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长沙、杭州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的时候,毛泽东既没有出席会议也没有会见大会代表。因为毛泽东此时不在北京,正在千里之外的长沙养病。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中国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1]。

毛泽东是1974年7月17日离开北京的。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主持召开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目的,就是打击“批林批孔”运动之中江青集团的嚣张气焰,逐步为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创造条件。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武汉,在武汉住了近3个月。然后,毛泽东于10月13日清晨抵达长沙,在长沙休养114天。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曾经多次会见外国客人,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施特劳斯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战略家。“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2]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中国与苏联边境地区陈兵百万,频繁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威胁。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作出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实现了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中日建交、中德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在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中具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在保持与第三世界国家互相团结、互相支持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大力加强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从西方对苏联造成战略牵制。为此,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相继邀请欧洲一些著名政治家访问中国,并由毛泽东予以接见。

1975年1月12日到2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应邀访问中国。访问的时间安排好后,是安排访问日程,特别是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当时最困难的是周恩来总理患病住院,会谈、宴请只能由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恩来总理能不能见一次面事先不能确定。好在施特劳斯只是表示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交换意见,没有提出具体的愿望,因此安排日程还不太困难。他提出的要见中国经贸、科技、军事部门的负责人等要求,都可以满足。

当时的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王殊回忆说:

施特劳斯的访华日期向报界公布后,立刻在西德和欧洲引起了轰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也有攻击和谩骂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骂他是“反和平、反缓和的右派头子”,要到北京去“建立波恩-北京反和平轴心”。施特劳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来也没有向别的人隐瞒过,我打算到中国去了解中国的情况和那个国家的政治家对国际局势与两国关系的见解”,“我们必须把世界的全景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从来没有也不想去打听勃列日涅夫先生以及别的苏联领导人要到哪里去,将谈些什么事情,同谁去谈”。

在施特劳斯临行之前,我在使馆为他和两个随行人员,他的秘书福斯和《巴伐利亚水星报》的总编辑,以及10多个记者举行了欢送晚宴。施特劳斯对我表示抱歉,他的夫人因为家里有事,不能同他一起前去。我本来是不拟回国陪同他访问的,可是过了两天国内忽然打来急电要我马上回国,到北京后才知道要我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果我比他们还早几天到了北京。在他1月12日到达北京的当晚,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他会谈后,设宴招待他及随行人员和记者,我也应邀参加。当我走进宴会厅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都知道施特劳斯是反对党领导人,我作为大使是不必回国陪同他访问的,纷纷打听我这样快地回北京来是为了什么事。我当然不能说是回来参加四届人大会议的,因为那时人大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只有结束时才发表会议公报,因此只能对他们搪塞了几句,看他们脸色就知道他们一个都不相信,有的还说,“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好在我们在这里还有两个星期,可以顺便采访了”。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他和随行人员。开始时有记者在场,小平同志很风趣地说:“有些人对你的访问很恼火,给你戴了三顶帽子——和平、缓和、安全的敌人,给我们戴的还多得多。照他们的说法,今天我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的会晤。”这番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成为西德主要媒体第二天的大标题。会谈开始后,小平同志向他说明周总理患病住在北京医院,他是代表周总理同他会谈的。会谈结束后,小平同志设晚宴招待全体客人。

接连几天内,施特劳斯一直忙于同我国经贸、科技部门的负责人会谈,研究加强合作的途径。16日下午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和随行人员、记者才有机会前去参观他“从小学课本上就向往的长城”。刚刚爬上烽火台,陪同他的中方人员赶上来悄悄告诉他说有要事,请他立即回城里。他到了城里才知道,正在外地的毛主席要接见他。他立即在邓小平副总理陪同下乘飞机前去。毛主席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好。这次谈话是通过唐闻生同志英文翻译的。我这时才发现,施特劳斯英、法文都很好,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上大学已很晚了,但他非常用功,能说英、法文,在当时老一代的西德领导人中还是很少见的。会见时,他谈到世界不安宁,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保卫和平。毛主席非常赞成地说,很好,我们也是这么看,天天讲和平,天天准备打仗,我们不相信什么缓和、和平,欧洲要联合起来保卫自己。

施特劳斯乘飞机回到北京后,又从机场直接到北京医院简短地会见了周总理,回到宾馆已是半夜了。当他离开长城回城里时,没有同随行人员打招呼。不一会,德国记者发现他在游览时忽然失去了踪影,到处找他,终于过了半夜才在宾馆找到了他。施特劳斯对他们开玩笑地说,他到乌苏里江去了。他说,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讨论了欧洲和世界安全、缓和、裁军的问题,“毛主席和周总理是20世纪的两位伟大的人”。他说,他过去早已说过,在评价世界局势以及各种力量时,“必须把正在成长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放在整个估计中去,当时我受到讽刺、嘲笑和公开的诽谤”,他这次访问后,对他那时说过的话“今天得到了证实”。他说,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首次访华时,“就可看到世界正在从两极向多极的体系过渡”。

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在西德和欧洲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当然,赞成的、不高兴的、反对和谩骂的都有^[3]。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抵达南昌。在南昌停留3天,2月5日离开南昌继续向东,前往杭州。

2月初的一天,陪同毛泽东外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江西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将于近日乘专列抵达杭州,要求浙江省委负责安排接待,并必须保证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接到这个电话,浙江省委又惊又喜,喜的是又能见到主席了,惊的是怕主席的安全没有绝对的把握。本来保卫主席是一件光荣的任务,而此刻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却感到有些忧虑,甚至担心远远超过了喜悦。因为当时浙江两派武斗频繁,金华地区武斗更为激烈,武斗双方都动用了轻重武器,而毛泽东主席的专列要经过那些地方,万一出个意外,怎么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啊!于是,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考虑了一下说,路上的安全由我们自己负责。并说,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安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26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到下面的浙江省,专列安全竟然没有绝对的保证!如果不是十年内乱,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咄咄怪事!

本来,浙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但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天下大乱”,浙江被派性闹得纷争不已。林彪反革命集团也把黑手伸进浙江,利用其在浙江的死党干了大量坏事。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改组了浙江省委,决定由谭启龙、铁瑛主持省委工作,揭批林彪在浙江的罪行,解决浙江的派性问题。

谭启龙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带领浙江省委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浙江一度形势不错。可是,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省委遭到冲击、分裂,全省派性斗争又一次泛滥,金华地区武斗频繁,且愈演愈烈,已不是一般的舞枪弄棍,步枪、机枪、手枪、手榴弹两派都有,每天枪声爆炸声不断。1975年1月,铁瑛受省委委托去金华地区收缴武器,经过艰苦的工作,收缴了三四百支枪,武斗也停了下来,可当回省委开会的第二天,金华地区又响起了枪声。这种情况使铁瑛这位经历过8年抗战的“三八式”老干部深感痛心和困惑:党的领导如此缺乏权威和软弱无力的状况,即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也不曾有过!

这次毛泽东主席从湖南到杭州来,金华是必经之地。为了确保毛泽东的专列在经过金华时的绝对安全,浙江省委对金华武斗双方做了大量工作,并向金华两派下达了死命令:2月6日将有重要“外宾”专列途经金华,无论哪派有人开一枪,都要拿哪派头头是问!然而“文化大革命”以来天下大乱,党中央的命令造反派尚且看对不对“口味”,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更何况连续被冲击被批判的省委的指示了。为此,浙江省委负责同志一直在担心着毛泽东的安全问题。

2月8日晚上,汽笛一声长鸣,毛泽东的专列平安抵达杭州艮山门车站。浙江省委领导同志笑逐颜开,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谭启龙和铁瑛走进专列车厢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身体向前一倾,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双臂一用力,没要人搀扶自己站了起来。从他利落的动作来看,很难想象面前是位81岁的老人。

毛泽东与谭启龙、铁瑛一一握手问好后,示意他们坐下,然后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听了毛泽东的话,谭启龙和铁瑛都感到十分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

于是,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四届人大精神,造反派冲进会场,要把省委负责同志抓走,是警卫部队赶来才把省委负责同志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了,干部会议只能易地召开……”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造反派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作为省委负责同志,除了作自我批评,也不便在伟大领袖面前发什么牢骚。接着,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他们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最近一个时期浙江省的主要工作。

随后,因为熟悉谭启龙,毛泽东面带微笑地问铁瑛:“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

“河南人,南乐县的。”

“在哪里读书的?”

“在保定二师。”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在师生中发展中共党员,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

“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泽东连声赞赏道。“谈谈省里情况吧!”毛泽东又说。

谭启龙、铁瑛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省里许多工厂停了工。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批林批孔以后,造反派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正主义?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之乡,却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思索,表情凝重,有时还点点头。谈了20多分钟后,在省委负责同志的再三要求下,毛泽东才停止了询问,同意下车休息。

毛泽东毕竟已是八旬老人,身材魁梧,下火车已不太方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费了点劲,才下到站台上。汽车送毛泽东穿过市区向西湖的南岸汪庄驰去。

毛泽东住在汪庄1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主要是医治眼疾,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

过去,每当毛泽东到杭州,省委都安排有关方面根据毛泽东的习惯,在住地为他布置一个简易而又实用的书房,以便于他随时使用和阅读。由于毛泽东博古通今,博览群书,既熟读政治、哲学书籍又酷爱中外文学、历史著作,既善于作诗词,又精于挥毫泼墨。因此,选放在书房的书籍,既要面广,又要有所侧重。主要有:马恩列斯著作、哲学名著和中外史书。在古书中以一部丛书《四部备要》为主,从中选了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战国策》《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四书集注》《楚辞》《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百家诗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居易集》《宋六十名家词》《苏东坡集》《元曲选》《明词源》《国朝词源》《词律》《词林正韵》《诗韵集成》等,还有一部《清史稿》和一部《佩文韵府》。另外,还有一批如《三希堂法帖》之类的碑帖,一些影印本画册,一些名家的轴画和扇面真谱迹。毛泽东在办公、开会,批阅文件、与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之余,常常在这个书房中浏览、阅读他选中的各类书籍。据浙江省委警卫处为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管理图书的同志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在杭州期间,上述这些书哪些为毛泽东所翻看过,不得而知,但毛泽东这段日子天天在这个小天地里翻书看却是事实。在这期间,毛泽东曾提出要借看唐怀素和张旭的狂草书帖,是去浙江图书馆借的。

以后,这位“图书管理员”还为毛泽东借过《史记》《晋书》《魏书》《汉书》《明史》《古文观止》《兰亭序帖》《中国通史简编》《赛金花》《佩文韵府》《天演论》,还有一部关于佛教的书等。在1966年借过《观堂集林》《观堂别集》;1969年借过《小小十年》《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1970年借过《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1971年毛泽东来杭州是唯一没有借书的一次。那次在杭州期间,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紧锣密鼓最嚣张的时刻,风云突变,毛泽东在杭州没住几天就走了。

1975年这次毛泽东在杭州住下来以后,因为身患重病,身体虚弱,特别是严重的眼疾,使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终日手不释卷。当时,有关方面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六七位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组成医疗小组精心对毛泽东眼疾进行了多次会诊。这些眼科专家几乎是禁止毛泽东看书的,但他老人家是“宁可食无鱼,不可日无书”,还是让“图书管理员”给他借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创业史》,西方文学名著《飘》《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主要是为了给身边工作人员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时所用。此外,毛泽东还让给他借了《辛弃疾集》《全宋词》和《全唐诗》。

一天,毛泽东精神较好,兴致勃勃地给工作人员背诵了辛弃疾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然后,毛泽东又逐句作了解释。

3月21日,毛泽东满腹心事,在杭州住地读宋朝洪皓词《江梅引·忆江梅》:

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　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www.xing528.com)

这首词中,“余杭”即杭州,“燕台”指北方幽燕一带。

杭州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常来常往的地方,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水深流急的钱塘江多次游过泳,在海宁七星庙旁观过波翻浪涌的钱塘江大潮。在钱塘江大桥附近游泳的那一次,毛泽东先乘船直抵江心。然后,微笑着走向船头,轻松地沿扶梯下了水。警卫人员也跟了下去,游在毛泽东身后相伴左右。毛泽东游泳的姿势很多,一会儿仰泳,一会儿随意地划水,动作娴熟而有力,胸部以上都露出了水面,游得非常轻松,一点儿也看不出是60多岁的老人。大约游了半个多小时,毛泽东忽然在江心潜入水中,顿时消失了踪影。警卫人员见状无不紧张万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从水里猛地冒了出来,溅起一片片水花,大家都笑。游了一个多小时,警卫人员已经感到吃不消了,就上了后面跟着的救护船。随行护士见警卫人员上来,忙说:“时间太长了,该叫主席上来了。”这时,毛泽东正在江心踩水呢!警卫人员大声地喊:“主席,该上岸了。”

毛泽东抹了抹脸上的水花,幽默地说:“好啊,服从命令。”

毛泽东上了船,问警卫人员累不累,然后又回头留恋地望了望江水。

换上衣服,又点上烟,接过一警卫人员递给他的茶水时,毛主席说:“谢谢!你游得怎么样?”

“喝了两口水。”这位警卫人员实话实说。

“你喝了水,什么味道?”毛泽东笑了。“要学好游泳就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喝几口水会游得更好嘛。”毛泽东寓意深刻地说。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这是毛泽东为在浙江海宁七星庙观看钱塘江口涌潮而写的一首《七绝·观潮》。

钱塘江涌潮举世闻名,观潮胜地海宁闻名遐迩。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一次在杭州期间,恰逢钱塘江大潮。风流潇洒的毛泽东“抓住机遇”,在工作之余也抽空去观潮,与民同乐。这天上午9时,警卫人员先赶到海宁七星庙。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和几位领导同志乘车来了。毛泽东走到临时搭起的小帐篷边,看到警卫人员毛泽东就说:“还是你们快嘛。看到大潮没有?”

“大潮还在后面呢,等着你们来看。”警卫人员答道。

“那好啊!我们今天得好好看看天下奇观。”毛泽东大声笑着,朝大家说。

毛泽东和省委领导同志坐下来以后,边喝茶边谈话。他显得有点激动,不时地看表,又问大潮什么时间过来。省委领导同志说要到12点半。毛泽东看看表,说:“还有20分钟啊。”说罢,毛泽东又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过了一会儿,又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手搭凉篷遥望潮水过来的地方。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有的同志高兴地叫:“快来了,快来了。”

12时20分,钱塘江大潮奔涌而来,借着风势,发出震天撼地的隆隆巨响。毛泽东全神贯注凝视潮头,好像在思考什么,思绪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巨大的涌潮映衬着毛泽东魁梧的身躯,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绚丽画卷。

毛泽东观赏着大潮,微笑着鼓掌,大家也跟着他一道鼓掌。这时,细心地毛泽东发现一位警卫人员一直跟在他身后,马上移动了一下位置,让警卫人员也能好好观看一下钱塘江大潮,并笑着说:“我不会掉下去的,放心吧。”

大潮过后,毛泽东坐在椅子上休息。他问警卫人员大潮是怎样形成的,又将月球潮汐的理论向警卫人员解释了一遍,说:“南宋的时候,钱塘江大潮可直到杭州,那时人们可以站在吴山上观看。现在钱塘江大喇叭口因为泥沙堆积变小了,所以就要跑到海宁,海宁也要看不到钱塘江大潮啰。”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令大家极为佩服。

返回住地之前,毛泽东面对钱塘江美丽的景色,思绪万千,流连忘返。奔腾向前的滔滔钱塘江大潮给毛泽东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他以后在讲话中经常提到的“观潮派”一词,不知是不是源于这次钱塘江观潮的启迪。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期间,前后住了两个多月,在繁重的工作之后,毛泽东总要散步、爬山,作为休息和锻炼身体。其间,毛泽东几乎登遍了西湖周围的山山岭岭。有一次,毛泽东从钱江果园登上五云山,经过南高峰,攀上天竺山。在山峦起伏,道路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中,毛泽东步履稳健,神态悠然。当走到一条荆棘丛生的山路尽头时,天色已晚。但毛泽东仍然精神抖擞,大步流星,拨开拦路的荆棘,继续前进。随行人员提醒说,前边已经没有路了,早点下山吧。“世上本来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朗声说道。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大家硬是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新路。杭州市灵隐寺后,与南高峰遥遥对峙,还有一北高峰,为西湖群山之一,在北高峰附近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名胜。为了记载三次登北高峰的行动,毛泽东特意写了一首《五律·看山》:“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伟人笔法,历来是言简意赅,一首五律,将西湖风光一览无余,尽收诗中,真是大家气派。

1975年春天这次毛泽东在杭州,虽然长达两个月,但由于身体欠佳,已经再也不能到钱塘江游泳、去西湖周围登山、赴海宁观潮了。这期间,他委派随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经常找省委书记铁瑛,听他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

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铁瑛毅然选择了前者。自1974年他曾被造反派围攻、批判,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攻击他否定“文化大革命”,“请隐士”“举逸民”,宣传“唯生产力论”等,纲越上越高,造反派甚至想把他划到林彪死党之列。那时铁瑛已年近花甲,被批斗一年多,不知人瘦,只觉原来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荡荡。可是,铁瑛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他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从没动摇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绝不会看轻中国黎民百姓的温饱冷暖!

在当时十年内乱的特殊时期,要想实事求是地讲真话,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铁瑛始终坚持对党的领导人要讲真话,并为此受到过周恩来的表扬和鼓励。那是1972年3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解决浙江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铁瑛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依据大量事实义愤填膺地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的累累罪行后,周恩来总理面带微笑,握着铁瑛的手用力摇了摇,大声称赞说:“铁瑛同志,你真痛快!”然后,总理又握了握马龙的手说:“马龙同志,你也痛快!”

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铁瑛永远记住了周总理的微笑和“痛快”的赞许,无论任何时候,要坚持“痛快”地维护党的利益和正确原则。

向毛泽东汇报浙江情况时,铁瑛把省里存在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如实的汇报。指出最严重的问题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却已当介绍人,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例。他强调,如果在省里为所欲为的几个派头头不调开,如果“双突”的问题不解决,已被解放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就无法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就无法按四届人大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发展工农业生产,全省就无法实现安定团结,北粮南调的悲剧还要继续重演……

铁瑛心里清楚,当时中央内部并不一致,浙江造反派头头之所以敢胡作非为、气焰嚣张,是由于窃据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后面为他们撑腰,弄不好,自己还可能被批判、被打倒,然而,个人的荣辱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前途相比较,毕竟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铁瑛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毛泽东面前“痛快”淋漓地历数了造反派的劣行。

毛泽东在听取铁瑛汇报过程中,一言未发,显然是在对如何解决浙江问题进行思考。不久,毛泽东深思熟虑以后,让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对铁瑛的评价,并作出了解决浙江问题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拨通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迅速稳定了杭州局面,对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头头的嚣张气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叫好。

毛泽东历来强调联系群众。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与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交谈,了解民情。对当地派来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接触就多一些,因此,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对毛泽东都怀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1975年的春节到了。经汪东兴同意,以全体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的名义制作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祝贺新春佳节,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这份饱含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真挚情谊的礼物。

“来而不往非礼也。”过了几天,毛泽东让随行人员把外国贵客送给他的杧果转送给住地的警卫人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机要秘书张玉凤找到警卫处负责人说,外宾送给主席一批杧果,主席让转送给你们工作人员尝尝。警卫处负责人说:“谢谢主席对警卫战士的关怀。”随即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值班室,大家兴奋得不得了。但杧果数量有限,怎样才能使每个警卫战士都能分享到毛主席的关怀呢?警卫处党委研究决定,制作杧果的复制品,送给每个同志一份作为纪念。

平时,毛泽东喜欢与身边工作人员交谈,这是他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一天下午,毛泽东从住室出来,慢慢走到大厅去活动身体。这时警卫处负责人正在大厅内检查室内温度情况,张玉凤指着他对毛泽东说:“他是警卫处的领导,负责这里的值班。”毛泽东问:“你做警卫工作有多久啦?”警卫处负责人回答道:“从国外工作回来才调到省委警卫处的。”毛泽东又问:“你到过哪个国家?”警卫处负责人说,是几内亚。毛泽东就说:“几内亚的总统是杜尔呀!”警卫处负责人说,是的,主席记忆力好。接着介绍了几内亚人民对中国援外人员的友好感情,说几内亚人民每当见到中国援外人员就亲切招手,用法语高呼:“中国的主席毛泽东真好”,以此表示问好致意。但警卫处负责人也说,他们国家的制度既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有封建主义的东西,至今还是一夫多妻制。毛泽东听了以后说:“我们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富啊!不能给他们很多援助。制度是会改变的,不可大国主义哟!”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几内亚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警卫处负责人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如实地作了汇报,说那里是热带地区,没有四季的区别,因此人们的衣着比较简单。人民的生活比较艰苦,多数农民是靠吃玉米、木薯、水果等东西充饥,很少吃大米。上层人物和经商的人吃的、住的就比较好了。但不管是谁,对中国人的态度都是非常友好的。越南人和中国人肤色比较相似,因此几内亚人碰到越南人也打招呼“西纳呢”(中国人)。毛泽东听了以后,十分开心地笑了。

1975年4月12日晚上10时15分,毛泽东离开杭州经上海北上,于4月13日晚上顺利回到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地。

毛泽东早已与地方领导同志约定,来时不要接,走时不要送。尽管这样,毛泽东离开杭州那天晚上,当正在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关于“主席今晚要走,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快来”的电话时,仍然感到十分突然。当他们乘汽车赶到火车站时,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隔着玻璃窗,毛泽东与省委负责同志挥手告别。

看着毛泽东的专列风驰电掣般奔向东方,省委负责同志感到十分懊恼,也非常惋惜。因为失去了一次聆听毛泽东指示的机会。但是,他们又充满希望:毛泽东在杭州治病期间,通过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通过省委,通过其他各方面同志,了解到浙江大量情况,相信他老人家会作出新的决策,迅速解决浙江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果然,毛泽东回北京不久,中央便派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率领工作组来到浙江。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抵达杭州后,对省委负责同志说:这次带工作组来,小平同志亲自交代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王洪文原来管华东的事情,就把他也拉来了。本来王洪文不想来浙江,虽然勉强来了,也不正经参加会议,还想去温州看看,因浙江省委正开着会,他才未去成。

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还说:临行前去医院看望周总理,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交代。周总理很动感情地说:浙江是鱼米之乡,可现在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我听说,运粮的火车车厢上大字写着送给浙江懒汉吃,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总理眼角闪着泪花,语调十分沉重,最后再三叮嘱: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省委负责同志听了,心情非常激动。他们认为,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有小平同志整顿的决心,这次浙江问题,大有希望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

经过中央工作组的努力和浙江县以上干部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后下发。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浙江省委对各级机关、企业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大批人进行了清理,不够党员标准的,坚决劝退出党;不够干部条件的造反派头头,坚决调离领导岗位。纯洁了组织,打击了派性,扶植了正气,进一步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浙江省委贯彻中央文件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有效地纯洁了组织,批判了“派性”。因此在1976年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浙江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局面;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浙江的各项工作和工农业生产都能够顺利地进行。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毛泽东1975年春天在杭州通过调查研究作出果断决策所奠定的基础。

从1921年毛泽东前往浙江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到197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到浙江,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到过浙江40次。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王殊:《五洲风云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