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反对派性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前线省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建却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福建,并随时准备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的福建人民,被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由于林彪、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煽动,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自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以下的中共各级党委和各地人民政府均被夺权,造成社会混乱、武斗频繁,“内乱”不已,“内战”不息。为应对福建的复杂局势,1967年1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发布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提出了稳定部队、稳定社会的措施,以保证海防前线和福建人民不因这场动乱而受到外来敌人袭扰。与此同时,福建前线部队奉中央命令,抽调大批力量在全省以“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名义,介入运动,协助地方工作,以维持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后的艰难局面。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进行军事管制,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管会坚决制止武斗,对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采取了必要的惩办措施,保证福建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省、地(市)、县军管会内设立了生产指挥机构,负责生产和建设工作。一些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地方干部被吸收到生产指挥机构工作,实际上等于用这种方法解放了一大批省、地(市)、县的领导干部。

196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组成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时在北京举办福建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学习班。8月19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到年底,各地、市、县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一些“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一些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回到生产指挥系统。

但是,在当时全国极左思潮泛滥的形势下,福建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主要精力都放在“抓革命”上,放在抓“斗、批、改”上。从1968年秋开始的持续六七年之久的“斗、批、改”运动,主要内容是:一、斗“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大批领导干部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批专家学者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后来这种批斗扩展到对待不同观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二、“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一次最大规模的“群众审查干部运动”。用反动的“血统论”整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干部,对领导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进行无情批斗,长时间地使被审查的大批干部丧失了人身自由和受到百般凌辱。全省机关、学校、厂矿、商店和基层的几万名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被诬为各种“反动分子”,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三、下放干部。从1969年底开始,把省、地、县三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几万名干部和职工(包括科技人员、教员、演员)甚至勤杂工人分散下放到各地农村和基层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和社员,同时把家属和户口、粮食关系也一起迁下去。四、派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向全省大中小学校以及部分科研、卫生、新闻出版等部门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去领导和管理这些单位,实际是推行一套“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五、大中学生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初起,全省发动和组织10多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长达10年的“上山下乡”,使广大青少年丧失了继续学习或正常就业的机会,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在精神上留下后遗症,在财力物力上也给国家和农村基层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以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恶果。福建省和全国一样,工作有了转机。1973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了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左”倾思潮继续泛滥起来,已有转机的一些工作又遭到新的挫折^[1]。

长期的“内乱”,使得“四人帮”在福建的帮派势力从各级党政机关攫取了许多重要权力,这些人闹派性、耍阴谋,致使全省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存在严重的“软、懒、散”现象,使福建成为全国有名的“老大难”省份。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74年11月派廖志高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兼福建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廖志高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文化大革命”前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他到福建上任以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福建“老大难”问题的要害所在。他说,当前社会上不安定、不团结,派性是主要的;派性的危害性大,这个东西不搞掉,福建不会安定。这就抓住了福建问题的“症结”。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重干扰,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采取的全面整顿和各项措施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和福建人民的意愿。中共福建省委2月在福州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4月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和全省财贸系统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号召全省人民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发展国民经济。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整顿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全省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要想彻底清除福建“内乱”的隐患就必须彻底解决派性问题。为此,1975年1月27日,廖志高在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干部大会上提出,要把坚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作为贯彻安定团结总方针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3月,他又在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指出,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的,要准确而有力地给予打击。在4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福建省委对派性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强调“派性是主要矛盾”,并作出先抓省、地、县机关,后抓基层反派性工作的部署。

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福建省直机关带头召开反派性动员大会,对各厅、局中“有派性而未脱钩断线的人”进行排队、办学习班。各地、市也召开动员大会,层层办学习班。对于一些派性严重的干部,则调到党校集中学习,其中省委党校就集中了60多人。从5月起,福建省委负责同志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对反派性顾虑较大、忧心忡忡,担心“打不了黄鼠狼反惹一身臊”、害怕反派性会出现反复等新问题,在一些会议上反复强调“要敢字当头”,“要敢捅马蜂窝”,“敢摸老虎屁股”。进入夏季以后,福建省委进一步提出,对派性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同时,决定集中力量解决18个重点县、市和重点机关、要害部门的严重派性问题;并要求省直各单位和地、市、县向省委保证,切实做到,对于领导干部“有派性就调离,不服从就撤职”。这样,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反派性斗争,打下了帮派势力的嚣张气焰,为调整和加强处于“软、懒、散”状态的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班子创造了条件。

对于中共福建省委的全面整顿工作和反对派性斗争,邓小平十分关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对福建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75年8月,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福建工作汇报会。在此期间,邓小平三次会见福建领导人,并作重要指示。在讲话中,邓小平充分肯定福建反对派性斗争有成绩,说:“福建有希望。”同时,对反对派性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福建反派性还不突出,解决派性问题、领导班子问题,态度要坚决,什么事情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就办不好;搞派性的干部有100个调离100个,有1000个调离1000个,有多少调离多少;调整领导班子时,要大量起用“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中年干部,这些人对党有感情,又有各方面工作的经验,开展工作主要要依靠他们。邓小平的指示,旗帜鲜明,措施明确,有的放矢,使福建省委深受鼓舞。

中央召开的福建工作汇报会结束后,福建省委、福州军区负责人手持邓小平授予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立即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和省级负责干部参加的福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会议要求,反派性要坚决,做到该调离的调离,该批评的批评,该斗争的斗争,力求在9月底前,把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调整好,使各级组织、公安等要害部门得到充实和加强。会议当场宣布了省革命委员会和省直机关的三名派性头头的罪状,对他们进行停职审查。廖志高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有的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很高,要好好帮助教育,把他教育过来,要公开给他们讲,你这样搞要垮台的,要警告他。”同时对县委、地委、省委都管不了的莆田县派性头头×××进行了严厉警告。此举对福建省所有派性严重的人都敲响了警钟,震动全省,影响很大。

在这次福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还决定,调离派性严重的地委领导干部6人,县委正副书记22人;提拔地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人,县委正副书记40人,并加强了29个县(市)的领导班子。这些断然措施,对派性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初步有效地改变了部分领导班子的面貌,一些处于软、懒、散状态的领导班子得到了加强。

为了推动全面整顿向纵深发展,9月中旬,中央召开12个省的省委书记会。邓小平对会议十分重视,说“大家来一次不容易,这么多省委书记,来共同商量问题,这两年没有过”。他在讲话中表扬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说:“廖志高到福建,不过几个月时间,局面就改变了,主要是大胆,不怕。”廖志高向邓小平反映整顿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时说,在福建一安排老干部出来工作,就有人说是“峨眉山幽灵(廖志高系四川人)和乌山幽灵结合起来了”,并被说成是“右倾复辟”。邓小平鼓励说:“他说他的,搞事情总是有人反对,不要怕,反正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要调整,老干部要依靠。”在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领导班子里硬是要下决心把派性搞干净”,要建立起“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有中央和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廖志高工作的劲头更大了。会议尚未结束,他就打电话给福建省委,要求坚决、迅速地解决好福建的县以上领导班子问题。会议结束后,廖志高迅速在10月下旬召开了福建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对继续搞派性的人提出严重警告,对消除派性、整顿领导班子提出严格要求。指出:对既不检查又不改正的有派性的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对军队中搞派性的人要调离降职;要把犯严重错误的派性头头下放到基层蹲点或劳动;要把整党、整顿领导班子当作各条战线整顿的中心;要在整顿的基础上调整好领导干部,选好主要负责人,新的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负责、肯干,应当是带头吃大苦,耐大劳,有头脑的领导班子。

在反对派性、增强党性的基础上,中共福建省委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11月3日,省委发出《关于省级机关机构设置的通知》,决定省委机关恢复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设置;省革命委员会机关设置办公室、计委、建委、政法办公室、工业交通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省委办公厅与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暂时合署办公;成立省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日常经济工作;原省革命委员会各委、办、厅、局、院和工、青、妇人民团体的党的核心小组撤销,设立党组;各地、市、县机构设置参照省级机关的机构设置,报省批准。新调整的机构取消了原来“三结合”的班子,重新任免干部,绝大多数起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老干部。

对于靠造反起家,“坐直升机”和“坐火箭”上来的派性头头,福建省委要求“一律到基层去锻炼改造”。省、地(市)、县机关一批派头头,被下放到基层蹲点或到农村、厂矿锻炼。交流调离干部的面则更大,仅8月份一次就调整了200多人,其中莆田地区原县委正副书记15人,调整10人;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112人被调整86人。晋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7人中有5人被调整;县、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以上干部73人,被免职、停职、审查的37人;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128人调整91人。龙溪地委常委10人调走4人;县、市委书记10人全部撤换,全区129个社、场第一、二把手被撤换的占2/3。宁德地委新任命的干部有500多人,调整、提拔的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有53人。其他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班子,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动。

在中共福建省委对全省的全面整顿中,曾经遇到了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李庆霖。(www.xing528.com)

李庆霖原系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老师。1972年12月,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他儿子是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口粮、住房、看病等方面有困难,以及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1973年4月,毛泽东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同年5月,中央把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的原信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城市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集中讨论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突出问题,及时调整有关政策,从而使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全国各级报刊大量报道了此事,并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英雄”,推崇备至。从此,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村小学教师名噪一时,誉满全国。当时,人们听到传达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批复时,都深受感动,认为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情真意切,文笔流畅,特别是在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只能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不能讲十年内乱造成的恶果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和实际情况,敢于揭露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庆霖的名字和信由此传遍全国。

由于毛泽东对李庆霖来信的批复,福建省各级领导机关十分重视,李庆霖立即“青云直上”,在县、地、省各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或部门都担任了领导职务;他本人也于1973年7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入党;1974年又被安排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人认为,这是李庆霖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交了好运,否则他这封信肯定会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右派言论典型来批判。

1975年1月,李庆霖在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向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建省代表团团长廖志高提出,要归还毛主席给他的300元钱,理由是受之有愧。廖志高一再给他做工作说:钱是毛主席对你的关怀,只要以后努力为党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就行了。但他坚持不听,又找到廖志高的秘书说:这是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代表团无权从中干预。他并且提出,要面见毛主席或者江青,当面退款。廖志高只好要秘书向中央办公厅报告。中央办公厅请示汪东兴后答复:钱不要退,主席和江青工作很忙,不要再去干扰毛主席。经廖志高秘书向他传达后,他才悻悻作罢。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要求大力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当年春天,廖志高针对福建派性比较严重的情况,到闽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途经莆田地区时,地委书记肖文玉反映:李庆霖同当地的帮派势力搅在一起,干扰地委清除派性的工作;还经常无理取闹,向地委提出一些过分要求,如:毛主席对他的信批复后,全国知道他的人很多,不断收到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群众来信,因此提出要地委为他专设“办公室”,配备几名专职秘书帮助处理来信。地委研究后表示:来信可以由他提出处理意见后交给地区信访办公室或有关部门办理,不必再专设办公室和专人。对此,他十分不满。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比如稍不如意就发牢骚甚至破口大骂,并以要给毛主席、江青写信来威胁。还不分场合地攻击地委书记是“赫鲁晓夫”“国民党”。地委实在难以应付这位自诩是“通天”的“大人物”,要求省里帮助解决。

廖志高回到福州后,专门召开福建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李庆霖的问题,认为他同那些靠造反起家长期闹派性的帮派头头尚有区别,应以批评教育和帮助为主。要让他来福州到省委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以利于他同当地的帮派势力割断联系;并确定来后先由廖志高同他谈一谈话。

李庆霖到福州后,廖志高首先要他谈谈自己的工作、思想状况,有些什么意见,以及对派性的看法。李庆霖在谈话中,竭力夸大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纯正良好,带来的影响大、范围广;批评地、县委是“官僚主义机构”,听不得群众意见甚至压制群众,对他“代表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长期拖延不予解决;还攻击地委书记肖文玉搞“修正主义”,是“典型的走资派”。他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两个钟头,对自己没有片言只字的自我批评。

廖志高一直耐心地听他讲完后才说:我没有看过你的入党申请书,不知道你认真学习过党章没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作为党员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党的各级组织?李庆霖一问三不知,什么也答不上来,瞠目结舌,表情十分尴尬。然后,廖志高针对李庆霖讲话中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希望李庆霖认真考虑,切实改正。在此情况下,李庆霖开始时一贯正确的态度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对廖志高的讲话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完全接受批评,毕恭毕敬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拨开乌云见青天”“开了窍”,一定“铭记在心,痛改前非”……谈话结束时,廖志高要他立即去福建省委党校报到,放假以前不要再回莆田,一定要与那些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保持距离。李庆霖表示“坚决服从”。但是,李庆霖到党校不久,就返回莆田,再没有回来。据莆田地委反映:这次谈话后,他的派性活动的确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停止。

1975年夏天,福建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工作逐步深入,福建省里有名的3个帮派头目坚持派性,经多次批评教育仍拒不改正,还制造谣言,兴风作浪,福建省委请示中央拟对他们实施隔离审查。8月,中央派专机接廖志高、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委常务书记朱绍清到北京,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中央研究后,同意省委对几个帮派头目隔离审查。这一举措在全省引起很大震动,李庆霖也在莆田地区作了检讨。

不久后的一天,李庆霖专程到福州汤井巷廖志高住地,交出一封香港刚刚给他寄来的匿名信,要求廖志高的秘书“尽快转呈廖书记并请省委审查”。这封信用词隐晦,大意是:上次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表扬,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国做出更大贡献。当时,李庆霖表情十分紧张,一再申明:此信内容纯系谎言,是有意对他打击诬陷,廖书记有何指示和省委审查结果,希望能尽快告诉他,必要时他可再来福州,随叫随到。廖志高阅毕这封信后说:李庆霖及时主动交出这封信的行动就说明他不可能有这类问题。并让秘书把这一封信交给公安部门研究分析、酌情处理。公安部门很快就答复:这是台湾驻香港特务机构离间干部、群众特别是一些知名人士同党的关系,蓄意制造混乱的惯用手段,他们收到和保存的类似信件很多,一般未作处理。后来,廖志高秘书请莆田地委来省开会的同志回去转告李庆霖:此事纯属无中生有,不要为此背包袱。

中共福建省委以反派性为突破口进行全面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一大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重新被起用,原来“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成为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些经过整顿的各级领导班子,对抑制“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在福建的倒行逆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后,福建的帮派势力头头在给王洪文的信中无可奈何地哀叹:当前,福建批邓的阻力很大,这是由于去年组织上大调整后的缘故,尤其是省、地两级领导班子中,扶植了一大批复辟势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很难发动。

总之,在邓小平的坚决支持下,中共福建省委坚决进行全面整顿,全力以赴,消除派性,增强党性,调整领导班子,起用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注释】

[1]《当代中国的福建》(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