行游行,还组织了一批人冲击市公安局,实行静坐,逼着立即释放×××。在503厂,×××主持批斗会,“闹派”面对面地对我批斗了两天。

斗争的再一个焦点就是“八二五讲话”和“万人学习班”。反革命集团头子江青,既点了我的名,又点了我的“八二五讲话”,在“闹派”看来,张俊卿就彻底完蛋了,像他们发布的《告全市人民书》中说的“张俊卿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竭尽全力进行攻击、丑化,务求彻底打倒。总起来,都是逼着承认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在这场极端激烈、尖锐、复杂而又极端困难的斗争中,我是充满信心的,坚信1975年的整顿是正确的。因而,决心不惜以牺牲生命保卫党的正确路线和原则。1975年12月5日,在有四五万人参加的“万人学习班”结束的大会上,我曾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说我们错了,那就是马列主义不灵了,就是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

河南1975年的全面整顿虽然受到“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干扰破坏,但仍然取得了积极而显著的成果:一是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和加强。调离了一批靠造反起家的帮派头头,挂职下放了一批帮派思想严重的干部,改组了一批陷入派性泥坑的革命委员会,使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二是在工矿企业和经济部门,批判了极左思潮和“制度无用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精神,从上到下加强了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广大工人的劳动热情又高涨起来。三是在农村落实各项农村政策,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三定一奖”制度,注意克服和纠正一些基层干部劳动少、补贴多、借支公款、吃喝浪费等现象,农村经济出现了生机。

1975年8月,河南南部洪汝河、沙颍河、唐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驻马店、许昌、南阳3个地区和舞阳工区遭受洪水灾害,灾区包括29个县、62939个生产队,受灾群众1035.6万人,倒塌房屋568万间,死亡3.13万人。这一特大自然灾害给农村经济带来很大的破坏,也为全面整顿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困难。但就全省而言,经过一年整顿,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经济形势很好,基本上完成了“四五”计划规定的1975年指标,工农业生产比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11.9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12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农业总产值完成89.9亿元,比上年增长5.3%。秋粮因遭受洪水灾害,比上年减产10亿公斤。棉花、烟叶、芝麻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减产^[2]。

关于1975年河南的全面整顿,河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有一个普遍的基本看法:总的看来,全面整顿给河南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新变化,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秩序安定,干部、群众心情舒畅,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比较好的一年。然而,这种局面未能持续很久,形势就发生逆转。1975年底,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复辟“资本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河南的造反派也乘机起来大批“右倾翻案风”。他们兴风作浪,四处串联,冲击党政机关,批斗领导干部,工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持消极、抵制态度,运动实际上搞不起来。于是,中央开“打招呼”会议,要党员、干部转弯子。但是许多党员、干部的弯子就是转不过来,认为邓小平的整顿就是正确。

对于1975年河南的全面整顿,一位当年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的领导同志曾经作了十分客观的评价。他说:河南短暂的整顿虽然被迫停止了,整顿的成效在今天看来也不算很大,但整顿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是改革的尝试。通过整顿,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对于人们认识“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有很大帮助,因而不可低估1975年整顿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注释】

[1]王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1967年夏季调到河南,曾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诬陷为林彪死党,受到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2]《当代中国的河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