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大胆实践,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凡是不带任何偏见的人,都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追根溯源,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源头,应当从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全国各个领域进行的“全面整顿”说起。

对此,邓小平是这样讲的。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谈话中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邓小平还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里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1]

从邓小平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整顿就是改革。邓小平在1975年搞的全面整顿,实质上也就是全面改革的先声和前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奔腾向前的改革潮流,其源头应追溯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全国各个领域进行的“全面整顿”。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然而,从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连绵不绝,一个接着一个,成为党和国家高于一切的放在首要地位的“头等大事”。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等,却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中,“政治运动”压倒一切,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进行了有力的尝试和实践。

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到1975年已经整整搞了9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已经厌倦这种无休无止的所谓“政治大革命”。人心思安,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们再也不愿进行这种永无止境的“穷折腾”了。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宏伟目标,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四届人大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希望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几年“天下大乱”以后,逐步走向“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轨道。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天下大治的希望。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知要求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广大群众。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正确指示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方法。他很快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在长沙听取李先念汇报经济工作时提出的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汇集概括在一起,加以提炼,提出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指导方针。

在1975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和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2]

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从顺序上看,不能不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放在第一项,但在实际上,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底否定。“三项指示为纲”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从邓小平1975年大力坚持“以三项指示为纲”来全面推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来看,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方针中,实质上已经具备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雏形。因此,“以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也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纲”。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长期的“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社会动乱,政治动荡,停工停产,生产下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在各个领域批判极左思潮,国民经济才开始出现转机。经过1972年和1973年全党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社会总产值按现价计算达到4776亿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8.6%;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38亿元,施工项目1627个,完成168个,新增固定资产23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7%,比上年的55.7%提高13%。社会商品零售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收支平衡。这样,1973年的国民经济情况成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但是,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江青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任务仍是反极右的主张,掀起了反对“右倾复辟”的逆流,把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诬蔑为“黑线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样,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又被打断。1974年,“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攻击诬蔑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采取的反极左和调整经济的有效措施为“复辟”“倒退”,等等。同时,又利用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于是,神州大地出现新的一轮动乱浪潮。国民经济再次陷入全国性的危机之中,生产下降,运输阻塞,财政困难,市场紧张,人民生活受影响。首先,煤炭、钢铁和化肥减产。煤炭减产又直接影响整个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造成不少企业停产和半停产。其次,在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很多路段因发生动乱,通车减少,使各大主干线的运输受阻,造成一些大中城市、工业基地和市场用煤告急。港口方面也出现了严重压船现象。再次,财政出现赤字,数额越来越大,1至5月份赤字为5亿元,1至8月份达到27.2亿元。3个月增加赤字12亿多元。由于工业生产下降,日用消费品花色品种减少,供应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为了改变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企业中离岗人员迅速返回,制定增产节约措施等。但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这些措施并未使经济萎缩的局面得到根本好转,1974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以主要产品产量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低于上年的实际水平,如钢减产16.8%,原煤减产1%,棉花减产4%,纱减产8.3%,铁路货运量下降5.2%,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5.3%,外贸逆差6.7亿美元,财政赤字7.7亿元。^[4]

由于1974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煽动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生产下降,铁路不通,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重重困难,忧心如焚。他按照四届人大提出的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以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勇气,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地着手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在较短的时间里,收到了极大的成效。

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铁路开始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由于“四人帮”在铁路系统的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郑州、南昌、太原等地铁路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到1975年2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量降为42900车,比计划欠装5000车,距实际需要相差12000多车,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针对这种情况,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2月中旬的一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进行研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进会场的时候,边走边愤慨地说,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他坐下后,与会同志便纷纷反映徐州等几个铁路局严重阻塞,影响津浦、京广几条大干线运输的紧迫情况。经过一番讨论,邓小平迅速拍板:立即进行整顿,迅速扭转局面,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创造条件。谷牧当时负责分管工业交通,被指定组织起草文件,准备召开会议,进行部署。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随即部署以铁路整顿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努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针对当时铁路许多地方派性严重、领导班子瘫痪、线路堵塞、货物积压、安全不稳、运输指挥不灵的状况,邓小平尖锐地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并点将请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挂帅,深入到第一线,重点解决徐州、南昌、长沙、昆明、郑州等铁路“重灾区”的问题。

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和筹备工作,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首先强调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由于十年内乱把许多领导干部整怕了,重新工作以后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对此,邓小平在讲话中有针对性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因而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的怪现象,强调要认真抓好生产。他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609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在有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邓小平提出了四条措施:

一是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邓小平指出: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这些年铁路职工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增加,可是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现在每天只装4万多车。据有的同志讲,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5.5万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当然,地方的责任并没有减轻。铁道部门的工作没有各地的支持是做不好的。因此铁道部门与地方之间应当加强协作,采取一致的步调。

二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邓小平说:这也是中央的决定上讲的。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比事故最少的1964年的88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现在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年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三是采取有力措施“反对派性”。邓小平强调: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四是要切断铁路系统“派头头”与地方“派头头”的联系。邓小平说: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这次确定,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道部有这个权。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我们也不捉人,当然反革命的除外。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最后,邓小平郑重指出:对中央的决定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请大家估计一下。有80%的人拥护,中央的决定就能行得通。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集中统一赞成不赞成?组织性纪律性赞成不赞成?必要的规章制度赞成不赞成?闹派性要不要反对?对闹派性的头头要不要调开?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所以,3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

邓小平认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5]?(www.xing528.com)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于3月5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形式下发。文件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充实、加强了各铁路局、铁路分局的领导班子,调离、撤职、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专搞派性的坏头头,初步稳定了铁路运输的秩序。

在铁路整顿中,徐州铁路分局是一个“内乱”严重的“硬骨头”,也是铁道部部长万里抓出的一个“由乱到治”的典型。

江青集团于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使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下降,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徐州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城市,问题极为严重。“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少数人借机重新拉帮结派,成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批林批孔运动联络站”等非法组织,大搞打、砸、抢,破坏生产,阻碍交通运输,并抢占徐州市委、徐州铁路分局办公用房,围攻徐州分局主要负责人,强行扣押徐州市委领导干部,迫使徐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转入“地下”办公。1974年底,徐州铁路分局119台机车有59台停驶,生产运输处于半瘫痪状态。至1975年2月,徐州铁路分局已连续20个月没有完成运输生产任务。徐州站严重堵塞,津浦、陇海干线无法畅通,严重影响了全国货物的运输。由于北煤无法南运,造成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不少企业停工停产,严重影响徐州地区及全国的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因此,迅速解决徐州铁路运输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中央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工业书记会议期间,在中共中央9号文件和邓小平重要讲话鼓舞下,铁道部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对全国铁路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进行全面整顿。3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第二天,铁道部部长万里派铁道部临时党组成员李新率领的铁道部工作组就到达徐州铁路分局,了解情况,调查研究。9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万里迅速会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一名副主任前往徐州。

3月10日至20日,万里与铁道部工作组对徐州铁路分局进行全面整顿。其主要经验是:

大力宣传中共中央9号文件,使中共中央整顿铁路工作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3月10日,徐州铁路分局召开万人大会,由万里传达中央9号文件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11日,徐州市、徐州地区联合召开党员大会。12日,徐州铁路分局机务段举行誓师大会。在各种会议上,万里深入宣传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关于铁路整顿的指示,号召广大铁路干部和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路线、讲团结、讲纪律,狠批派性,扎扎实实地把铁路工作抓上来,克服薄弱环节,彻底改变面貌,实现铁路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名副其实地当好“先行官”。在万里和铁道部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徐州铁路分局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高潮。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从职工到家属,纷纷议论国家大事,领会中央整顿铁路的方针政策,形成迅速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广大铁路职工纷纷表示:千有理,万有理,不顾大局,就没有理,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把铁路运输搞上去。

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和徐州铁路分局机关,限期解决“软、懒、散”问题。万里和铁道部工作组针对徐州铁路分局存在的部分负责干部思想不端正,派性掌权,对闹派性的人不管不问的现象“对症下药”。万里利用各种机会,旗帜鲜明地批判派性,逐个找徐州分局党委常委谈话,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谈话帮助他们端正思想,克服派性,搞好团结。对派性特别严重的负责干部,万里毫不含糊地批评他们的错误,明确指出,如果坚持不改,就要采取组织措施,绝不允许妨碍大局。他严肃地对一位派性十分严重、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徐州分局党委常委说:“你把派性带进党内来,披着革命的外衣,这样的危险性就更大了!”“我们的干部,不能靠山头吃饭,想拉个山头,保护自己,办不到!这叫结党营私!你们政治部不很好的检讨,要调整!”^[6]万里反对派性的态度,极为鲜明,对铁路分局党委常委们震动极大。分局党委常委大都对照自己,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从根本上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在此基础上,万里和铁道部工作组对徐州铁路分局及下属若干车站、段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对于群众意见较大、问题严重的分局党委常委,调整了工作。有中央9号文件做后盾,各级领导干部端正思想,放手管理,行使职权,使领导班子长期以来存在的“软、懒、散”问题很快得以克服,基本上做到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此,从徐州铁路分局到各下属单位的领导集体,成为铁路整顿、多拉快跑的“火车头”。

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坚决打击极少数坏人。

十年动乱中,一些派性头头的破坏捣乱,是造成徐州铁路混乱的重要原因。万里和铁道部工作组首先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以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为主题的自我教育运动,在各单位广泛谈心、小组座谈的基础上,召开安定团结大会。同时,对跟着派性头头跑的人,着重进行正面教育,限期3月底改正错误。最后,对为首的坏分子,集中力量,坚决予以打击,决不手软。3月9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根据邓小平关于铁路整顿的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精神,发出著名的《三九通告》,要求全省各级领导机关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各种破坏活动,对策划指挥破坏交通运输的为首分子依法严惩。徐州市委坚决贯彻,雷厉风行,3月10日分10个会场召开包括铁路分局干部在内的全市干部大会,宣读《三九通告》,宣布逮捕长期以来利用派性,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运输,大搞打、砸、抢的帮派头头顾炳华。徐州市公安局立即逮捕以顾炳华为首的几个坏分子,对其他骨干成员做了争取转化教育工作,最后处理3名。同时,清理收缴各种打、砸、抢物品3000余件,从根本上扭转了徐州的“内乱”局面。这次处理极少数派性头头,极大地震动了一些闹派性的人,促使他们转变思想,作出检讨,改正错误。在很短时间内,徐州铁路分局所有派性组织全部解散,派性思想得以清除,良好的工作生产运输环境得以形成。

认真落实政策,做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中被误伤的干部、群众的平反工作。在十年内乱中,从1969年11月开始,徐州市相继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尤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徐州市共有6000余人受到错误审查,由于大搞逼、供、信,一些人被迫自杀,受到牵连的达数万人。在这些运动中,徐州铁路分局也深受其害。万里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这些严重情况后,指示徐州市委、徐州铁路分局党委抓紧时间,落实政策,认真做好平反工作。徐州市委立即组织专门班子,为在上述运动中被错误审查的干部、群众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销毁材料,消除影响。对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411人,做好平反昭雪和善后工作。至3月底,有近90%的人得到平反,整个平反工作在4月底全部结束。徐州铁路分局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应平反的359人,和“清队”中被误伤的121人,在半个月内全部落实政策。在平反工作中,徐州铁路分局特别注意做好老工人、老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平反工作,把这批人充实到生产第一线,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又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心情舒畅,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这些工作和生产中的领导骨干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迅速恢复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铁路运输具有“半军事化”性质,铁道系统的规章制度一直是较细较全的。“文化大革命”中,铁道系统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劳动纪律松弛,铁路事故增多,运输生产停滞不前。为此,万里要求徐州铁路分局抓紧恢复和建立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加强组织纪律性。根据中央9号文件,徐州铁路分局迅速恢复、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并对每项制度都作了详细的分解说明。为了使各项规章制度都能贯彻落实好,徐州铁路分局还把各项规章制度“上墙上身,入脑扎根”,制定了严格的考评和奖惩措施。“上墙”是把各项规章制度工整地抄写出来,醒目地张贴在班组、科室的墙上。“上身”即分别工种、职务,将应遵守的各项条款,分别油印成小册子,人手一册带在身上。“入脑扎根”即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背诵自己要遵守的各项制度。经过考评,对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制度好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表现差、不遵守制度,轻则予以批评,严重的则扣发工资。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徐州铁路分局搞好运输生产建设,确保运输安全正点的有效保障。

狠抓生产建设,切实把铁路运输搞上去。“政治挂帅必须落实在业务上。”铁路整顿的目的,是把铁路运输生产搞上去。为此,徐州铁路分局制定了3月份基本上解决问题,4月份小上,第二季度大上的目标,猛攻薄弱环节。为了掌握生产运输的主动权,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徐州铁路分局党委只留两人负责日常工作。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等领导干部都带领机关人员,分成5个组,深入生产第一线,一是和工人一起学习,顶班劳动,抓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二是抓生产调度,抓质量,抓行车安全等。三是检查督促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进行现场办公。四是及时解决职工生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注意关心解决职工生活上的困难。各基层段、站的负责人更是以身作则,参加班前点名,进行思想发动,跟随机车出勤,切实逐项解决具体问题,抓交班分析会,及时总结交流经验。许多工人赞扬说:“我们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干群同心干,生产大发展。”广大铁路职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并发出豪迈誓言:“中央指示作指南,安定团结促大干,多拉快跑保安全,当好运输先行官!”机务段党委带领机务段职工出满勤,干满点,保证要车有车,要人有人。车辆段,干部和职工抢时间,争速度,组织修车大会战,及时修好77辆车投入运行,做到天天完成计划,保证均衡生产。列车段的许多运转车长抢困难,挑重担,广大乘务员宁叫人等车,不让车等人,保证列车正点运行,涌现出一些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安全行车的模范。工务段,广大职工抓紧设备检查,使线路质量不断提高,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在整个铁路分局,各段干部、工人紧密配合,团结协作,形成了保障铁路畅通无阻、安全正点的热潮。

万里和铁道部工作组对徐州铁路分局的整顿,大见成效。通过广大铁路干部和职工努力奋战,短短半个月时间,徐州铁路分局面貌焕然一新,运输生产形势迅速改观。3月20日,列车通过对数由原先38对增加到72对,机车出车台数由70台左右上升到90台以上,徐州车站办理车数,由3800辆增加到7700辆。在车辆增加的情况下消灭了无车长、无守车、无货票的“三无”列车,日平均装车由200多辆增加到1400多辆,保证了煤炭等主要物资的正常运输。

万里主持的铁路整顿与经验,具有极大的典型示范作用。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万里对徐州铁路整顿情况的介绍。这次会议,肯定了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和全国铁路整顿的成绩,对下一步铁路整顿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铁道部的坚强领导和直接指导下,“由乱到治”的徐州铁路分局重新焕发了青春。广大干部和职工遵照中央指示,反对派性,增强党性,狠抓管理,使运输生产持续上升。4月28日,昔日全国铁路系统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提前3天完成月度运输计划,结束了连续21个月完不成任务的状况,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为此,国家铁道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分别发出贺电,对徐州铁路分局提前完成运输任务致以热烈祝贺。

铁道部对徐州铁路分局整顿的经验,对徐州地区和全国铁路运输与工业系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4月,徐州市完成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提高3.2%,5月上半月比上年同期提高36%。徐州矿务局2月平均日产只有1万吨,4月平均日产已达2.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40%,5月上半月又有所增长。全面整顿在徐州市各行各业都取得显著成效,形势大好,形势喜人。

与此同时,铁道部在全国铁路系统大张旗鼓地组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邓小平的讲话,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观点明确,措施得力,言辞犀利,针对性强,受到铁路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后,广大领导干部挺起了腰杆,说话响了,胆气足了,魄力大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到4月份,原来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干线都得到了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局超额完成装车计划;剩下的南昌铁路局虽然没有完成计划,情况也有好转;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900车,是5年来第一次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全国铁路货物运输量,由上年的下降5.2%变为增长12.9%。

真是“全面整顿”,一抓就灵,首战告捷,铁路先行。

在铁路整顿的全过程中,邓小平经常听取铁道部的工作汇报,给予具体指示。铁路运输秩序得到有效的治理和整顿后,他又及时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以铁路促钢铁、促工业、促全国各项工作,在各个领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混乱局面。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55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页。

[3]同上书,第12页。

[4]《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79～380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7页。

[6]《徐州地委档案》第494卷,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