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首次主持中央工作（第3版）

1975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10个年头。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政治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十年内乱的运动,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迫切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在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的更加激烈的斗争中,党内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帮派势力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斗争。

早在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为此,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同时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的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时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进行攻击。“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造成政治形势与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局面痛心疾首,渴望扭转危局,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全国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出面“组阁”,遭到惨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重病在身,年老体弱,因此,他们把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在欧洲勤工俭学,经历过资本主义大生产;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了解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长处和不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曾经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整整10年。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成“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流放江西。历史经过一段曲折发展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叶剑英一起,提议请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员,同时参加中央军委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74年12月,正在湖南长沙养病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名次在其他副总理之前)、总参谋长。毛泽东给予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终于来到了。

1月1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经过周恩来的精心运筹,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众志成城”,中共中央政治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阻挠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图谋。

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标志着毛泽东把对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历来都被视为是十分重要的职务,在全党、全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一位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功勋卓著的名将。

第二任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

第三任总参谋长是彭德怀(对外未公开),曾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第四任总参谋长是粟裕,在坚持南方红色游击战争和新四军华中抗战中皆为著名指挥员。其过人的文韬武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他筹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五任总参谋长是黄克诚,曾任红三军团师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素以深谋远虑、办事沉稳、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勇于直言。

第六任总参谋长是罗瑞卿,曾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抗大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公安部长等职务。精力充沛,办事干练,勇于负责,雷厉风行。

第七任代总参谋长是杨成武,长征中率“开路先锋红四团”斩关夺隘,一往无前。抗战中率部坚持华北抗战,曾大战黄土岭,毙敌酋“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解放战争中在华北战场东征西杀,屡建功勋。

第八任总参谋长是黄永胜,参加过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和井冈山的斗争,从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提拔上来后,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

第九任总参谋长是叶剑英(对外未公开),曾参与领导广州起义,长期担任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共十大以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以上九任总参谋长中,共有四位元帅、三位大将、两位上将。

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十任总参谋长,同时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总参谋长,第二位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总参谋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确实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研究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的会议。全会讨论了关于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与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四届人大讨论。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标志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邓小平在离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8年多之后,不仅重新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而且从原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上升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和更加重要的作用。全会还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会议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整整10年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位当时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回忆说: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次秘密会议,事前没有公布会议召开的消息,会议的各项活动也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在会后各新闻单位才予以公布。这是前所未有的。

大会的代表预先接到了将要出席大会的通知,但何时出发却不知道,通知的人只强调要严守秘密,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告知。1月2日,被送上去北京的军用飞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然后又转乘军用汽车去下榻的饭店。车上的工作人员早已把窗帘放下,汽车风驰电掣般行驶着,路灯若明若暗,看不清街上的景色,也不知道是向何方驶去。下车后才知道,代表们住的是北京西苑饭店,它的门口竖着两块很大的竹排栅,上面写着“修理期间,暂不接待”八个大字。而事实上,在饭店内先后住进了1000多位代表。到了客房发现,桌上摆有一份“大会代表须知”,规定在会议期间不准与外界通电话,不准外出访亲友,不准亲友来访等。众人不禁想道:“此次会议,非同寻常!”

1月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预备会议。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的时候,大会工作人员通知,按地区代表团分乘大客车赴会。几十部车分批陆续到达某宾馆集中,大家纷纷下车,由人引导步行进入了一条隧道。走过灯光不甚明亮的一条长而弯曲的隧道和一道道的闸门,不论男女老少都像夜行军一样,一个跟着一个,有时跟不上,还得跑步前进,经过颇长的一段路,代表们到达人大常委会地下室,拾级而上,才进入人民大会堂。

当时担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王殊回忆出席第四届人大时的情况说:

当时还在“文革”期间,党和政府的重要会议都规定要秘密举行,代表们就连父母妻子和至亲好友也不能告知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只有在大会结束以后才发表公报宣布有关消息。我到北京后第三天,就由大会秘书处派车把我接到国务院招待所,而且告诉我如无紧急事情不要出门,即使有事一定要出去,也要向秘书处请假,并且由秘书处派车接送。我参加的是国务院各部门的一个小组,大约四五十人,同党中央各部门的一个小组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内。代表中很多是年轻人,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老同志中多数是我过去熟悉、见过或知道名字的,特别高兴的是不少老同志还是刚刚“解放”的,他们说自己是老战士、新“解放”。我们小组的组长是万里和倪志福同志。倪志福同志是工人阶级出身,在“文革”中还过得去,他去拉丁美洲访问时经过巴黎,我同他在驻法国大使馆碰到过一次;万里同志在“文革”开始后当然是跑不掉的,成了“走资派”,我同他已是很久未见了,听说他还是周总理“保”出来的,吃了不少苦,但身体还不错。

那时,正是在“四人帮”横行霸道变本加厉的时候,社会治安极度混乱,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一片焦急和不安的气氛。代表们都很担心,到处打听国内的消息,也没有多少心思开会。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周总理患病住院,在大会上做报告时只读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很多代表在开会之前都听说周总理患病,但不清楚患的什么病,是否严重,但大家都避开不谈这件令人担心的事,只是在内心里希望他经过治疗后早日康复。这个通知使得代表们都感到总理的病情的确严重,大家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为了保密,13日大会开幕改在傍晚举行,而且代表们是乘坐地铁再经过地下通道进入人大会堂的。据说前一天下午的预备会议,代表们都是乘大客车到大会堂的,暴露了目标,散会时有两辆日本记者的小汽车跟在代表的大客车后面,一直跟到了招待所^[1]。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向全世界宣告成立到1975年,已经整整25年多了。然而,经历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内乱,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竟然像“地下党”开会一样,真是令人感到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在1月13日的大会上,朱德主持会议,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前,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草拟一个3000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稿。邓小平经过与“四人帮”的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5000多字,经济部分不到2000字,言简意赅,经过起草小组反复思考,决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内容相衔接。大会开幕后,周恩来强撑病躯,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在作报告时只让他念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其余部分由大会工作人员代念。当他念到“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时,引起与会的人民代表们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许多人民代表的眼里迸出了激动的泪花。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长期内乱以后,安定团结,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已经是人心所向,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在1月17日的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朱德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当选为副委员长。

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被任命为副总理。

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被国际舆论和全国人民普遍认为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力量的重大胜利,是“四人帮”受到的一次重大挫折。(www.xing528.com)

这个任命表明,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期间,非常自然地由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从而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

至此,由周恩来具体筹备,毛泽东最后批准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得到了圆满实现。

关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情况,与会的王殊回忆说:

大会开始,当周总理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他比我在两年前见到时显得苍老和消瘦,脸色也很疲惫和憔悴,做工作报告时声音也不像过去那样清晰洪亮。他只读了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从这些掌声中可以感到代表们对敬爱的总理的热爱和尊敬、担心和关心的激动心情。他站起来一再招手,向同志们表示感谢。很多代表热泪盈眶,还有不少代表低低地哭了起来。在后面两天讨论报告的小组会上,很多代表说着说着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了总理的健康状况上来,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继续领导大家克服困难,走出当前的困境,但也掩饰不住对他病情的焦虑不安,对国家和人民前途的深深忧虑。

第三天,我们又讨论了发下来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总理和副总理、政府各部部长的候选名单。代表们看到周总理将继续担任总理,不少老同志也将出任重要的职位,感到很高兴。但还是有“四人帮”的人马在台上,心中还是很忧虑。18日傍晚大会闭幕,代表们仍经过地下通道进入人民大会堂。大会没有进行投票,大家举手匆匆通过了名单。周总理出席了会议,没有讲话,散会时,同志们又向他热烈地鼓掌同他告别。有些代表说,希望下次还能看到总理;可是代表们同我一样再也没有能够看到他,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到会堂的大宴会厅去吃了一餐非常简单而又非常有意义的晚饭,大家吃得很高兴。这是周总理根据大家的要求吩咐大会秘书处安排的“大锅菜”和米饭,而且事先言明是要补交粮票的。我在总理那里也曾吃过两次这样的“大锅菜”,过了两天外交部就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通知来要我补交粮票了。

在大会闭幕之前的上午,邓颖超同志代表周总理到招待所来看望代表们^[2]。

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江青集团虽多方活动,但连遭挫败,“组阁”阴谋完全落空,推荐人选被排除在外。看到四届人大顺利闭幕,江青气急败坏,把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能够经常接触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召去,破口大骂了一通,以发泄怒气。

王海容、唐闻生在1976年10月17日写的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叙述:

1975年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预言在自己逝世以后立即得到验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舞台上仅仅又度过了28天,就被逮捕入狱,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从邓小平1973年3月1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成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的,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刘少奇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兼任任何职务(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也曾兼任过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位置十分重要,而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杨成武对林彪的阴谋均程度不同地有所抵制,所以被林彪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一一打倒。最后换了个死党黄永胜,上任仅仅三年多,就因“九一三事件”与林彪一同倒了台。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直由叶剑英兼任,直到经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亲自“点将”,邓小平才于1975年初正式出任此职。

纵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江西来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只不过更加暴露其霸权主义面目罢了。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例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伟大领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总理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长期政治斗争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反复思考,反复推敲,甚至离开北京,避开繁忙的国事,静下心来考虑问题。而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便坚决进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挡,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5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1973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这种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来着手纠正他自己意识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无论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都一再强调,坚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重演,坚决把“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多次严厉地批评江青集团,等等。这反映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实现安定团结、治国安邦的重任。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他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至此,由邓小平接班的政治格局已经基本确定。

邓小平,这位虽然经历了几落几起但仍然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的政治家,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第二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开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来抱病在医院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分工问题。2月1日,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请邓小平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列出,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由我来讲。

2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等副总理出席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3]。

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面。”

随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在讲话中说:今天没有什么事议,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

周恩来在讲话中,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所作的关于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今后这样的会议,请邓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4]。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明确提出:由邓小平副总理“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从此,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注释】

[1]王殊:《五洲风云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2]王殊:载《五洲风云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2页。

[4]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