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第4章：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

1975年5月3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主题是批评“四人帮”,强调安定团结和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这次会议再一次奠定了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根据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意见,5月4日,在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首先与邓小平单独交换了贯彻落实毛泽东讲话的意见。然后,又抱病从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会后,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周恩来坚决拥护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批评,指出:“有错误的,要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5月8日,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政治局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一事。会上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并确定,由王洪文向政治局通知此事。

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洪文正式通知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的全体会议待邓小平访问法国回国后再择日举行。5月14日晚,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兼见客的疲惫,打电话给王洪文,详细询问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于15日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5月12日至17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法国,大获成功,进一步确立了国际政治家的形象。

邓小平访问法国回国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说明毛泽东经过对邓小平重新工作以来一段较长时间的考察和了解,进一步加强了对于邓小平的信任和期望。在自己年迈,周恩来病重,对王洪文失望的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把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把对党和国家未来的希望,郑重地放到了邓小平身上。

按照周恩来5月8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将要开会,贯彻毛泽东5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精神,对江青集团挑起事端、掀起批判所谓“经验主义”进行批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5月21日,周恩来就5月4日、8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泽东4月23日批示和5月3日讲话一事,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介绍常委会所商意见后,着重对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指出:姚文元文章中讲道,“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之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1]也是引用姚文元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3月1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3月、4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22日,张春桥在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姚文元也在批语中称,对一些情况“不了解”。22日,周恩来再次致信张春桥,驳回张春桥所谓“不确切”的说法,在重述张春桥于批林整风中就已有批判经验主义的思想后,指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三要三不要”是毛泽东的一段话:“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作者注)同日,张春桥阅后写道:“不再改了。”在接到退件后,周恩来将21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阅批^[2]。

周恩来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这封信,旨在说明关于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事,邓小平曾经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具有人所不及的超人政治智慧的周恩来,要通过这封信在会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交底——此次会议讨论的有关问题,是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5月27日和6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5月27日的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主题发言,并针对江青集团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等三个问题,对他们提出质问和批评。邓小平首先指出:5月3日主席在政治局的讲话,提到了党内生活的很多原则,这是告诫政治局这个党的核心机构的。这对于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这样,才能给全党做出榜样。

接着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江青集团说,4月23日,主席批示后,27日政治局就讨论。有的同志说这次会议上讲话过了头,也有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我认为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百分之四十的问题都没有讲,讲了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去年的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却说成是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意思,后来由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提出要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别的事情都不那么雷厉风行,批经验主义却是雷厉风行。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是却钻出来这么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最后,邓小平强调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邓小平的发言,有理有据,实际上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总清算。他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揭露了江青拉大旗作虎皮、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处处抬高自己的真相,沉重打击了“四人帮”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会议继续5月3日的议题。

但会议一开始就遇到冷场。张春桥的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再沉默。”

就在这时,叶剑英挺身而出,根据5月3日提出的会议议题,作了批评“四人帮”的长篇发言。

叶剑英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要学习马列主义;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第三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在讲这三个问题时,叶剑英一一列举了“四人帮”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私自另搞一套的严重错误,严厉批评他们,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对修正主义”。大搞“四人帮”。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事先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

叶剑英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严守纪律。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

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正气凛然。

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也作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

王洪文迫于形势,不得不在6月3日的会议上作了一点很不深刻的“自我批评”,但在实质上,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仍然是坚持错误,为自己和江青开脱。

在6月3日的会议上,迫于毛泽东的指示,迫于会议上形成的批评“四人帮”错误的强大压力,江青也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一点名曰“自我批评”,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的发言。江青在发言中说,自己在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有体会,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批评江青,源于他当时的战略部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9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是当时毛泽东思考的大局和战略部署。江青集团无视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干扰了毛泽东的大局和战略部署,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所以,他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击江青集团的无法无天的气焰,为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良好的基础。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两次非常成功的会议。会议以批评“四人帮”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质问。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中央政治局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文化大革命”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狠狠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使他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会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批评了“四人帮”的严重错误,使他们不得不低首检讨,作“自我批评”;会议是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一次有力反击,维护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确原则。

在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集体批评下,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出了书面检讨: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 青

28/6 1975

中央政治局5月27日、6月3日两次会议开过以后,毛泽东很快知悉了详细内容,听说会议批评了江青,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这个会开得好呀!就是要斗她一斗,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5月27日、6月3日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对邓小平敢于坚持原则、批评“四人帮”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进行了鼓励和赞扬。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邓小平对毛泽东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

“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犯了严重错误,所以对“四人帮”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刘少奇是肯定的。庄则栋^[3]原来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在国务院领导成员分工中,国家体委的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负责。陈锡联担任副总理是毛泽东亲自提的名,但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有事却不找陈锡联请示、汇报,专门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看来,毛泽东对这一情况是了解的,所以专门在这里提了出来。后来,邓小平专门召见庄则栋,对庄则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欣慰地说。语气中包含着对邓小平的赞扬和肯定。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毛泽东对邓小平充满信任地说。(www.xing528.com)

……

听完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满意地鼓励邓小平说: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邓小平对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

“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毛泽东引用了一句古语,对邓小平表示支持。

“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邓小平说。

毛泽东表示,这是我赞成的。对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和充分信任的态度。

不久,江青迫于毛泽东让她找邓小平谈谈的指示和压力,不得不亲自到邓小平家登门拜访。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江青找我,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其实,邓小平和江青都明白,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不是通过一次谈话就可以解决的。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把中国引向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要坚持“文化大革命”、坚持“批林批孔”、坚持搞“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因此,围绕着否定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经过在武汉、长沙、杭州的休养回到北京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随即准备实施白内障手术。

本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但是,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却给了毛泽东的精神和健康以沉重打击,身体日渐衰弱,疾病缠身,大约在1972年开始出现了眼睛白内障。

对于治疗毛泽东的眼睛白内障,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在北京、武汉、长沙、杭州养病期间,中共中央多次组织中国第一流的眼科专家,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体会诊。眼科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进行白内障手术。一位眼科专家回顾其中一次会诊情况时说:那天,我一进305医院的会议室就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有心脏科的、有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好几十位。按照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历后就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历,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历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重要的人物。

中共中央根据医学专家意见,确定对毛泽东的眼睛白内障进行手术治疗后,经过反复筛选,选中了北京市广安门医院眼科负责人唐由之担任手术医生。唐由之这一年48岁,早年曾经拜著名中医大师陆南山为师,随后又在北京医学院学习5年西医,是一位既精通中医又精通西医的青年专家。

1975年初春的一天,唐由之被中央有关部门用飞机送到杭州,开始给毛泽东治疗眼疾。他回忆说:飞机起飞后,我从阳光的方向辨别出飞机是在朝南飞,大约一个钟头,飞机降落在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一行共5个人,知道要见毛主席,我们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便坐着红旗牌轿车来到毛主席休息的地方。

当我们进去后,看到一位老人身上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一双拖鞋,头发很乱,身子靠在沙发上。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叫张玉凤。

张玉凤说:“主席,医生们来看你了。”我们一一通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同仁医院眼科专家)。毛主席很幽默,一听他叫张晓楼便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了许多。可此时我的心情却有些难受。因为报纸上描写的主席总是红光满面、嗓音洪亮、神采奕奕的。所以一看到他那灰白而蓬乱的头发,觉得反差太大。我更没有想到主席这么朴素,穿的衣服是带补丁的,拖鞋也是旧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手术。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席咳嗽得很厉害,同时吞咽部位也没有感觉。我们考虑,这个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这时如果咳嗽得厉害,缝合处就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他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有可能因受到挤压往外跑,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

西医的白内障手术是在人的黑眼球边缘切开,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而唐由之采取的中医金针拨障术则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切口不足2毫米,不需要缝针,而且伤口也容易愈合。这种方法从唐朝流传至今,尤其适合体弱的老年人。不过,这个手术的部位被认为容易引发感染等并发症而成为眼科的禁区。

在进行了2个多月的详细论证后,1975年春天的一天,唐由之被通知住进了中南海,中央决定由他来为毛主席做手术。

唐由之说: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西医怎么做,中医怎么做。

唐由之当时感觉到主席不是太愿意接受这个手术的,别人也告诉他,主席对医生的话是10句只相信3句。主席主张要动员自己身体内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他怕因为治疗而影响了工作。那时候唐天天去看主席,给他讲解病情,他不但不拒绝,总是耐心地去听。

通过唐由之的多次解释和说服,毛泽东终于同意做手术了。唐由之便把手术室设在了毛泽东的书房。从第一次给毛泽东会诊开始,他已经为此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唐由之还需要10天的时间做药物过敏实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发话。1975年7月23日,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

唐由之说: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得多,比较熟悉,便说道,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于是我对他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说:“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些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你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一听抬起手哈哈笑了,像“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一样的动作,手一挥便说道“做”!

决定做手术了,大家开始异常紧张。记得当时有一位心脏病专家,手里拿着冲眼睛的水壶,紧张得手发抖,“哐当”一声,水壶掉到地上;有一个护士来量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0多次。

张玉凤和我把主席搀出来。这时候我看到周恩来、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要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不要了,你看好主席就行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唐大夫,手术室内你都准备好了?”我说:“我都准备好了。”他又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当时就说:“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

晚上11点半左右,毛泽东伴着乐曲走进了由他的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疗组的成员都让唐由之在自己的眼睛旁边做最后一次麻醉练习。

唐由之说:麻醉做好了,心脏监护等也都准备好,我便开始给主席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对他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听着音乐做的一次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我都没有听见。

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毛泽东进卧室休息去了,唐由之就守在毛泽东卧室的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突然醒了。

唐由之说:看见主席醒了,嘴里边还说着些什么,我听不懂就问他:“主席,您哪儿不舒服啊?”主席说:“叫张玉凤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

我当时还以为他要写自己眼睛的情况呢,而他提笔写的是一首诗,诗中写道:“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因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这一首诗里边有“由之”两字,所以他念了这一首诗。下面一句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后来被国民党暗杀。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

手术后唐由之在毛泽东身边待了3个月,在离开中南海时大家要求跟毛泽东合个影,那天,毛泽东被请到了中间,他笑着说自己这下子成了老太爷,并高兴地说,请唐由之第二年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的手术。随后,唐由之被派往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这期间,左眼刚刚恢复视力的毛泽东就开始连续地接见外宾。

在朝鲜期间,唐由之曾回国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进行术后复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没想到第二年,唐由之还没来得及给毛泽东做手术,毛泽东就去世了。这成了唐由之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为毛泽东做摘除白内障手术一事,唐由之始终没有对外人提起过。直到1978年,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毛泽东题写给唐由之诗词的原稿后,这次当年保密非常严格的手术才开始被外人了解,而这一段经历,也成为唐由之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往事^[4]。

【注释】

[1]指《解放军报》1975年3月14日发表的《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和《人民日报》3月21日发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707～708页。

[3]庄则栋,生于1940年,北京人。1957年入北京乒乓球队。曾参加四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三次蝉联男子单打世界冠军。1960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61年至1965年三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并记特等功。1973年获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授予的复制的圣·勃莱特杯。同年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后,先后任山西临汾地区少年体校、山西乒乓球队、北京少年宫乒乓球队教练。

[4]王梦悦:《我为毛主席做手术——眼科专家唐由之的回忆》,载《党史信息报》2006年12月2日第756期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