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首次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三版）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指出:

“‘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央内部,一开始就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恢复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通过全面整顿使各项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邓小平的正确主张,一开始曾得到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并一直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而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的“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完全是靠“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乱中夺权,谋取私利,获得高官,登上高位,成为“文革新贵”和“政治暴发户”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更何况,他们还要继续依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由此而造成的混乱局面,篡党夺权,谋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利益呢!所以,对于“四人帮”来说,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整顿,不啻掘了他们的祖坟,破了他们的风水,断了他们的前程,绝了他们的美梦。他们以十倍的凶猛、百倍的疯狂,竭力反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对全面整顿。

因此,要搞全面整顿,就必须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

1975年春天,在四届人大“组阁”问题上遭到惨败的“四人帮”不甘心失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不久,就大肆鼓吹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大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老干部,妄图制造新的混乱。邓小平洞悉其奸,予以坚决斗争,粉碎了“四人帮”的图谋。

1975年3月,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张春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心险恶地提出了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声称“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借批判林彪进一步煽起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3月21日,“四人帮”指使《人民日报》发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什么“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大肆煽动反对“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发表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用心险恶地鼓吹打“土围子”。江青于4月4日在一次讲话中也大讲:“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她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大量发表“反经验主义”的文章。“四人帮”的目的,是借“反经验主义”为名,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大批具有丰富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大批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

邓小平识破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4月中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江青再次挑衅性地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要求政治局讨论时,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坚决抵制了这一无理要求。

4月18日,刚刚从南方养病后返回北京的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前来中国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时,对金日成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也生病。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接着,毛泽东指着参加会见的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那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在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以来,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就江青、张春桥等人鼓吹的当前工作应以“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坦率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而引起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向中央写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中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上作了重要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要求:“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四人帮”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质问。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总理的行动。

因为有毛泽东的指示,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至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手策动的“反经验主义”闹剧,便无声无息地收场了。这次斗争,虽然以江青不得不作自我批评而告结束,但实际上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一方和以“四人帮”为一方的围绕着否定还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已经拉开了帷幕,并将长期斗争下去。周恩来虽然身在医院,但对会议情况十分关心。4月29日和30日,他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也深知,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他们作好了和江青集团进行更加激烈斗争的思想准备。江青集团受到一次重大挫折,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在寻找新的时机,随时准备反扑过来。

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江青集团不甘心受挫,通过分析形势,认为王洪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毛泽东那里说话会有一定的分量,便策划由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曲解会议情况,攻击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说他们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说他们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诡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一看便知又是江青在捣鬼。与此同时,江青也向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打电话,要求向毛泽东报告这几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随即,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阐述他这一时期关于“以安定团结为好”的主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自1974年7月17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为“四人小宗派”以后,即赴武汉、长沙、杭州休养,直到1975年春天才返回北京。这是他近10个月来,第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同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见面。

当毛泽东进入会议室时,首先与周恩来亲切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共同心情。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和医疗情况。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治疗情况。

随后,毛泽东一面一一与到会的各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握手,一面妙语连珠,用他那凝聚着高度智慧的风趣和幽默,同政治局委员们微笑着说着话: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毛泽东与邓小平握手。

毛泽东风趣地说着话,又与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一一握手。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毛泽东与陈永贵边握手边说。在这里,毛泽东用非常含蓄的“政治语言”,指出“四人帮”盘踞的“钓鱼台国宾馆”“没鱼可钓”,其实是对“四人帮”的批评。这段话,当时曾传遍全国。人们一见面,就互相议论“毛主席说,钓鱼台无鱼可钓”,矛头指向“四人帮”。

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握手说话后,毛泽东又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握手。

“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毛泽东边说边伸出一个小手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毛泽东与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一握手后,会议正式开始。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

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对鼓吹“反经验主义”的“四人帮”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我说的是安定团结。”

按着,毛泽东讲起了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错误对党的严重危害。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提到教条主义,毛泽东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王明宗派主义集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核心的自称“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宗派主义集团——“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初陆续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他们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满口经典著作上的辞藻,自以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非他们莫属。而实际上,他们缺乏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缺乏艰苦斗争环境的考验,缺乏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因此,刚回国时,并没有受到重用。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华,一手操纵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等旗号,提出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观点。米夫强令会议补选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上台以后,一方面大批提拔“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同时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夺权”。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这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先后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等领导职务,被剥夺了对中央苏区党组织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统率指挥权。由于王明集团照搬外国教条,拒绝按照中国革命的规律办事,全盘否定毛泽东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发展党和红军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惨重损失: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损失了90%,中共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了100%,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从危机中把中国革命挽救出来。

这段历史,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毛泽东终生难忘,经常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回顾党的历史时,提起这段往事,意在引起全党警惕,教育后人。

毛泽东在谈到王明集团推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时,又提到“邓、毛、谢、古”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起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深恶痛绝。又说: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话,历来是深入浅出,在平凡的话语中蕴含着无穷的哲理,这是只有对人生、对世界、对哲学的认识都达到出神入化程度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这是真正的伟大智者的深邃思维的语言体现。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四人帮”,针对他们搞“四人小宗派”,指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www.xing528.com)

毛泽东又重复了两遍“三要三不要”,然后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

“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老九不能走”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把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向科技界、教育界的负责人作了传达,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奔走相告的一件盛事。“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毛主席说:‘我说老九不能走’。”这句话,曾经在全国广为传播。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江青插了一句,问道。

毛泽东的谈话,中心内容就是批评“四人帮”搞“四人小宗派”;批评“四人帮”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江青一插话,毛泽东的话题就指向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的话,尖锐地指出,江青缺乏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没有参加过党的历史上同几次错误路线的斗争,没有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

接着,毛泽东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乱送材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谈到了自己10个月来养病的情况:

“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在谈到这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大家见面的原因时,再三强调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三项基本原则: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搞什么帮”,说: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老人家的话,显然是结合他在20世纪20年代从事工人运动时,在社会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说明搞帮派历来不好。

毛泽东在谈了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了解的一些情况后,又背了一首当时工人中传诵的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长水无沙。

背罢,毛泽东对自己《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两句的含义做了解释。

也许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久未见面,也许是又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的豪迈岁月,在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谈话中,已经81岁的毛泽东抚今追昔,豪情勃发。在谈到三国时代的孙权时,又兴致勃勃地背诵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的两句话,并将其中的一句话加以改动,使其寓意更为深远: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当今惜无孙仲谋。

背了这两句词以后,毛泽东十分幽默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说: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叶剑英曾同林彪死党、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做过坚决的斗争。刘震、曹里怀在担任空军副司令员期间,也都同吴法宪做过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幽默的话语里,包含着对叶剑英和刘震、曹里怀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又让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叶剑英欣然答应,朗声背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神情专注地听着叶剑英十分流畅地背诵完辛弃疾的词以后,高兴地指着叶剑英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称赞道:“此人有文化!”并且再次背诵了该词的最后两句,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

最后,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